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有一些“公知”试图对一些早有公论的历史翻案，以种种貌似“科学求实”的姿态，行翻案歪曲事实之实，每每语不惊人死不休，千方百计混淆视听。
比如，近些年有人翻出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中的重要战场之一的长春围困战，究竟有没有出现饿死平民以及究竟谁之过的问题。这个话题较早的的一个源头，出自台岛龙应台的一本《大江大海——1949》。在这本书中，龙女士对这段历史全然陌生，系根据长春围困战中饿死10万到65万之间不同版本的传闻，通过“加权平均法”得出的一个耸人听闻的数字——30万！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1948年6月直到10月之间的长春围困战，究竟死了多少人？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非常有必要做一番梳理的。
长春是解放前东北的重要工业城市之一，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我军而言，是必须攻克解放的。而对于蒋军而言，他们重兵驻守长春，就是意图牵制更多我军兵力，并且在我军南下时切断退路。
长春经过日伪和蒋当局的经营，早已形成一整套复杂而完备的坚固防御体系，严密程度堪比“斯大林格勒”。而此时的我军，攻坚能力还非常薄弱。以四平战役为例，四平的防御体系比起长春是差了许多，可就是这样，缺乏攻坚能力的东北野战军还是损失很大，最终失利。
有此教训，东野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这在战法上是无可厚非的。
关键是如何对待城中民众的问题。长春战役打响之际，长春人口已不足40万，所以龙女士通过各种谣传的数字“加权平均”得出的30万本身，就是没有根据的信口雌黄。
根据战犯郑洞国的审讯记录，他在据守长春时，曾经对长春市民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盘点，得出居民近40万，军队10万，以及军警公职人员8000多人。而长春市存粮如果按全部人口计算，只能维持到7月份，
所以打算做长期固守计划的郑洞国，就萌生了“夺民之口以资军用”的念头。
不愿意和民众共用粮草，为什么不提早疏散民众呢？同样是包围战的济南战役，蒋军将领王耀武尚能本着人道，将民众进行疏散，而郑洞国不这样做，原因是在他眼中，这些民众是大有可利用用的价值的。第一，他们可以作为“肉盾”，让我军投鼠忌器，不能使用重型武器攻击。甚至还能用这些民众做掩护，突围时当“人体盾牌”。
第二，围困战势必造成民众伤亡和饥饿，这笔血债就可以转嫁给我军，造成我方被动。
第三，万不得已必须疏散平民时，还可以在其中裹挟大量化装的残兵败将，实行变相突围。
有了这样的阴谋，长春守军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疏散市民。
围困战期间，长春守军多次对市民家中进行野蛮的抄掠，犹如土匪而无不及。一户家庭，一天就可能会遭到三四波游兵散勇的洗劫，这些匪兵其实搜罗的重点根本不是粮食（他们从来就没有饿着），而是借“括粮”，行使抢劫之实。他们手拿铁铲撬棍，在居民家中翻箱倒柜，凿壁掘地，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劫掠一空，其间不乏奸淫等恶劣案件发生。
守军还会以搜集燃料为由，大肆砍伐树木、拆毁居民房屋、破坏挖掘道路，取走上面的沥青。曾经是远东繁荣大都市之一的长春，被破坏得到处残垣断壁。
解放长春，我军设立多个难民收容站
在长春守军的野蛮虐待下，长春居民很快陷入饥荒之中，开始大量外逃，我军在极为被动的局面下，也尽量收容难民。到了9月，得知城中惨状后，我军甚至以不计战局得失的精神，对所有出城逃难居民尽数收纳救济。
到了10月19日长春解放，我军打开长春各处粮仓粮库，尚见大量进口白面大米以及美国罐头、饼干、白糖、油品……可谓应有尽有，而蒋军并无一人饿死，相反，蒋军高官大发战争财，奢靡浪费的现象一点没有收敛，居民饿死现象最严重的9月份，长春警备督察长关梦龄33岁生日宴会就花费900亿（蒋当局金圆券）！
长春解放后，郑洞国被押往哈尔滨
长春解放后，我军立即对长春围困战期间和平居民的伤亡进行统计，当时就得出过准确的数字——五万八千多人，根本就不是龙女士的“谣传数字平均值”。
这场惨剧究竟该谁负责，早有历史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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