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少年：含一根草，看天上的云

苏北有片水乡，叫高邮。

这座蒲柳深处的小镇，素以秦观、咸鸭蛋、吴三桂闻名。1920年，元宵，春寒峭。当地颇有声望的汪氏“儒商”家族，诞下一名男婴，唤作曾祺。

虽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惬意得很。祖父亲自教他习字，每临寒暑，儒生为他讲解古文。

他的父亲，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善绘画、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单杠体操、祖传治病，皆精通。

汪曾祺的才子气，是随他爹的。

“初中时我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父亲）拉胡琴，我唱。”

“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孩子头’。”

“我17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

多年父子成兄弟。平素里，两人斗蟋蟀，养金铃子，用染了色的绢糊风筝，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

仲夏夜，他和父亲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蛋黄红得流油，蛋白小口抿完。吃饱了，就捉几只流萤放在壳里……

对汪曾祺来说，人生的锅底，童年时就搁好了。

无论掷入多少食材，抛进多少作料，掩不了原味。他的底子，终究是清澈的、明快的、舒卷自如的。

-2-青年：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1939年秋，昆明，雨潺潺。

一个身形单薄的少年，背挎粗布蓝袋，踏入西南联大，在登记簿上写下：汪曾祺，高邮人，国文系。

谁知道，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却是个非典型性学渣。

“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据说，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曾起床。好友朱德熙吓煞，挟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46号宿舍。

“起来，吃早饭去！”见小汪瘫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于是乎，两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全好了。

彼时师生度日清苦，然汪曾祺的吃货本色，已初露锋芒。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逛集市，他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趣闻，偷学后厨做菜。

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

正是那段日子，他倚着临窗小桌，对各式的人、各样的生活, 产生了兴趣。故信笔写之，捧出最初的几篇小说。

再后来，汪曾祺去昆明郊外教书，遇到了施松卿。

那年的施姑娘，唇绽樱颗，榴齿含香，还是少女模样。因平日常含愁倦，素有联大林黛玉之称。她听过汪曾祺的名头，奈何无缘谋面。

谁承想，两人毕业后去了同间学校。病美人和懒才子，成了一对儿。没多久，汪曾祺与施松卿吃了顿面，算结婚了。

-3-中年：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1958年，北京，日已暮。

汪曾祺被划成右派，送至张家口劳改。临行前夕，爱妻没能赶来。他呆坐家中良久，抬笔写下：“松卿，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毕竟是个体育从没及格的文弱书生。锄地、扛麻袋、起猪圈、炮冻粪……于他，是难的，是苦的。“文革”时，他被扔到了马铃薯研究站，远在沽源。

文学大师画土豆，像个什么样子？他倒好，埋头画花和薯块，画完了，就丢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一度自嘲：“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随遇而安》中，他更是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豁达如他，并非沈从文般星斗流水的天然散仙。相较之下，汪曾祺更狡黠、更快意、也更通透。也唯有如此，他能相对顺遂过日子、谋生路，渡那十年浩劫。

几年后，他在江青手下做事，整理文件、编写《沙家浜》，换得十年安心写作。

宗璞曾撰文，骂他没骨气，不愿意上前线啥的。然汪老爷子有自己的处世观，要是如钢似铁，硬得一掰就折，如何写出那种如鱼又如石的文字？

想维护尊严，死是最简单的手段。如何热烈饱满地保持自我，才是更艰深的。

汪先生的选择，一如《葡萄月令》里说的：“葡萄，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大乱十年城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人和人哪，取舍不同，静躁异趣。混沌时日里，有人歇斯底里，有人甩手一扔，有人抱怨不休。而还有人呢，好的生活品其甜，坏的生活味其苦。

这位汪老先生，并没那么淡然——字是花，他为泥，他囿于字格却不想拘泥人格。他要讨好，要适应，只是生活罢了。

-4-晚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老饕汪曾祺，绝不在吃喝上怠慢自己。有一年，他患了急症——胆囊炎发作。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

话音刚落，老爷子就嘻嘻嘻嘻，捂嘴窃笑起来。

友人前来探病。他一脸假正经：“若戒了烟起码能多活十年，但是为了多活这十年，而舍弃了抽烟的乐趣，我是不肯的！”

谈起父亲，女儿汪朝笑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被挤对多了，汪老也学聪明了。

平日里，他酒一喝多，就吹大发：“喂喂，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汪家人白他一眼，作不屑状：“老头，你别臭美了！”

虽是玩笑语，却道出了大实话——汪老爷子的作品，“上不了头条”。

作家苏北，提过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二三逸事。那日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酒过三巡，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

程鹰点点头。林笑说：“这杂志不错。你认真点，再写一篇，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此时汪曾祺不乐呵呵了，他丢下酒杯，瞪着老友：“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像我，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细想来，老先生还真是可爱。

他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但他绝无架子，也不摆派头。偶尔现出的小傲娇、小嘚瑟， 带着点“我有你没有”的孩子气。

他咧嘴，他畅笑，或只因别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

贾平凹说他：“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梁文道说他：“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而我以为，男人有才，难免清高；有趣过头，又显轻浮。才趣兼备的呢，当真是极少数，汪曾祺必算一个。

老先生啊，根子是儒家的，一片温情，一片自在，追求风乎舞雩的境界；视角却是庄子的，故能尘世里寻乐子，带着超然的眼光去观照，去体验。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应允，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只可惜，龙井尚未端来，斯人已逝。

那一日，似乎落雪了。先生走前，哈了口忽散的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