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理想國出版了阿城《棋王》《閒話閒說》《常識與通識》《威尼斯日記》四部作品的二十週年紀念版。先前陸續分享了編輯手記和沙龍實錄。阿城的作品到底好在哪？每個讀者那都有心目中的“好“，很難一言概之。
前些天，重看阿城的《閒話閒說》，發了個朋友圈：確實好看，通透，念茲在茲的世俗生活，這麼多年過去了，愈加鋥亮。要知道，49年之後，好長一段時間，不見了世俗生活，如阿誠所說”掃除自為的世俗空間而建立現代國家，清湯寡水，不是魚的日子“。
世俗與小說
（摘選自《閒話閒說》）
1.
世俗世俗，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實在，豈是好壞興亡所能剔分的？我前面說《紅樓夢》開篇提到厭煩才子佳人小人撥亂的套路，只不過曹雪芹人重言輕了， 才子佳人小人撥亂自是一重世俗趣味，犯不上這麼對著幹，不知曹公在天之靈以為然否？
《紅樓夢》
這樣一派明顯的中國古典小說的世俗景觀，近當代中國文學史和文學評論多不明寫，或者是這樣寫會顯得不革命沒學問？那可能就是故意不挑明。
這樣的結果，當然使受過革命或理論洗禮的人們羞於以世俗經驗與情感來讀小說，也就是胡適之先生說的“沒有價值”。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的好壞》裡談到中國戲，說 “中國超階級的升官發財多妻的腐敗思想隨處皆是，而在小說戲文裡最為濃厚顯著”，我倒覺得中國小說戲文的不自在處，因為有禮下庶人的束縛。
“沒有價值”，這是時代精神，反世俗的時代精神。其實胡適之、朱自清、鄭振鐸諸先生後來在西方理論的影響下都做過白話小說史或俗文學史，只是有些虎頭蛇尾。
相反，民初一代的革命文人，他們在世俗生活中的自為活躍，讀讀回憶錄就令人驚奇，直要到四九年都穿上了藍制服，他們才明白味道有些不對頭。
2.
世俗小說被兩方面看不起，一是政治正確，“新中國”和“新文學”大致是這個方面，等同於道德文章。我們看鄭振鐸等先生寫的文學史，對當時世俗小說的指斥多是不關心國家大事，我以前每讀到這些話的時候，都感覺像小學老師對我的操行評語：不關心政治。
另一個方面是“純文學”，等同於詩。
中國有句話叫“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意思是你這個人沒有什麼混頭兒了。
這是一個母系社會遺留下來的意思，“姥姥”是母系社會的大家長，最高權威，“舅舅”則是母系社會裡 地位最高的男人。這兩種人對你沒有好看法，你還有什麼地位，還有什麼好混的？
世俗小說既不表現出政治上的及時的正確，又少詩意，只是世俗需要的一種“常”，當然政治正確這個 “姥姥”不疼，詩或純文學這個“舅舅”不愛了。
大陸四九年以後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還有一樣東西沒有寫在字面上，就是政治權力，所以實際是三結合。
五四的文學革命，公開或隱蔽，也就到了所謂建立新文學權威話語這個地步。當年文學研究會的沈雁冰編《小說月報》，常攻擊“禮拜六派”，後來書業公會開會，同業抗議，商務印書館只好將沈雁冰調去國文部，繼任的是鄭振鐸。繼續攻擊。
當國家權力掌握文學權威話語之後，後果你們都知道，不必我來囉嗦。
3.
中國大陸八○年代開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我因為七九年才從鄉下山溝裡回到北京，忙於生計，無暇他顧，所以對七六年後的“傷痕文學”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處翻檢舊雜誌，我從小就好像總在 翻舊書頁，忽然翻到八○年一本雜誌上的《受戒》，看後感覺如玉，心想這姓汪的好像是個坐飛船出去又回來的早年兄弟，不然怎麼會只有世俗之眼而沒有 “工農兵”氣？
《受戒》沒有得到什麼評論，是正常的，它是個 “怪物”。
當時響徹大街小巷的鄧麗君，反對的不少，聽的卻愈來愈多。鄧麗君是什麼？就是大陸久違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違了，忽自海外飄至，路邊的野花可以採。
海外飄至的另一個例子是瓊瑤，瓊瑤是什麼？就是久違了的“鴛鴦蝴蝶派”之一種。三毛亦是。之後飄來的越來越多，頭等的是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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