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某人一生，曾经也抓到几手好牌，可是因为其堕落和平庸无能，结果一败涂地。其中蒋某人的用人之道就可见一斑，他用人的首要标准并不是才能，而是所谓“忠”，他所看重的“忠”，并非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高度负责的那种真正的忠诚品格，而是那种为一己私利而“抱大腿、傍高枝”的马屁伎俩。
其次，蒋某人一再情调“精诚团结”，可是他又深惧部下抱成一团结党营私，甚至做大后出现“赵匡胤”那样的人物图谋自己，所以他真正做的，却是破坏部下将领的精诚团结，千方百计使他们分成不同派别，相互倾轧，各方都需要他居中斡旋，于是他就成为各方平衡必须的“共主”。这也是一种封建帝王庸俗的“御人权术”，蒋某人深谙此道。今天就用一个事例来看看蒋某人的用人之道，是多么的陈腐。
国军将领石觉，黄埔军校第三期生，毕业后一直在蒋某人嫡系部队汤恩伯手下当差，禀赋平庸，战绩平平，只是熟练军阀部队那一套潜规则，所以一路从连长做起，历经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稳步高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授予少将军长之衔。此人在抗战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出色战绩，甚至没有独立指挥过什么重大战役，却留下不少恶迹和污点。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汤恩伯的部队驻扎于河南，不积极抗战，却竭力鱼肉奴役乡民，于是有了“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称。石觉的部队助纣为虐，1944年，日军为打通纵惯中国南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只会鱼肉搜刮百姓的汤恩伯部队，与日军一触既溃，部队溃不成军，不堪忍受汤恩伯害兵蹂躏的河南百姓，纷纷成立民团如“红枪会”，四处出击，痛击汤恩伯石觉的部队，石觉不少官兵的枪械就被“红枪会”民团缴获。
遍布河南的“红枪会”
就这样的败军殃民的庸将，不但没有受到军规的制裁，相反因为傍紧汤恩伯这个“天子门生”，跟着汤恩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最终在抗战胜利后，做到中将的高位。
解放战争爆发后，已成为蒋某人嫡系的石觉，任华北“剿总”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调往北平，参加了决定华北战局的平津战役。
汤恩伯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我党的频繁接触劝说下，萌生了和平接受改编的想法，但是同在北平的蒋嫡系势力远远大于傅作义，傅作义其实被裹挟在蒋氏嫡系之中，处境非常困难。
如果石觉这样的嫡系将领真的对蒋一片“赤忱”，傅作义的确是很难成功的。可是在解放战争大势所趋之下，这些所谓嫡系，其实也都首鼠两端，不少嫡系部队其实另外也在和我军接触，谋划起义之事。最可笑的是，就连最顽固的军统北平站，都暗中向我军投诚。
最后，傅作义召集“开会”，将这些嫡系将领一窝端，中央军顿时群龙无首，傅作义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组织北平和平解放的一系列事宜。
石觉这些“忠诚之士”，知道自己罪行累累，害怕我军找他们算账，所以不愿意跟着傅作义起义。傅作义仁至义尽，特意安排了一架飞机，将石觉和其他一批不愿起义的国军将领，一同送回南京。
蒋当局风雨飘摇之际，石觉人生的好运却渐入佳境，一生迷信“危局识英雄、板荡见忠臣”的蒋某人，此刻觉得捡了个“宝”，对石觉分外器重起来。立即任命他出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凇沪防卫司令官。随后担任浙江主席、浙江绥靖总司令，地位直追老上司汤恩伯。
退守孤岛后，蒋某人为稳定自己地位，不断进行清洗，汤恩伯、胡宗南、白崇禧、孙立人等旧将纷纷被削去兵权，而石觉这样的庸将，却出任陆军第2军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官、副总长、联合勤务总司令等要职，并授予国军二级上将，达到人生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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