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的火器技术自北宋开始，就被广泛运用于军事斗争中。到南宋时期就出现了火枪和火炮，到元朝至正年间出现了第一代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在元末明初的农民战争阶段，朱元璋在统一全国战争中，就多次“赖以火器致胜”。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就将火铳应用在了与陈友谅的水上作战中，“近敌舟，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从而击败对手战船，赢得了胜利。
明朝早、中期火器发展
明朝建立以后，火器制造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火器的研制、生产、列装都倍受历位明朝皇帝的重视。永乐八年（1410年），明朝攻打交趾时 “得神机枪炮法”， 明成祖朱棣于是在京师专门设置神机营，独立成兵种，配合步兵、骑兵部队作战，使得火器应用更加专业化。至明朝中叶，已是“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
在研制生产方面，由隶属工部的军器局和内府的军仗局负责制造手铳、碗口铳等火器。宣德二年（1427年）时，还设置了明代著名的火器工厂－王恭厂。
明朝的火器发展不仅迅速，技术也渐趋成熟，从早期最简单的火铳发展到后来的各种类型铳、筒、枪、炮等，从单管单发到多管多发，种类繁多，火器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例如，到了正统年间，就已经制造出了两头铳，可以旋转连放。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也曾将碗口炮用于北京城的防守。弘治年间（1488—1505 年），明人已在实心弹的基础上，发明了能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威力。嘉靖年间，当时的大型战舰上皆配有碗口炮三个，在佛郎机等西方先进火器技术传入后，碗口炮仍然能够在火器配备上占有重要地位。
碗口炮
百子连珠炮
手统
威远炮
根据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一百一十九《军资乘·火》中记载，明代火器可分为“曰车炮，曰铳，曰箭，曰器械，曰喷筒，曰牌，曰滚球，曰砖、弹、鹞、炬、葫芦，曰杂器，曰禽兽，曰水具，曰伏地，曰藏具而冠以合药之方，以告览者焉。”
明朝多元化的火器变化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战争列装投放使用。众所周知，明朝自建国以后，北方边务战事一直接连不断，这就为火器的大量使用提供了战场，而火器也在一次次的与北方蒙古、女真等部族战争，以及后来在沿海抗倭过程中，随战事需要，逐渐改进，逐步完善。到成化年间，明军步兵中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一长技在当时也颇让明人为之得意。
西方火器技术的引进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开始传入中国。由于战争的需要，西方火器成为明朝重视的外国技术之一。佛郎机、鸟铳、红夷大炮等西方火器提升了中国的火器技术水平和战术水平。
佛郎机
最初传入的火器是佛郎机与鸟铳（具体传入时间说法不一），根据林文照、郭永芳的《佛郎机火铳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考》一文中分析，佛郎机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的舰队来到广东沿海，这让大明朝的地方官首度接触到了佛郎机炮，（依据是《筹海图编》中记载的当时明朝负责广东海道事务的官员顾应祥的观点），但民间接触到佛郎机的时间应还要早于官方。此后，在正德末年、嘉靖初年还有各式鸟铳传入。
与中国传统的将军炮或者火铳相比，佛郎机后装、迅速更换的特点显得更加高大上，并且易于安装、移动，射击准确性也优于国产大炮，明人认为是“凶狠无比”的利器。
好在当时的明朝官员没有将佛郎机视为“奇技淫巧”，在与葡萄牙人交战中，明军缴获了多门佛郎机炮并进行了仿制，到嘉靖二年（1523年）时，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佛郎机炮，材质从铜质到铁质趋于多样化（虽精细化程度不及原装货，但这种仿制行为已经让明朝懂得了洋为中用的重要性）。在当时戚继光蓟北备边、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曾大量装备佛郎机铳。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明军先进的火器装备，与日军的普通大炮是一见高下，完全压倒了日军铁炮。
时间到了十七世纪初，“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又来到了广东沿海，其携带来的红夷大炮又让明人为之一震。这种前装的滑膛炮，管身长度是佛郎机的数倍，且炮膛粗大，射程更远，威力巨大，得到了明朝军政首脑的赞许，这样政府购买为主（天启年间，为应对与后金的战争，明政府曾专门派员赴澳门购买），积极进行仿制成为当时的主要做法。
不难发现，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上，明朝的皇帝、官员以及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兵器专家并没有妄自尊大，在及时发现了佛郎机炮、鸟铳、红夷大炮、吕宋炮等火器的优势后，敢于仿制创新，这对古代中国火器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明末清初的辽东军事竞赛
光阴似箭，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开始，原本明朝政府羁縻政策统治下的东北地区战火不断。在传统兵器方面，明军和后金军队相差无几，但在第二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武备废弛的明军是三路丧师，损失兵力约四万五千余人，战死将领三百多人，马匹两万八千多匹，枪炮火铳损失两万余支，“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翎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至此，明朝在辽东战场陷入被动。
问题主要出在人的身上，加之当时的火器种类、质量和数量，还未发展到完全摆脱冷兵器作战的思维，笨重的火炮不易调整，各类火器装填速度慢，难以面对快速的女真骑兵部队。再加之军心涣散，面对败局，明军也是无可奈何。
但武器的优劣还是决定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明军将大量火器列装应用，并寄希望于西洋大炮身上，各型火炮随军参战，强大的明军在火器装备方面的优势远胜于以骑射为主、擅长野战的建州女真。根据李辅的《全辽志》卷二《兵政志》中对军器量的记载，明末，火器已是明军的第一长技，火炮火器的列装非常普遍，据统计，仅辽东一镇就大约装备有各类轻重火炮3000余门，快枪火铳4000余支。
全辽志节选
全辽志节选
全辽志节选
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依托高大的城防工事和11门红夷大炮，以城护炮，以炮护城，“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几日下来，后金攻不能克，努尔哈赤于是下令收兵。
当时同为辽东三杰之一的孙承宗也曾经针对“敌长弓矢，我利火炮”之物点，创立了车营战法，编撰有《车营叩答合编》，就是用火炮、火枪和战车相结合，步兵以鸟枪、佛朗机在前，三眼枪、火箭在后，骑兵则弓箭、三眼枪连环叠用，火炮纵深支援，根据不同地形分路前进，来扼制后金的骑兵突驰。
在这些规模浩大的一场场战役中，火器大量出现在冷热兵器格斗的战场上，尤其是红夷大炮的神威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后金皇太极就任用投降的明军将领开始仿制出了第一门西洋大炮，《清太宗实录》记载： “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额附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字，后又陆续监造大小红衣炮四十余门。当时后金的这项铸炮工作，由佟养性来负责督造，并由其担任后来的炮兵部队首领。在这一年的八月份，后金军在围攻大凌河城之战中，佟养性所率的炮营首建奇功。
清太宗实录
此前，我在《 》一文中，曾经讲到，受明军火炮的影响，后金军队开始重视使用火器。皇太极为了掌握这项技术，一方面收编这些汉人军官，另一方面也接收了大量的明军之火器。这其中，如抚顺游击李永芳（1618年投降）、开原千总金玉和（1619年投降）以及孔有德（1633年投降，后封恭顺王）、耿仲明（1633年投降，后封怀顺王）、尚可喜（1634年投降，后封智顺王）等人，都按照明军的旧制，让其统辖原来之众，隶于满洲八旗之内。皇太极又让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带来的葡萄牙炮师培训工匠和炮手，制造出了大批可与明军相抗衡的红衣大炮。此后，又以汉人为主体成立了满洲八旗中一支独立炮兵部队-“乌真超哈”，即重兵的意思。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松锦大战中的明军被八旗汉军的红衣大炮环攻，从而一雪宁远之战惨败的耻辱，取得压倒性胜利，元气大伤的明军，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到清军入关前，清军的西洋大炮质量已经优于明军，而且数量上也占有较大优势。
火器技术的发展为什么没能挽救明朝的命运？
明朝的火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和普遍应用，为什么没有使明朝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呢？
明朝后期，尤其是自万历年间开始，吏治腐败，党争不断，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大明王朝好似陷入了乌烟瘴气的泥沼。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下，明朝的军事管理、指挥、联勤、装备体制欲发失调，如当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所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朝堂之上的“嘴炮”左右了前线的“火炮”。
首先是帝国的一把手不自信。由于封建体制的局限，这里面，火器的应用就存在较大缺陷。例如，其中有一条，《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朝廷恐其传习者多，不许边方自造”，除非朝廷特批才可以。然而“京库关领者多有不堪”。这说明明朝统治者过于“杞人忧天”，害怕底层人民、周边番夷，要求“不得漏洩法式”。因此，诸边所使用的火器平时是不会发放给他们的，直到临警之时才会发放前线，由于缺乏日常操作演练，导致缺少业务精通之人去掌握运用，没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些火器的作用，好东西最后变成了死物。而且，在实战应用中，这些火器的应用与否，还与前线军事主官有直接关系，有的明军将领“非钦旨不敢轻用”火器，就更谈不上正确的指挥与使用了。
这一状况连明人自己都说“往年工部所发出关火器以百万补，曾无一济于用……非车炮之无可用，而实未尽火炮之用也。”
再次是恶劣的言路，使得先进的军事思想屡被扼杀。前面提到皇帝要求“不得漏洩法式”，这一弊端并非没有人发现。早在景泰年间，大臣于谦在他的《建置五团营疏》中，就阐述过军队如何作战，发挥各种冷、热兵器特点及如何搭配使用，他认为“枪炮”应该在日常时期就发放给士兵，平时操练，才能掌握精湛，使火器真正成为长技，可惜他的建议并未被接受。夺门之变后，于谦本人也落得含冤遇害。
而到了崇祯年间，朱由检本想继续振兴宁远之战时的火炮雄风，打算继续购买外国红夷大炮“师夷长技”之时，一帮子“嘴炮”却捧出了“华夷有辨”的古训，反而夜郎自大起来。登州火炮营兵变后，孔有德、耿仲明的火炮部队连人带装备叛降皇太极，彻底拉开了明朝与后金的火器装备水平，也断送了徐光启、孙元化等人利用葡萄牙雇佣军训练建设“火炮武器”军队的理想计划。
这就尴尬了，尾大不掉的努尔哈赤开始指挥女真骑兵在辽东飞来驰去、攻城掠地，强大的明军守着一堆火器装备，却无法发挥其有效制敌之用。等到皇太极的军队打破明朝独擅火器的局面之后，大明王朝的一败涂地就已成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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