周恩来总理是尽人皆知做工作最多、也是最忙的人。他为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其时，他的深夜电话经常接连不断，繁忙不已。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早晨。难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对周恩来个人提出的惟一请求是：“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半夜三更打电话
暗查各部建立值班制度情况
1965年的一天，在外贸部负责部长办公室工作的高首善刚一上班，部值班室的齐旭东就兴冲冲地跑进来报告说：“昨天夜里，我值班时周总理来电话了!”
高首善愣住了：周总理是亲自抓外贸工作的，可是在半夜三更还亲自打来电话，却没有想到。这不寻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他有点紧张，连忙追问道：“什么时候？你听清楚了吗？”
“没有错，是半夜一点多钟。”齐旭东说，“我正坐着打瞌睡，电话铃突然响了。我问：‘谁？’对方说：‘周恩来。’我当时没有听清楚，也不敢相信，又问‘是谁’时，对方回答说‘周恩来、周总理嘛!’这次可听清楚了，是他的声音。我有点慌，不知怎么办才好，脱口而出：‘周总理，您好啊!’‘嗯，好，你值班吗？没有睡，很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齐旭东，旭是九日那个旭。总理，您还没睡吗？’‘嗯，我在钓鱼台，你邓大姐有病，我有点工作，同时也正好照护一下她呀!’”
听到这里，高首善相信是周总理了，催促道：“快往下说，电话上交代办什么事？”
齐旭东说：“周总理说：‘值班很重要，应该忠于职守嘛!’接着指示说：‘哦，关于XXXX那个文件，告诉林海云同志先不要发，明天研究一下再说。’我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两次，真不好意思。说完还叫我记下来，不要忘记。”
齐旭东讲完了，高首善久久不能平静。他立即向林海云副部长报告了这件事。
不多一会儿，国务院通知林海云同志去开会。十点钟他回来了。告诉高首善立刻召集几位部领导人和办公厅的同志来开会。
会上，林海云传达说：“九点钟周总理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找了去，只讲了一件事。总理说：‘我早说要求各部建立值班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我检查了三个单位的值班室工作。外贸部的那位同志很好，电话立刻就接通了，我交代一件事，他听不清楚，一再问，这很好嘛，凡事要认真，听不清楚就问个明白，他敢一再地问，好。弄不清楚、含糊其辞是要误事的。XXXX单位的那个值班同志大概是睡着了吧，铃声响了很久才接。至于XXX的那位就不好了。我叫了很久，还算好，他接了，问我是谁，我告诉了他。大概是没有听清楚，他就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有什么要紧事，明天再说吧!就把机子撂了。太不像话!这样的值班室能起什么作用!’说完之后，告诉我们几个部：‘请你们回去再检查一下值班室的工作。’会后，把那个文件向我交代了一下。”
林部长传达完后，高首善明白了一切、感慨不已，趁此机会他又把昨晚发生在本部值班室的事情向在场的同志们重述了一遍，大家听后无不深受感动，实实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动的严格规章制度、恪尽职守的课。
深更半夜接到
请教外交急事的电话
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外宾们。事后，新华社记者徐熊把新闻写好后，送给正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的陈伯达审阅。陈伯达故作谦虚，用钢笔把原稿上排在他后面的康生的名字，勾到了自己名字的前面，却又要记者拿去让康生审定。谁知康生只瞄了一眼稿子，就说陈伯达已经看过了，他同意。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次排列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新闻”。尽管事实上没有人事安排的变化，但是稿件如果就那样轻率地发出去，定会引起人们的猜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马上赶回京西宾馆，求救于曾当过周总理外事秘书的马列同志。马列也认为稿件不能如此草率地发出去，就帮记者打电话到陈伯达和康生家里，但此时已近凌晨3点，接电话的人不敢深夜把他们叫醒，无法问他们。记者心急如焚，眼看这篇短短的稿件，仅因一个横生的小杈子而卡住，使《人民日报》不能按时截稿，从而全国的报纸都得等着。
后来，记者和马列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即使和陈伯达、康生通了电话，仍会有棘手问题不好处理。
想来想去，马列决定直接打电话请示周总理。记者觉得这么晚了去惊动周总理不太好。可是，刻不容缓，此事非请教享誉中外的外交家周总理不可了。
而且，马列肯定：一直都为了党和国家大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惯了的周恩来此时还没有休息，即使他已经睡觉了，也不会责怪别人的打扰。果然，马列把电话一拨，就同周恩来接通了。待马列说明情况后，周恩来明确指出：稿中名次必须按中央正式公布的次序改过来，这是中央确定的，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变动的。
周恩来不仅没有责怪他们，相反却表扬了他们对此稿所持的慎重态度。
事情经周恩来指点解决后，他俩不禁感叹：这么一个看来不大的问题，此时此刻却唯有请示总理才能解决，我们的总理一天要为全国人民操多少心啊!
深夜打电话
要谷牧抓紧处理工人纷争
1966年，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
9月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谷牧。
谷牧当时刚刚入睡。电话铃声把谷牧吵醒后，他即披衣去接，一听是周总理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
“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周恩来谈了大致情况后，要谷牧抓紧处理好这件事。
谷牧考虑到已经是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
“好!”谷牧听到电话中的回音后，就又睡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批示：
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份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您汇报。
周恩来
九·十六，二时
看罢批示，谷牧深深为周总理对人民的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周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
20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谷牧还依旧十分愧疚地说：“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然深感不安。”
半夜第三次打电话
将被关押的华国锋“捞”到北京
到了1967年1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的华国锋眼看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嘎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
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
1967年6月14日半夜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力促邓小平复出
并深夜电告南昌通知其回京
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被林彪以战略疏散的名义发配到江西。周恩来很不放心邓小平等人的安全。他只有用自己的影响，向下面打招呼。他两次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接电话的是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严肃而婉转地要江西关照好邓小平。
为了把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干部安排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周恩来花了不少脑筋。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之后，才选择江西这个地方。周恩来把这些虽然靠边站，但并没有被彻底打倒的中央领导，关照程惠远如何照顾之后，又把一个更大的难题亮出来了。这就是如何安排邓小平。
“汪东兴同志大概告诉你们了吧!”周恩来用含蓄的口气，把问题提了出来。 “不知道，总理!”程惠远不知道总理暗示什么。“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周恩来郑重地说道：“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邓小平同志是去农村锻炼，当然，不能把这些老同志当全劳力。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适当地照顾一下。在选择住处上，要尽可能的好一些。一下从北京到南方，气候上和生活上，他也许不习惯，你们要尽可能地给予方便。”周恩来顿了顿，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又叮咛道：“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派人多帮助，要指派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问题，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马上汇报，研究一个具体方案，再告诉我。”
然而，不久程惠远接到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其基本精神同周恩来电话指示完全相反：对从北京疏散下来的中央机关的走资派，要监督劳动改造，不日即可到江西。程世清清楚总理的威望、地位和权力。他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是举足轻重的，说话有分量。而且，他在电话里的指示十分具体，明确指示照顾陈云、王震和邓小平等人，这是不能怠慢的问题。他也听说过总理的工作作风，布置任务具体、细致、周到，事后他还要检查。对这样的领导人，采取敷衍的态度是不行的。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初步想法，他们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们江西对他们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来后，暂时可以先让他们在滨江招待所住下，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对邓小平的安排，程世清指示程惠远道：“让他去赣州吧!至于陈云和王震他们俩人，安排在什么地方，征求他们本人意见之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都给他们装上暖气。”
程惠远把这个意见给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果断地作出了指示：“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同志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年人了，生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他对邓小平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也作了具体指示：“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楼下是工作人员，最好是独房独院。这样能在院里作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作了如下安排：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的房子，又称“将军楼”。
周恩来早就主张解放邓小平，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
就在前不久，周恩来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时，更加迫切希望尽快起用邓小平这位精力充沛、才能非凡的治国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并接他的班。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批件，犹如接过一柄“尚方宝剑”，立即着手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反极左的批评，国内气候又趋阴冷，因此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
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况。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1972.12.18
由此信可知，在12月17日毛泽东“面示”周恩来时，并没有谈及邓小平一事，可是周恩来在信中却貌似顺便实则有心地把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不仅再次提出，并且进一步落实下来。
周恩来用心良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打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一天深夜，周恩来要通了南昌的电话。2月20日，度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放逐生活的邓小平乘火车由赣回京。
与此同时，北京的周恩来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东兴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的决定。
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经过激烈斗争，政治局最终还是在3月10日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使邓小平这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终于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接到毛泽东午夜电话商谈
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周恩来一行人下榻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在蓉园毛泽东住地1号楼，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4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
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早在晚饭前，细心的周恩来就预先粗略安排湖南省领导：“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到了晚餐时分，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后不久、身体还虚弱得很、正在康复当中，更何况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这天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谈话。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并最终敲定了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组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1974年12月以前，周恩来身边的保健医师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叶剑英等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因为早在周恩来赴湖南前，叶剑英等已议论过多次，觉得周恩来最尊崇和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很信任和器重周恩来，由他亲自出马“飞”一趟长沙，向毛主席当面陈明情况，可能更有利于解决“组阁”的问题。于是，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摘自《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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