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 高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伯遠帖》，作為“三希”中惟一的東晉名家真跡，其藝術、文物價值，絕非其它法帖可同日而語。
首先，此帖起筆多頂紙提筆直入，中段少提按，收筆滅跡隱端，峻落反收，無多餘動作。筆畫轉折處大多方正剛勁，行筆遒勁，停頓自然，斷筆為主，較多地保存了楷書用筆的嚴謹性。
筆畫還略微帶有隸書的韻味，如“此”“別”“嶠”省去鉤法，“珣”“永”“期”弱化鉤法，平勢出鉤。“遠”“從”“遊”捺畫向左延伸筆勢，向右平出雁尾，誇張末筆捺畫在一字中的主筆作用，更順應了字法橫向取勢的特徵，顯得格調更為高古，體現了東晉時代行書藝術走向成熟的豐富面貌。
通篇看來，此帖書寫氣勢連貫，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珣書寫時運筆的先後順序，筆畫間的牽絲映帶交代清晰，特別是露鋒起筆，稜角分明，時出側鋒，更顯得真切而率真，這是從摹本和刻帖裡無法得到的。
其次，此帖結體橫勢扁方，隸意明顯。整幅作品中僅“群”“申”“寶”“羸”“出”“志”“意”取勢仍然保留縱向之外，其餘字形多取橫勢。在此帖中原本屬縱向結構的字如“自”“業”“為”“患”都橫向取勢，“如”“古”“不”“以”更是特意誇張其橫勢。另外，帖中大多數字形不僅取橫勢，多數字的左右部件還相隔甚遠，如“伯”“昨”“頓”“相”“獲”“勝”“期”“疇”“始”“嶺”“優”“情”“從”“遠”等，遙遙相望，筆斷意連，氣息綿長。
這種疏散的結體必然會留有大量空白，在極少有連筆的情況下，王珣通過並筆凸顯塊面效果，讓整張作品聚其氣力，從而達到形散而神不散，呈現出蕭散古淡的格調。
第三，此帖墨色古雅，盡顯剛柔虛和、蕭散疏朗的韻致。晉人崇尚硬毫書寫，兔毫、鼠須同屬硬毫一類，據此推知，王珣書寫《伯遠帖》時，所用的工具當為硬毫小筆。凡有書寫經驗的皆知，小筆蓄墨少，書寫多字數時需要多次蘸墨。《伯遠帖》中凡兩次著墨的地方，墨色都明顯地更濃黑一些，而淡墨在《伯遠帖》的運用堪稱高妙。
第四，此帖章法佈局靈動，一掃均勻板滯的習氣。這主要表現在字與字之間字距疏密自然，如第三行的“此”字穿插在第二行“自”與“以”之間的空白處，同時又穿插在第一行“遠”與“勝”之間的空白處；第四行的“分”向左穿插在第五行“隔”與“嶺”之間的空白處，向右穿插在第三行“優”與“遊”之間的空白處；第五行的“嶠”字，正好圍堵右邊第一行“首”與“伯”，第二行“之”與“寶”，第三行“遊”與“始”，第四行“別”與“如”，大量空白的串連，使“氣通於隔行”。
更難能可貴的是每個字都有動態表情，或顧盼、或俯仰。正如姜白石所言“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
誠然，《伯遠帖》的首要價值是真本墨跡，可通過墨跡本對比魏晉刻帖的筆法、字法及章法窺探真正的王系書風；其次，作品獨有的蕭散古淡的生命意味、意境玄遠的筆墨情趣最能代表魏晉文人書寫的高度。
筆者通過在故宮博物院目見《伯遠帖》原作，便能看出《伯遠帖》用筆大量“既側既中”的用筆方式與結字橫向的特徵，可見王珣執筆方式為“斜執筆”，對此沙孟海先生有過詳述。“斜執筆”即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執筆的方式，此種執筆的特點是靈活有餘而縱向拉力不足，所以魏晉時期的尺牘總體上有“將線點化”的特徵。這可以說是揚長避短，有效地避免了“斜執筆”筆力較弱不宜作長線的弊端。所以，這個時期書法作品總體上沒有長線條，減少組合，點畫簡潔靈活似巧實拙，意態豐富十分耐人尋味。
所以《伯遠帖》是以氣勝而非以力勝的一件難得的真實樣本，而影印字帖傳達給我們的是墨色的濃黑、線條圓勁的錯誤信息，因此我們要創造一切條件去看原作。當然，換個角度，我們今天來學習《伯遠帖》，不同版本傳遞不同視覺審美信息，對比真跡後，或許能讓《伯遠帖》生髮更多種可能。
我們可以中鋒書寫，可以篆籀生宣書寫，可以由小及大展大書寫，亦可中側並用連筆書寫，等等。在筆墨上可以保持一樣的逆向生髮，這便是我們所要作的思考。對二王書風的興趣與追求需要我們在讀魏晉歷史的過程中去反思和尋覓；需要在讀原作與臨習中不斷地去實踐與求真，而《伯遠帖》正是王珣留給我們最大的一個思考和開示。
［晉］王珣《伯遠帖》 紙本，縱25.1cm，橫17.2cm。行書，共5行47字。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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