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三、四世紀（1277—1397年）的元代，是泉州港由極盛而中衰的關鍵時刻，也是探討泉州港史者所注目的問題。泉州港何以能盛極而衰，此中必有道理。近讀《泉州文史》第一期刊登的《元末蹂躪興泉的亦思法杭兵亂》一文，對兵亂史實頗為詳盡，有所啟發。因思及當時兵亂的原因及其影響，實有論證之必要。

關於此十年中叛亂問題，過去評價頗不一致。有的認為是：“反元起義”，有的認為是“省憲構兵”。我們認為：起義與叛亂雖僅一詞之差，系涉及整個歷史的看法。起義為正義事業，對人民歷史起推動作用。叛亂則不然，是對人民不利的非正義戰爭。這次內戰雖有某些反元的意義存在，究其性質，則系當時中外統治階級的內戰，並非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起義行動。把這件史事看作“起義”，實難同意。如果這次叛亂，單看成是本省統治階級的內爭，未能道出外族統治階級對中國人民新造成的危害，對人民的教育意義不大。其次，對外族的稱謂，過去稱為“色目人”已甚明確，似不必另稱之為“夷酋”“ 夷兵”、“島夷”、“番客”等等，以免誤解。

這次戰爭的時間很長，前後十年（1357—1366年），地點頗廣，涉及福、興、泉三州，人物有蒙古貴族、外族頭目，以及漢族官兵。在三種人中的爭權奪利，不顧人民死活，進行十年內戰，當時人民處境是萬分痛苦的。

一、外族叛亂的歷史背景

泉州港史約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開港以前，先秦至北宋，自三國設東安縣至北宋的八百餘年（3—11世紀），二是開港時期（1087—1474年），歷宋、元、明計387年，三是閉港以後（1474—1980年），歷明、清、近代、現代，計506年，前後約一千六百餘年。這個外族叛亂問題僅系千餘年中的一件大事，時間雖短，影響卻大。我們認為這件叛亂事關泉州的盛衰，故有評述之必要。

泉州港為我國對外交通的名港，自北宋開港以後，從地方性、全國性發展為世界性的大港。其歷史張星烺先生曾予以適當的評價：

“當宋元之世，為世界第一大商埠。刺桐城之名，見之於《馬可波羅遊記》和《德里遊記》、《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巴都他遊記》，俱言為世界第一商港”。

他提到四個外國旅行家所見的記錄，當能令人信服。我們再從《元史》的本紀、地理志、食貨志、外夷傳中，得知元代泉州曾為全省行政中心，設立“泉州行省”；經濟上曾為全國“市舶都轉運司”，總領全國市舶事務，交通上曾為中外交通的大港，西運通印度的馬八兒、俱蘭，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香料之路”，軍事上曾為東略日本，南侵爪哇的軍事基地；建設上，曾為泉州最大的城池，週三十里；文物上，曾發現中型的遠洋帆船，滿載南洋貨物而歸。凡此種種，均為元代泉州港極盛之明證。

元代泉州港何以極盛？非三言兩語可畢。要之，宋元明三代雖同屬封建社會的法定港口，但其作用有所不同：南宋為偏安小朝廷，通商範圍究屬有限：元代為蒙古帝國的東方大港，歐亞商品多以此為集散地，回想當年艨艟千艘，聚集港中，尚能推知當年極盛的流風餘韻；明當叛亂之後，又行限制政策，自不能追及前代。

泉州港何以能由極盛而中衰？正當極盛之時，風雲突變，港內兵起，戰雲瀰漫，十年叛亂，悽風苦雨，泉州港受到致命的打擊，無復當年的勝概。此富有戲劇性的歷史事件，必須加以深入研究，分析其叛亂的原因。

公元1342年（元至正二年）非洲旅遊家伊本·巴都他來泉州時，正當泉州港極盛時期，他曾說過：泉州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商港。恭維備至。可惜他未能覺察泉州在極盛之中的衰象，沒有看到元朝和色目貴族坐在即將爆發的火山上。只差十五年，泉州色目人爆發極大的叛亂，過了兩年，元王朝就在人民烈火中覆亡了。

1、叛亂的政治原因——蒙古人以少數民族建立歐亞大帝國，對世界交通、文化交流起了作用，但最大的問題是政治上不平等。蒙古貴族不能信任漢族絕大部分的統治階級，引用許多歐亞的“色目人”來幫助統治，給他們以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形成政治上極端的不平等。例如用人，優先蒙古人、色目人。《新元史》“太祖本紀”雲：至元二年(1265年)，各縣以蒙古人充“達魯花赤”，漢人僅能充“總管”，回人則充同知。又“成宗本紀”雲：“各道廉訪使必擇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子孫為之，後參以色目人及漢人”。泉州當然不能例外。

《晉江縣誌》雲：“泉州路總管府為上路（十萬戶），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等官。又平海行中書省等官，晉江縣為中縣（一萬戶），設達魯花赤一員（掌縣印），以蒙古人為之……”。至正九年，泉州路達魯花赤為高昌偰玉立。我曾於雙門前頭七星井中得“泉州路總管府，至正四年官造”的鐵權，呈交政府，足證當時泉州路設過“總管府”，蒙古人做“達魯花赤”（類似知府）。

更甚的是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他們把民族毫無理由地分為幾等，蒙古人最高等，色目人次之，漢人又次之；南方漢人則列為“南人”，地位最賤。讓蒙古人、色目人來歧視漢人、南人，分化各族人民的團結。其他，把人民分為九等，更不合理，這樣一來，造成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

他們的政治勢力從中央到地方，一直達到鄉里。他們推行宋代的“裡甲制度”，甲主用蒙古人，二十家為一甲，蒙古人到處與漢人混居，無所不為，所謂“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引起泉州人民極大的不滿，至今還流行兩句話：“三家養一元，一夜殺完全”。這種反動的政治壓迫，一定會引起人民的反抗。

2、叛亂的軍事原因——元朝為了能治全國人民，由官招集蒙古乃顏部及勝納合兒流浪散戶為兵。在軍中實行種族歧視，把漢人軍隊分為“漢軍”及“新附軍”（南宋降兵），平時解除武裝，武器收入武庫。當時泉州也不例外。《晉江縣誌》雲：“時調揚州、湖州軍戍泉，厥後乃設‘萬戶府’與土軍相參，亦知用客兵為非策也。”當時設立潮州翼萬戶府、達魯花赤萬戶、付萬戶、經歷知事、鎮撫司、上中下所千戶、付千戶、上中下百戶……等，用外族人來壓迫漢人，人民不得私藏武器，藏者處死，還不許田獵，不許習武藝，不許養馬，不許聚眾祀禱、迎神賽會，不許集市買賣，更不許夜間通行、點燈。特別是“戍軍制度”，是叛變的基本部隊，戍軍是外地駐軍，由於不信任漢軍，調來外國戍軍。這些戍軍大多是波斯、阿拉伯人在泉者，他們遠離家鄉，結黨營私，當元朝統治力量下降時，他們就想在泉州搞“獨立王國”（想設立“亦思法杭國”），對元朝實行叛亂，危害極大。十年叛亂的起因，直接由當地戍軍所引起，戍軍矛頭不是對漢人，面是對著統治無能的蒙古貴族。

3、叛亂的經濟原因——蒙古貴族對色目人等一向是放縱的，給他們很大的特權。例如《文獻通考》記泉州色目人大做生意：“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九月太尉脫脫奏：泉州大商只鐵即刺進異木沉檀，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福建通志》雲“泉州大商馬合馬丹進珍異及寶帶。”可以知道色目人把持對外貿易的情況。他們更可在泉州大放高利貸，稱為“斡脫錢”。其中最有名的是蒲壽庚。那兀納總理泉州市舶，連市舶長官亦由色目人來當，這次直接倡亂的首腦，就是蒲氏子孫與那兀納。因此，也有人把這次叛亂稱為“蒲那之亂”。

有人問道：元朝既然給予色目人特權，色目人為何反面無情，起來反元呢？首先是元朝統治力量削弱，威信下降。而且，色目人慾海難填，稍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不滿，因而起來反對元朝，這是統治階級內江的具體表現。

4、叛亂的文化原因——蒙古貴族利用各種宗教來軟化人民，收買人心，他們對宗教極力提倡。各種外來的宗教，競相傳播，泉州當時遂成為黑暗的宗教世界。《泉州宗教石刻》一書》所印的石刻，都是重要的物證。該書分五大類：一是伊斯蘭教，二是基督教，三是摩尼教，四是婆羅門教，五是佛教等石刻。其中與叛亂有關的，系以伊斯蘭和婆羅門二教為多。在軍事叛亂的後期，這兩教的教徒參加叛亂，希圖乘機奪取元朝的政權。當時泉州歷史上有名的蒲壽庚家族和那兀納家族，他們叛亂後“炮烙州人，殺戮慘酷”，引起泉州人民的極大的憤慨，最後，他們就在泉州人民的反擊下遭到可恥的失敗。

二、元末泉州外族的十年叛亂

泉州為福建省沿海之一大城，當時印度、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常至該港，多桑曾雲：馬可·波羅名此戰為“ Zaitoun”，刺失德書，瓦撒夫書，名稱也同。當時泉州的外人，總名為“色目人”，他們趁元末政局的動盪，起來奪取政權。元朝自忽必烈世祖死後，銳意大減，諸帝坐享其成，爭奪帝位，不顧大局，削弱統治。如成宗（十三年）、武宗（四年）、仁宗（九年）、英宗（三年）、泰定帝（五年）、幼帝（不及一年），文宗（五年）、寧宗（不及一年），不到四十年中，換了八個皇帝，平均統治五年。在頻繁的更換中，中央政權大大削弱，地方政府形成制據局面，泉州港也陷入紛亂之中

泉州外族版亂是從“戍軍”開始的，而後期則以“市舶”的叛亂失敗而告終。外族叛亂前後十年，可分為前後兩期。兩期叛亂的發動者，都是外族，故稱為“外族叛亂”，前期以戍軍為主，後期以“市舶”為主。前期以賽甫丁及阿迷裡丁二人為首，亦稱“賽阿之亂”。後期以蒲壽庚家族及那兀納為首，亦稱為“蒲那之亂”。前期五年（1357—1361年），後期五年（1362—1366年）。後為元將陳友定所平，不久陳又為明王朝所敗。故《泉南雜誌》稱：“泉南號文章之藪，而載籍甚少，何也？……”何祚庵（喬遠）先生曰：“蒲氏之變，泉郡概遭兵火，無復遺者。”《晉江縣誌》說是“先經回寇塗炭，繼為陳友定荼毒”。十年之中，泉州港沉淪在刀山火海之中，從此不能自拔了。（見後附“外族叛亂年表”）

1、前期五年戍軍之亂——泉州戍軍之亂是蒙古貴族自己惹來的禍根。《元史》兵志雲：“至元十九年（1282）諭鄂、揚州、隆興、泉州等四省，設有兵戍列城。四月，揚州合必軍三千人鎮泉州。”可知泉州港元初就已經有了揚州戍車；元末，更調來了湖州戍軍。他們在泉州前後已有七十五年，熟悉地方情況，外族勢力十分雄厚，更加專橫，就目無蒙古帝國了。

揚湖戍軍大都是波斯人，而住在泉州的商人、教士也大都是波斯人。張星烺說：“元順帝至正七年左右，有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嘗至泉州，其遊記中有開才龍人（Kazerun）白兒罕烏丁（Burhan— udgin）及塔伯利貲人（Tabriz）夏立甫烏丁（Sharif— uddin），皆為當時居留泉州之回教商人領袖。還有阿達比爾為教長，伊斯巴罕為阿訇”。這四名都曾記在“清淨寺碑記”中，真是泉州歷史上的佳話，泉州外族多為波斯人，更得到有力的助證。他們居住在一起，形成一種外族的宗教勢力，這便是他們叛亂的社會基礎。他們有了這種勢力，就敢為非作惡。

外族首先發難的是萬戶府的“義兵”，《元史》本紀說：“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義兵萬戶賽甫丁（Seif— uddin）及阿迷裡丁（Amif－edin）據泉州叛”，《晉江縣誌》雲：“十七年，萬戶賽甫丁、阿迷裡丁反，據泉州，民大被荼毒”，記錄十分簡單。《古今圖書集成》及《福建通志》記載較詳。賽甫丁及阿迷裡丁皆波斯德黑蘭城南294公里的“亦思法杭城”( Ispahan)人，他們善於經商，足跡遍及印度、中國，當時他們打算割據泉州港，建立一個所謂“亦思法杭”的獨立王國。賽甫丁以舶商來泉州，以鎮壓起義升義兵萬戶，就和同類阿迷裡丁合據泉州。這一年（1357）就是外族叛亂的開始。

至正十八年（1358），如果蒙古貴族沒有弱點，賽、阿他們也搞不成氣候，當時福建省的蒙古貴族和興化漢族地主，正在那邊爭權奪利，外族叛軍有機可乘，才打了五年內戰。原來福州蒙古貴族普化貼木兒和般若貼木兒兩派不和，普化勾結興化的三旦八和安童二人，和泉州的賽甫丁、阿迷裡丁二人，遂使叛亂擴大。

至正十九年(1359)，三旦八自稱平章，率興化外軍數千人到福州，參加普化的內戰；當時泉州賽、阿二人也進兵興化；三八旦趕快回到興化，為阿迷所拘，帶回泉州。

至正二十年(1360)，興化路林德隆，也和柳伯祥二人不和，林趕走柳，柳的親戚陳從仁卻把林打死，從此林、陳二軍，成為仇敵。

最後，至正廿一年(1365)，林子林珙要為父報仇，到泉州帶賽、阿義軍至惠安，設計把陳從仁殺死，陳子陳同也要為父報仇，到漳州向羅管良借兵到惠安。林陳兩軍混戰，陳、柳合力擊敗林家軍。林珙也到泉州找阿迷部下扶信求援，去戰勝陳、柳軍，林珙自為“總管”，扶信自為“元帥”，林氏為要搜捕柳軍，到處搜索，興化人民受害不淺。這樣一來，在泉波斯人賽、阿勢力就發展到興化去了

2、後期五年市舶之亂——泉州市舶之亂是從那兀納開始的。《古今圖書集成》說：“那兀納以總諸番互市而至泉”。原來泉州市舶自早是蒲壽庚派掌握的，蒲為阿拉伯人任宋市舶，後降元，仍為市舶。他對元代海外交通頗有貢獻。那氏，印度人，為蒲親屬，故蒲氏家族實為元末叛亂的禍首。原來蒲壽庚是降元的宋官，元帝雖給他高官厚祿，但對市舶的權利毫不放鬆，蒲氏要求與各國通商，元朝不答應，就引起他的不滿。在元朝統治鞏固時，他也不會產生取而代之的野心。泉州賽、阿作亂以後，元政府不能消滅叛軍，蒲氏家族看破元政府的弱點，就勾結其親屬印度人那兀納。那兀納在泉州南門喬平章家改建“番佛寺”，作為叛亂的大本營，經常用珠寶撒在寺裡，稱為“撒殿”，這是印度人的風俗。最近泉州發現《金氏族譜》，族譜中附抄一篇歷史小說，篇名“麗史”，描寫蒲、那叛亂。作者“南安察黯”，不知是誰，他為金吉說話。金吉上都人（今內蒙古多倫縣人），為翼萬戶府上千戶，鎮守泉州路。蒲死，那兀納獨立，由於那氏佔有喬宅為“番佛寺”，引起金氏的不滿，起來反對那兀納。

《麗史》說：“至是，元政衰，四方兵起，（蒲氏）其婿西域那兀納襲作亂，（喬氏有子）伊楚玉反那氏，遇害。那兀納既據城，大肆淫虐，選民間女子充其室，為金豆撒下命女子捧取，以為戲笑。即喬平章宅建番佛寺，極其壯麗，掠金帛貯積其中，數年間民無可逃之地，而僧半城……”這便是泉州新發現的元代史料。番佛寺的歷史就是依靠這部“族譜”整理出來的，但也有人認為：這個蒲氏不是蒲壽庚而是他的子孫。

至正廿二年（1362），那兀納和阿迷裡丁內訌，那氏代為叛亂領袖，《晉江縣誌》雲：“廿二年，回寇那兀納叛據泉州，官軍至，千戶金吉開門納之，遂執兀納。”太過於簡單。新發現的材料《麗史》也有記載。《古今圖書集成》記載較詳。《集成》加以補充雲。泉州那兀納殺阿迷裡丁，而奪其軍。當時福州燕只不花攻賽甫丁，遂復省治。賽走興化，令林珙攻陳、柳。金阿里也自泉至興，請參政鄭畋為二家解仇，未成。

至正廿三年(1363)，泉州那兀納怨鄭畋親陳、柳，派部下白牌至興攻陳同，伊守禮殺柳氏。福州燕只派德安到泉喻那氏退兵。至正廿四年（1364），福州觀孫行省興泉，命任立往泉封市舶，那氏在莆抗命，省另派師德峰代觀孫，那氏始退回泉州。

至正廿五年（1365），福州派帖木兒不花分管興化，後改派觀孫。當時那兀納派百家奴，哈撒、馬合謀、白牌等人至興攻林，雙方發生混戰，擾亂下游諸縣。時元將陳友定忠於元室，閩亂道阻，他一面海運北上登萊，一面拒明殺使者胡深。

至正廿六年（1366），元朝下令陳友定討伐叛軍。四月，友定及子宗海，擒那將博拜，並撫集軍民，林、陳、柳諸軍，皆受約束，興化遂平。友定又命陳、柳、陸軍，及林珙水兵會攻泉州，五月擒那兀納等，興，泉二郡皆定。八月，友定進升福建省平章政事，勝兵數萬，威福赫然。十年戰亂，至此結束。

三、外族叛亂對泉州港的影響

元末外族叛亂造成的後果是很嚴重的，促使泉州港的衰落。許多港口有的因自然變遷而改道，有的海灘淤塞，而影響城市的衰落：泉州港的衰落，最基本的一點，固然是十五世紀以後，世界交通形勢的變化，西亞阿剌伯人不能作為東亞與歐非的中介，西歐人東來，直接與東方交通貿易，一直到現在還在起作用。但就泉州港本身而論，則因戰亂而成廢墟，當時破壞的程度，嚴重到使該港難以恢復。

1、叛亂造成人民生活的痛苦——外族叛亂破壞了泉州港的生產力，遂致中衰。元末開元寺和尚詩人釋大圭留下一部《夢觀集》，這部書是描寫元末叛亂的寫實作品，文字的流利，敘事的通達，不下於宋元大家。如《吾郡》一詩云：

“吾郡從來稱佛國，未聞有此食人風。

凶年竟遣心術變，末俗何由古昔同。

市近衹今真有虎，物靈猶自避生蟲。

諸公肉食無充半，急為饑民散腐紅。”

在外族叛亂期間，泉州已變成人吃人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現實已不容許坐下來做生意。當時外族自相殘殺之後，劫後餘生的人們也不得不跑回家鄉去。泉州商人死的已死，去的已去，來的不來。據《年代紀》雲：“元末泉州的阿拉伯人佔泉州市，但為期短促，即為中國官吏所服，嚴其取締，故彼等之多數來航泉州者暫止，可想見也。”可見戰亂促使泉州港衰落。

2、叛亂引起泉州人民的反抗——元代泉州港社會主要矛盾，是蒙古、色目等統治階級與中外人民的矛盾。在政治壓迫、經濟剝削之下，中國人民只有拿起武器起來反抗。這個反抗從元初到元末未嘗間斷。“至元十八年（1281）閏八月，阿塔海以戍三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吊眼。”“至元廿五年（1288）安溪湖頭張治囝掠泉州，是年甲寅，循州賊萬人寇泉州。”“至元廿七年（1290）南安縣賊陳七師反。”都是元初人民的反抗。

元末惠宗即位（1333年），泉州地區人民起義已成為不可抑制的洪流。至正三年（1343）同安、仙遊、安溪各地人民起義，已成為帝國內部的最嚴重問題。但反抗到了至正十七年（1337）外族叛亂時更加突出。叛亂受到泉州人民的抵制，如“泉州人鄭壽，討叛，機洩遭害，一門死者數人”。叛亂最後是由泉州人民共同制服他們。如金吉等設計擒得那氏，撲滅叛軍，取得勝利。

3、明朝部隊入泉建立新的統治——《晉江縣誌》說：“至正廿六年五月，泉州賽甫丁據福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擊敗之，餘眾航海，遂據泉州。”“五月燕只不花用陳計執那巫納（即那兀納），八月陳友定領福、泉，時陳敗泉參軍胡深……發兵攻泉州、漳州，陷之。泉民先經回寇塗炭，繼為友定荼毒，至洪武八年（1375）大兵（明兵）南下，始出盜賊淵藪雲。”叛亂結束，明王朝的統治基本建立，泉州雖平定，但元氣大傷。

這十年叛亂，是帶根本性的大事。十四世紀發生這場叛亂，使泉州港受到極其嚴重的打擊，過去的繁華再也無法恢復，歷史上極盛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到了十五世紀以後，泉州港進入一個私商活動和華僑出國的新時期，泉州港的官商從此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