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彩。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碧血劍·袁崇煥評傳》
在金庸筆下的歷史人物中，袁崇煥是得到老先生青睞的一個另類。金庸在武俠小說中，為他撰寫了獨一無二的歷史人物評傳，字裡行間給予他高度評價，附於《碧血劍》後。在1975年撰寫的《碧血劍》後記中，金庸更是點明袁崇煥是該書的真正主角。
《碧血劍》的真正主角是主角的爸爸
自袁崇煥被崇禎處以極刑後，關於其人是忠是奸，時人就有不同的評斷。與金庸筆下及官方認定的忠臣形象不同，袁崇煥在民間的忠奸之辯歷時三百多年未曾停歇，近年來網絡上的論戰也愈發激烈。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卻總是遵循著類似的軌跡。雖然歷史研究中多采取以史為鑑的方法，但若從袁崇煥身故後遼東戰場的戰況及結果，以及整個明末大環境下的政局及軍情走向等，結合袁崇煥在遼東期間所取得的成就，進而倒推得出對其人的評價，可能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策杖只因圖雪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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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袁崇煥）憑著永不衰竭的熱誠，一往無前的豪情，激勵了所有的將士，將他的英雄氣概帶到了每一個部屬身上。他是一團熊熊烈火，把部屬身上的血都燒熱了，將一群萎靡不振的殘兵敗將，燒煉成了一支死戰不屈的精銳之師。”
——《碧血劍·袁崇煥評傳》
1623年，任職遼東的袁崇煥力主堅守寧遠，反對退守山海關、放棄遼東地區，得到樞輔孫承宗的支持。當年九月寧遠在袁崇煥督促下加快築城進度，揭開了明朝晚期憑藉關寧錦防線與後金/清軍對抗的序幕。1624年寧遠築城完畢，次年明軍以寧遠為基地恢復了錦州、松山、杏山、右屯衛、大小淩河等地。
1625年孫承宗因受閹黨攻擊被迫去職，繼任遼東經略高第推行盡棄關外的方略，除袁崇煥堅守寧遠拒不撤退外，其他關外諸城幾乎被全部譭棄。努爾哈赤見遼東軍情反覆，於次年正月大舉進攻寧遠。高第龜縮于山海關不發援軍，明廷內部及努爾哈赤都認為寧遠必然失守。
自1618年後金軍進攻撫順，到寧遠之戰前，後金與明朝大戰五次——撫（順）清（河）、薩爾滸、開（原）鐵（嶺）、沈（陽）遼（陽）、廣寧，均以明軍慘敗告終。明廷上下對遼東局勢悲觀，“棄全遼而無局”（《籌遼碩畫》）。努爾哈赤以絕對優勢兵力攻孤城寧遠，自以為必得，去信勸降袁崇煥，被嚴詞拒絕。後金軍屢次猛攻，戰況激烈，城牆被鑿開多處。袁崇煥帶傷親自擔土搬石堵塞缺口，督軍奮戰。後金軍人員和攻城器械均受重創，不得不撤軍。努爾哈赤大為憤懣，以寧遠不克為恥辱，不久病死。
袁崇煥的成功，不僅在軍事上給予後金軍重創，更提振了朝廷和明軍對抗後金的信心。兵部尚書王永光評價：“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明熹宗實錄》卷68）。天啟帝也讚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 （《明熹宗實錄》卷68）。就連一貫為己方戰績塗脂抹粉的清修《明史》也不得不承認：“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後金方面受此失敗，士氣大為低落，攻城時“懼怕城上厲害，不敢近城”（《明清史料》乙編）。
袁崇煥橫空出世
袁崇煥的以守為戰策略，與曾經略遼東的熊廷弼不謀而合。自努爾哈赤起兵，明廷先是輕敵冒進，唯恐老師糜餉、“以速一戰為快”（《題熊侍御疏牘敘》），結果“令箭催，則將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明史·熊廷弼傳》。到薩爾滸慘敗及開原、鐵嶺失守，朝野又失敗情緒蔓延、畏敵如虎，認為遼東必不可保。熊廷弼反對速戰決勝，以守代攻，一度阻遏了後金的攻勢。但在朝廷內部攻訐下熊廷弼被迫去職，瀋陽、遼陽等相繼失陷後，遼東局勢又惡化到難以收拾的局面。
寧遠之戰前，後金軍攻城奪寨勢如破竹。究明軍失敗原因，除少部分善戰明將及親兵外，大部分明軍戰鬥力低下，難以對抗組織度較高的後金軍，戰術失當和人心不齊更是致命。
1618年清河之戰，明將鄒儲賢率兵五千據守地處山岩、號稱天險的堅固城堡，城上大小槍炮密佈，戰前又有三千援軍。然而後金軍攻破該堡“易如拉朽”，僅一天就結束戰鬥。努爾哈赤誇口：“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王先謙《東華錄》）。在寧遠之戰遭遇袁崇煥痛擊後，努爾哈赤不得不自我解嘲“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 （王先謙《東華錄》）。之後袁崇煥指揮的寧錦之戰，皇太極受阻於錦州、兵敗於寧遠，又對後金軍的戰鬥力自我矮化：“野地浪戰，南朝萬萬不能，嬰城固守，我國每每弗下”（《明清史料》甲編）。
袁崇煥並未止步於憑堅城大炮固守，而是逐漸裁減機動性和防禦較差的車營，增加騎兵營，提高了關遼明軍的野戰能力。寧錦之戰中，袁崇煥派滿桂率部馳援錦州，戰後金軍於爪籬山，錦州守將出城接應，後金軍受夾擊戰敗；皇太極轉而攻打寧遠，明軍背城奮戰，後金軍“死傷數千、屍橫滿地”，“抵暮死者益眾，乃撤兵歸”（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皇太極見寧遠不克，又回師攻錦州，多次強攻均被明軍擊退，傷亡嚴重兼天氣炎熱，只得撤軍。
此戰中明軍展現出擊敗後金軍的野戰潛力：“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刀一槍拼命，不知有夷之兇橫剽悍”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但寧錦戰後不久，袁崇煥受閹黨攻擊，憤而去職，直到崇禎繼位後方才復出。
受關寧錦防線阻遏，後金無法通過以戰養戰化解自身生產力落後造成的危機，內部矛盾漸漸凸顯。天啟七年，後金“國中大飢，鬥谷值銀八兩”（《滿文老檔》），部分地區出現食人肉的情況；崇禎二年春，依附於後金的蒙古部落“糧食無資，人俱相食”（《明清史料》甲編）。饑荒引發後金控制區內漢人、滿人的相繼逃亡，併發生八旗軍軍官因缺糧搶劫民間財物的事件。
與此同時，明與蒙古部落接界的薊門一帶防禦相當薄弱。袁崇煥察覺到危險，多次提醒朝廷加強薊防，但崇禎及兵部等無動於衷。己巳年春，袁崇煥嚮明廷報告薊門兵力不足，如果蒙古部落倒向後金，作為嚮導入犯，禍患極大。九月，袁崇煥又派參將謝尚政率部增強薊門防禦，卻被順天巡撫遣歸。袁崇煥不得不再次上疏要求加強該處防禦，“為今日急著”（程本直《漩聲記》）。然而直到後金軍破關而入，朝廷均無動作。
殺毛文龍往往被作為袁崇煥的一大罪狀，認為毛文龍之死是導致皮島失去對後金牽制功能，致使皇太極能無後顧之憂入關的決定因素。但後金繞道蒙古，避開關寧錦防線入關，是明朝財政破產、朝廷運轉失靈、薊州防禦薄弱的必然結果，也是後金內部矛盾漸增，試圖對外用兵轉嫁危機的必須舉措。
皇太極吸取了寧錦戰敗的教訓，放棄正面強攻寧、錦，打開山海關的作戰方針：“彼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取其無備城邑可也”（《清太宗實錄》卷6），正是“避實擊虛”的兵法原則。毛文龍是否被殺，對後金軍入關並無決定性影響。況且
毛文龍通敵傾向和虛兵冒餉、欺罔冒功的不法行為已嚴重影響遼東抗敵大局，被袁崇煥斷然處置並不冤枉。山海長城寄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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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袁崇煥的不是命運，而是時勢。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時勢也就是命運。像希臘史詩與悲劇中那些英雄們一樣，他轟轟烈烈的戰鬥了，但每一場戰鬥，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碧血劍·袁崇煥評傳》
己巳之變中，袁崇煥千里馳援京師，在趙率教陣亡、三屯營及遵化等要地失守、滿桂等戰敗的不利情況下，先拒敵於薊州，後阻敵於京城下，經廣渠門、左安門外兩次激戰，重創後金軍、力挽狂瀾。
皇太極繞過關寧錦防線破喜峰口入關，雖是一大妙招，但風險極高。進軍路線捨近求遠，雖然避開了關外雄關重鎮，但路途倍增，軍隊及戰馬所需的糧草損耗加大且難以補充；入邊後再回軍關外，還要面臨明軍追襲的風險。即使受到內部強烈反對，皇太極仍敢於冒險進軍，除搶掠關內人口物資以戰養戰外，還有利用後金軍的騎兵優勢在運動戰中調動和消滅明軍的企圖。與後金軍多次交鋒的趙率教就在馳援遵化途中伏而全軍覆沒。
滿清大酋長洪太勇於冒險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孫子兵法》）。皇太極選擇明軍防禦的薄弱處破關而入，以優勢兵力圍殲守軍及明關外援軍，佔據了主動地位。
袁崇煥以劣勢兵力入援，要想不重蹈趙率教的覆轍，只能“守其所必攻”化被動為主動。此外北京已久未遭兵火，人心極易產生動搖，駐防的京營又不堪一擊，根本無力守衛京城。袁崇煥“恐逆奴狡詐異常……倘徑通都城，則從未遇敵之人心，一旦動搖，其關係又不忍言” （周文鬱《邊事小紀》），不顧副總兵周文鬱關於外兵未奉詔不可入京的勸阻，直趨北京城下，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不得已所為。從其後的戰況看，袁崇煥統率的關遼軍是唯一堪與後金軍匹敵的明軍，如果沒有在北京防禦戰中搶得先手佔據主動，後果不堪設想。1644年大順軍數日內攻破外無援軍、人心動盪的京師即是明證。袁崇煥未得明令緊急入衛京師，爭取到了當時能做到的最好局面，卻必然在政治上給自身帶來危機，這就到了考驗明朝當家人崇禎的時候。但歷史證明崇禎經不起這樣的考驗。
由於袁崇煥搶先趕至京師佈防，皇太極不得不硬攻，結果損兵折將。皇太極在軍事上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兵力佔優的後金軍可以舍北京不攻，劫掠京畿後回師。然而皇太極的威望和後金軍士氣勢必受損，內部的反對派也會藉此抬頭。皇太極選擇進攻，但在袁崇煥等力戰下被擊退，驚歎“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也”（程本直《漩聲記》），結果頓兵堅城之下，面臨被陸續增加的明勤王軍包夾的風險。如果袁崇煥能繼續率領關遼明軍拖住後金軍，皇太極就將面臨糧草不繼、軍心不穩的崩潰性危機，留給他失誤的機會就屈指可數。
然而崇禎以臨陣逮帥的驚人之舉將這大好局面毀於一旦。在皇太極反間計的催化作用下，崇禎以議餉為名，誘袁崇煥入見後將其鎖拿入獄。此前關遼明軍因直趨京師佈防，反被崇禎、朝臣等疑心為誘導後金軍入犯，流言四起又被百姓視為奸細，軍心已傷。京城外關遼明軍血戰後金軍，京營明軍卻故意往城外丟磚砸死砸傷同袍，“聲聲口口只說遼將、遼人都是奸細，誰調你來”（《崇禎長編》）。如今主帥又無罪入獄，親眼目睹袁崇煥被捕的祖大壽戰慄失措，關遼明軍更是軍心大亂：“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楊士聰《玉堂薈記》）。
祖大壽及關遼明軍在恐慌和激憤下東奔山海關，原有退意的皇太極趁機復攻北京。崇禎不信任袁崇煥及關遼明軍，卻信任紙上談兵的遊僧申甫，火箭提拔其為京營副將、打造戰車禦敵，結果申甫及其募集的八千新兵在盧溝橋被後金軍一戰盡殲。繼而，剛被提拔為武經略、接替袁崇煥統率各路勤王人馬的滿桂，見後金軍強大本想堅守外城，卻在崇禎不斷逼戰下被迫出城迎敵，與副將孫祖壽等三十餘員將領一同陣亡。
此後，崇禎反覆多疑的性格、有始無終的用人方式、好諉過臣下的處事方法表現得愈發明顯，多次對政局及軍事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終成亡國之君。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明史》)的論斷並不為過。
袁崇煥守遼期間，在他“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以實不以虛，以漸不以驟” （《明熹宗實錄》卷81）的正確戰略戰術下，明廷由被動挨打逐漸轉變為略有主動的以守為戰，後金由正面強攻轉為側面迂迴進攻和正面小規模騷擾相配合，遼東形勢正有轉機。己巳之變後，後金/清軍又多次破關而入，明軍未再取得堪與袁崇煥廣渠門、左安門之戰相媲美的勝利，後金/清軍則先後俘獲數十萬計的人口、牲畜和百萬計的財物，極大增強了戰爭潛力。
死後方愁無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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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碧血劍·袁崇煥評傳》
崇禎三年（1630年），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妻投江而死，家人分別被流放至貴州和福建。《碧血劍》中，金庸為袁崇煥藝術增加的獨子袁承志，歷史上並無其人。袁崇煥身死門滅，“天下冤之”（《明史》）。
袁崇煥臨刑佔詩“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但袁崇煥死後，明朝再未出現能與其相當的人才，朝廷也不斷插手遼東軍事、事權分散，導致明軍在關外戰場上節節敗退。
袁崇煥用兵穩健，寧錦之戰中錦州被圍，許多部將要求出援，他認為“寧遠兵不可動” (《明史》)，否則正中皇太極圍點打援之計，請求朝廷另發兵救應。明廷接受了袁崇煥的意見，從山海關等地調遣人馬增援錦州。皇太極也從瀋陽調集援軍，見錦州難以攻克，果然以大軍攻寧遠。袁崇煥早有準備，揮軍力戰殺退後金軍。雙方戰鬥激烈，明軍滿桂身中數箭，尤世威坐騎被射傷；後金軍濟爾哈朗、薩哈廉、瓦克達均身負重傷。皇太極攻寧遠、錦州均不克，恐腹背受敵、歸路被截，放棄攻打寧遠，再回師攻錦州，終大敗而去。
處死袁崇煥後，崇禎剛愎自用，對遼東戰場重臣疑慮，與首輔、兵部均插手遼東軍事，致使互相侵權，戰守決策不一，巡撫也不受督師節制，屬下抗命、相互猜忌，終致大淩河之戰慘敗。此時距袁崇煥之死僅有一年。
己巳之變後，孫承宗接任督師，相繼收復了被後金軍奪取的關內四城。隨即孫承宗不顧老病，親赴前線整頓關寧錦防線。但朝廷輕敵冒進、忽略固守，遼東巡撫丘禾嘉取得兵部和首輔的支持，不顧孫承宗反對在大淩河築城。
但大淩河城的修築與固守，皇帝、首輔、兵部、督師、巡撫、總兵都缺乏整體明確戰略。城修築尚未竣工，因兵部尚書易人，朝廷又決定放棄大淩河城，但丘禾嘉違背朝廷和督師決策，激勵祖大壽率軍守城。後金突然以大軍殺到，祖大壽不得不在糧草不足的情況下堅守。之後丘禾嘉又與孫承宗在何時出師救援上產生矛盾，錯過救援的最佳時機。明軍四次增援，均被殺退；祖大壽四次突圍，均被封死。最終祖大壽糧盡援絕，兵敗城陷。袁崇煥苦心打造的勁旅經此一役損失嚴重，此戰後關外無寧土，關內也無寧日。
崇禎十一年九月，清軍再次破關而入，崇禎令盧象升總督各鎮援軍，會同高起潛率領的關遼明軍對戰清軍。盧象升深得軍心，但部眾與清軍相比，戰力仍有較大差距，亟需高起潛配合方可對清軍構成威脅。但崇禎對清軍戰和不定，主和的楊嗣昌在皇帝默許下不斷將盧象升分兵，使其實際可指揮的人馬不足兩萬。
盧象升兵力不足，無力阻止清兵蹂躪畿輔，反被崇禎痛責“偵探不明、調度無方”，準備將其革去督師之職以劉宇亮替代。盧象升悲憤莫名，不願重蹈袁崇煥覆轍，寧可戰死沙場，以孤軍五千與清軍主力激戰於賈莊。然而盧象升決死抗敵時，受崇禎寵信的高起潛駐營五十里外，拒不救應。己巳之戰中的主力關遼明軍因統帥未得其人，在此戰中毫無作為。
盧象升身中四矢三刃壯烈殉國，高起潛得知兵敗消息倉皇逃走。崇禎不僅不追究高起潛責任，也拒絕給盧象升家屬撫卹。盧象升妻、弟兩年內多次請恤，均被崇禎拒絕。
以盧象升為代表的諸多名將
崇禎一一殺之
崇禎十四年初，清軍封鎖錦州，薊遼總督洪承疇率明援軍與清軍大戰於錦州城南與松山，給清軍較大殺傷，前線清軍連連向皇太極求援。皇太極親率大軍增援，形成了明軍和清軍重兵對峙於錦州一線的局面。
久經沙場的洪承疇敏銳地察覺到清軍傾巢而來，後勤必然不能持久，結合錦州城防堅固、餘糧尚多的情況，主張堅守松山、杏山等前沿據點，迫使清軍糧儘自退。崇禎卻與只知紙上談兵的兵部尚書陳新甲等一拍即合，催促洪承疇出兵決戰，還派遣張若麒等監軍催督進軍。
洪承疇被迫全軍向松山前進。洪承疇在逼戰下出現指揮失誤，對儲糧重地筆架山疏於防守，被皇太極一舉奪糧成功，導致兵敗雪崩。洪承疇率殘兵困守松山半年餘，被叛將出賣、城破被俘，不久後降清。援軍覆滅，苦守錦州的祖大壽糧盡援絕，被迫向清軍投降。自此花費明廷鉅額財富和無數將士血肉澆築而成的關寧錦防線轟然垮塌。
孫承宗、盧象升、孫傳庭等在《明史》及清代文人的評價中得到充分肯定。清代著名文人方苞認為，“明之亡，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於盧忠烈之死敗”。對於孫傳庭，《明史》載：“傳庭死，而明亡矣”。洪承疇雖被列為貳臣，但在松錦之戰的前段發揮出色，給予清軍重創。然而他們終究未能成為袁崇煥的替代者。
與善於戰略佈局、節餉、用兵及練兵的袁崇煥相比，同樣被明廷一度倚重的孫承宗等也各有所長。孫承宗強於戰略謀劃但短於具體戰術實施。盧象升在練兵及籌餉上皆有所長，但崇禎未能給予其足夠的支持，導致其未能人盡其才，最後困死沙場。相較於用兵，洪承疇更善於練兵，孫傳庭更善於籌餉，但兩人也先後被崇禎催戰葬送。
用人而後生疑是崇禎的一貫作風，對於文臣更是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遇有戰事失利，崇禎常首先處罰文臣，而對武將表現出相當的寬容，所以武將不聽調遣、自行其是導致指揮系統運轉失靈的局面愈演愈烈。
在袁崇煥死後，崇禎又相繼將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等逼上絕路。崇禎摧抑文臣、縱容武將嚴重加劇了邊疆危機。袁崇煥等之死，不僅是他們個人肉體和精神的消逝，由於 “人亡政息”的傳統，他們可以挽救危亡的舉措也幾乎一起被埋入黃土，未能得以貫徹。他們的身故在某種意義上象徵著明朝逐漸走向滅亡。
那得先生再解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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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
——《碧血劍·袁崇煥評傳》
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大順軍兵鋒直逼北京，此前明廷僅有的“一付家當”——孫傳庭部陝西明軍又被崇禎催戰葬送，此時再難有還手之力，各路文臣武將望風而降。然而危局並未全無挽救餘地，駐守寧遠的吳三桂和南方援軍如能及時勤王，北京未必會被大順軍輕易攻破。然而大好時機被崇禎及吳三桂等聯手葬送。
崇禎不願承擔放棄關外土地的惡名，習慣性地企圖將責任推卸於下，與朝臣就是否調吳三桂入援反覆扯皮，拉鋸一月以上仍無結果。直到大順軍步步緊逼、火燒眉毛，崇禎才痛下決心，下令吳三桂放棄寧遠，統兵入衛京師。崇禎還同時召集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勤王。
崇禎推卸責任導致自己只能上吊
劉澤清見大廈將傾，接旨後謊稱墜馬受傷、無法行動。崇禎只得賜予財物慰問，劉澤清非但不感恩，反而大肆劫掠臨清後率部南逃。唐通率軍至京，崇禎賜宴慰勞，卻又加派內監作為監軍。唐通大怒，將朝廷賞賜財物摔擲於地，不待令旨就引兵出走居庸關駐紮。崇禎均無可奈何。
關遼明軍中碩果僅存的吳三桂部，此時也已蛻化為私人武裝。崇禎在三月初四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令其率兵保衛京師。吳三桂見明廷危在旦夕，並未緊急入援，而是同寧遠等處的關外百姓一同緩慢行進，每日僅行數十里，直到三月十三日方才入關。入關後，吳三桂按兵不動，又向朝廷要求增撥馬匹一萬，並花費五日在永平府安置隨軍家屬及百姓。在此期間北京被大順軍攻破，求援無望的崇禎絕望中自縊於煤山。
此時距己巳之變僅十四年。《碧血劍》中，崇禎面對袁承志的質問，對殺袁崇煥“頗為後悔”（第十八回）。不知歷史上的崇禎在身陷大順軍重圍時，是否會想起當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周文鬱《邊事小紀》）的袁崇煥？
1629年袁崇煥馳援京師，率步騎混雜的兩萬關遼明軍從山海關進發，六日疾行五百里至薊州，雖然與明代騎兵的最快紀錄“一日夜馳五百里”不能相比，但相較於古代平均行軍速度每日20至30公里已是極速。抵達京城外駐紮時，袁崇煥又令將士不得損壞野外樹木和入駐百姓家中，軍紀嚴明為明末罕見。快速行軍的關遼明軍所帶糧草本就不多，此時已幾乎耗盡，戶部籌措的糧草又因京師戒嚴難以開門運輸，“羈留益久”，只得將糧草從城上縋下。關遼明軍不得不在缺糧少食的情況下硬撼後金軍，即便如此依然取得廣渠門大捷。
袁崇煥死後，關寧錦防線又存在了十四年，但它的垮塌只是時間問題。關遼明軍再未迎來與袁崇煥相當、可凝聚全軍的靈魂人物，內部漸漸分裂和軍閥化，戰鬥力也逐漸下滑，軍紀更是大不如前。
大淩河戰役中，同為關遼明軍的援軍宋偉、吳襄部被後金軍阻擊於長山，兩人互不救應，被各個擊破；城中祖大壽也未能裡應外合破敵，困守城中坐失良機，最終糧盡援絕，殺害拒降的同僚何可綱後詐降。祖大壽和何可綱被袁崇煥視為左膀右臂，竟落到揮刀相向、自相殘殺的結局。而曾隨袁崇煥在廣渠門外力戰後金軍的王承胤，後任宣府總兵，在大順軍迫近時主動派人至大同遞送降表，並因獻城投降而面有德色，被李自成諷刺。
“顧勇猛圖敵，敵必仇；奮迅立功，眾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明史》）。袁崇煥奏章中的這番話正是明末敢於任事者難以善終的真實寫照。所謂“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明末黨爭激烈且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罔顧大局，而力圖有所作為者則落入“苦幹實幹、國法審判”的怪圈，官僚集團內部連續上演劣幣驅逐良幣的荒謬劇。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在遼東任上先後因此去職，最終皆不得善終，正是國家覆亡的先兆。
1647年（永曆元年），被後世譽為明末“嶺南三忠”之一的張家玉起兵抗清，過水南，拜袁崇煥祠堂，作《謁大司馬自如袁老先生遺祠愴然有感》：“吊罷遺祠淚幾揮，遼陽回首事成非。空留冷廟滄江上，不見犁庭鐵馬歸。星落尚疑陰雨暗，風高猶想陣雲飛。只今羽檄紛弛急，那得先生再解圍！”此時，明廷只剩南方數省殘山剩水。
樊樹志《重寫晚明史：內憂與外患》
陳涴《袁崇煥與遼東戰局》
孫小云《論袁崇煥與己巳之變》
季士家《袁崇煥策略思想研究》
李鴻彬《袁崇煥與寧遠》
姚念慈《明清己巳之役考辨——兼說皇太極入關機緣與得失》
王廷元《試論人心向背與明末遼東戰局》
王榮湟《毛文龍研究獻疑三題》
閻崇年《論大淩河之戰》
李鴻彬《論明清松錦之戰》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
楊寶霖《袁崇煥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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