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T.H. Marshall)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 (civil rights, 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 社会福利国家。
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论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托仍然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法兰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 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 － 王权复辟 － 再处决国王 － 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
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 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 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一些人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地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民主制度, 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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