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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全書共計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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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發展至今，創新技術給我們帶來了揮一揮手就能打到車、點一下按鈕就能吃上飯的便捷生活，也為我們提供了視頻、直播等觸手可及的娛樂內容。但與此同時，信息氾濫、隱私安全、消費主義、技術至上等問題也逐漸顯現。

在互聯網時代的早期，為了快速發展，技術創新成為了企業的首要追求，相應的弊端則很難得到充分的重視。而現在，科技公司開始更主動地審視技術給社會造成的多重影響，像騰訊這樣的企業也開始討論“科技向善”這樣的命題。

這與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一書中的核心論點相契合：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

波茲曼作為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批評家，擁有廣為流傳的《童年的消逝》（1982年出版）、《娛樂至死》（1985年出版）兩本經典著作。《技術壟斷》（1992年出版）則與這兩本書一起，被合稱為波茲曼的“媒介批評三部曲”。

在這“三部曲”中，波茲曼不遺餘力地對現代技術進行了批判。如果說前兩本書著力於對電視技術的批判，《技術壟斷》這一本書就分別對“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技術壟斷文化”這三種文化類型進行了討論，探究不同時期的技術發展對我們的生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希望引導讀者思考技術社會存在的問題。

在書中，波茲曼介紹了上述三種文化類型的變遷。在這三種文化中，隨著技術越來越先進，社會傳統的地位卻越來越低，技術逐漸成為了主導。

到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技術壟斷時期，波茲曼認為，人們受生活的趨勢，渴望“獲取”信息，至於目的何在、有何侷限，卻不加以思考。這種信息過剩、信息無意義、信息失去控制機制的狀態會讓文化吃盡苦頭。

在批判以外，波茲曼也試圖探討文化在技術壟斷時代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十條抵抗技術壟斷的原理，比如我們不應該接受效率是人際關係最優先目標的思想，至少對所謂“進步”觀念抱懷疑態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為一談等。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在現實生活中思考的原理。

在寫作本書的1992年，波茲曼認為世界上只有美國一個國家進入了“技術壟斷文化”。但轉眼到了重新出版的2019年，國內的社會環境也讓身處其中的人們開始萌生了類似技術壟斷的擔憂。

波茲曼對技術發展的批判或許有點極端，但當我們享受技術帶來的紅利時，確實也應該更深入地思考技術帶來的弊端，以及技術對社會、文化和心理所產生的長效影響。

即使科技的威力很大，也只有人類能夠觀照全局，能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層面，人類文明不應該完全被技術所主導。

而對於我們個人而言，則需要擁有理解複雜技術世界的洞察力，從而讓我們在技術革命浪潮中保持清醒。這也是這本《技術壟斷》所給我們帶來的核心啟示。

以下是「深響」整理後的精華內容：

「從塔姆斯法老的評判說起」

《技術壟斷》一書以上埃及法老塔姆斯的傳說開篇。

在這個故事中，塔姆斯對誇讚自己發明出改善記憶和智慧的文字的特烏斯表示：“你是文字之父，你喜愛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實際功能搞顛倒了。”他認為文字會損害使用者的記憶，使得他們造成虛假的智慧。

這個寓言式的傳說想說明的是：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這是因為每種文化和技術的關係都必然有一個磨合的過程，技術和文化之間既有給予、亦有索取。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只看到新技術之所能的技術愛慕者，也存在著恐懼技術的獨眼龍。二者均有其偏頗之處，而我們則需要精明而謹慎地思考技術進入一種文化時的利弊問題。

在相信技術能給我們智慧的同時，我們也要問自己，技術賦予誰更大的權利、更多的自由？誰的力量和自由又被削弱？也即是我們要看到，當技術闖入一種文化時，誰是最大贏家？誰又是最大輸家？

技術引起的變革難以細察，其中最難以預料的後果就是意識形態的變革。

每一種工具裡都嵌入了意識形態偏向，也即是它用一種方式，而不是另一種方式構建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給一種事物賦予更高價值的傾向，也就是放大一種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過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傾向。其最簡單明快的表現是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頭者的眼中，一切都彷彿是釘子。

塔姆斯的評判還演繹出了有關技術變革的另一條原理：新技術和舊技術的競爭，是爭奪時間、注意力、金錢和威望的競爭，主要是為自己的世界觀奪取主導地位的競爭。這樣的競爭是意識形態特有的激烈競爭。

技術競爭點燃的是全面戰爭，這是因為技術變革不是數量上增減損益的變革，而是整體的生態變革。因此，當一種新技術向一種舊技術發起攻擊時，圍繞舊技術的制度就受到威脅。制度受威脅時，文化就出在危機之中。這些事情奇怪而危險，人們的意識卻模糊甚至愚鈍，這種危險就叫做技術壟斷。

「工具使用、技術統治到技術壟斷文化」

為了釐清當前的處境，說明前面路上的危險，波茲曼認為文化可分為三類：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

在工具使用文化中，主要特徵都是相同的，發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兩件事：一是解決物質生活裡具體而緊迫的問題；二是如何為藝術、政治、神話、儀式和宗教等符號世界服務的問題。

因此，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會里，工具並非外來入侵之物，它們在文化中整合的方式使它們不至於和文化中的世界觀產生矛盾。但工具也是有辦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嚴密的一套信仰體系，比如時鐘這種工具撼動了中世紀生活的集中化體制。

技術統治文化是在18世紀末誕生的，開發工廠制度的理查德·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被視為第一位、甚至是原型式的技術統治論的資本家。技術統治文化賦予我們進步的觀念，渙散我們與傳統的紐帶，包括政治紐帶和精神紐帶。

技術統治文化不會使我們不知所措，它並沒有完全摧毀社會的傳統和符號世界的傳統。它僅僅是把社會傳統和符號世界置於從屬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這些傳統失去效力。

在19世紀的美國，技術世界觀當然比較強大，但傳統世界觀依然存在，發揮其作用，施加其影響，不容忽視。然而，技術壟斷興起之後，傳統世界觀隨之消失。

作者認為，技術壟斷的源頭應該見諸19世紀法國著名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他創建了實證主義和社會學，努力構建關於社會的科學。他主張，凡是不能看見和計量的東西都是非真實的。

在寫作本書的1992年，作者認為世界上只有美國一個國家進入了“技術壟斷文化”。

他還剖析了技術壟斷在美國興起的原因：

● 美國人擁有拓荒心態、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和政治自由，他們認為新的觀念總是緊密地和改善聯繫在一起；

●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資本傢俱有的天才和膽略；

● 20世紀的技術給美國人提供的東西應有盡有，以至於沒有理由去尋找成功、創造或效用的其他源泉；

● 美國人對礙手礙腳的東西不信賴，他們的工業領袖具有技術開發的天才。

「難以把握的世界與崩潰的防線」

在這部分中，作者主要討論了信息氾濫和信息控制兩大機制。

技術統治文化解決了信息稀缺的問題，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信息氾濫的危險，它卻沒有給人以警示，因為信息氾濫的弊端在短期內並不是那麼明顯。

信息氾濫的長遠結果就是信息混亂，由此產生的文化彷彿是打亂了順序的一副牌。

波茲曼認為，在技術壟斷時期，我們受生活的趨勢，渴望“獲取”信息。至於目的何在、有何侷限，我們卻不加以思考。

技術壟斷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在這個語境下實際上指的是“抗信息缺損綜合徵”（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

在信息革命中，印刷術、電報、圖像、廣播、計算機技術分別標誌著五個階段。而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越來越雜亂無章地出現，世界也就變得越來越難以把握。當信息過剩、信息無意義、信息失去控制機制時，文化也會像信息不足時一樣吃盡苦頭。

他認為在信息技術的發展下，世界變得越來越難以把握，當信息氾濫、失去控制機制，文化可能會和信息匱乏時一樣吃盡苦頭。

因此，隨著信息供應量的增加，為了對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補控制機制。從信息控制的角度來看，技術壟斷的定義也可以理解為抵禦信息過剩的防禦機制崩潰以後社會遭遇的後果。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法庭、學校、家庭都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例子，比如學校的教學計劃就表明了對信息的控制，表明自己的辦學理念，表明什麼是合理的知識。信息控制最嚴的制度則是宗教和國家。

現在，信息氾濫沖毀了這些信息控制制度依靠的理論基礎，於是，美國的技術壟斷不得不過度依賴技術方法來控制信息流，主要有官僚主義、專業技術和技術性機制三種互相聯繫的手段：

● 官僚主義試圖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揮信息的效能，就像是被美化了的機器，但技術壟斷時代的官僚主義卻聲稱擁有凌駕於一切事務的威權；

● 專業技術的統治者是專家

● 技術性機制則主要指“軟技術”，如智商測試、學習能力測試（SAT）、民意測驗等，它們在化簡信息的類型和數量上的作用常不引人注意。

技術壟斷論希望藉助這些手段控制信息，然而這卻造成了不少痛苦而愚蠢的後果。

「醫療、電腦技術壟斷和隱形的技術」

人們沉迷於技術中，甚至被技術所控制

以醫療和電腦技術為例，作者分析了技術壟斷時代的機器意識形態。

在世紀之交，醫學穩步走上了幾乎完全依靠技術的道路，尤其是在20世紀40年代發明了化驗室並發現抗生素之後，醫療實踐進入了通過器械間接與患者的經驗和身體交流的新階段。如今，界定醫療能力的因素是用於治病的機器的數量和種類。

但是，作者認為，倘若美國醫學並非這樣完全倚重技術，倘若它能夠擺脫技術欲罷不能的心結，美國醫學會因此好一些。可以肯定，在技術對醫療實踐的控制上，很少醫生會感到滿意，許許多多的患者也會因此受到嚴重的傷害。

從醫療技術壟斷，他獲得了三點結論：

● 技術在醫療實踐中並不是中性因素，醫生使用技術的同時被技術利用；

● 技術產生對人的強制性要求，同時還產生廣泛的社會系統來貫徹其強制性要求，比如“凡是頭痛的患者都想要並期待作CT掃描”；

● 技術重新界定醫生身份，使醫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從病人主觀症狀轉向了疾病的診斷結果），重構醫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觀點。

像醫療技術一樣，計算機篡奪了文化的威力，把特定的心態強加於人。計算機作為一種近乎完美的機器，把我們有關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張置於從屬地位。它凌駕於一切人類經驗之上，展示它的“思考”功能勝過我們的思維能力，藉以支持它君臨一切的主張。

技術壟斷論依靠這樣一個信念：我們像機器一樣工作時就處在最佳狀態，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們可以委託機器代理我們工作。這些信念隱性的後果是，我們失去對人類判斷力和主體性的信心。

唯有人類能夠觀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層面，可惜我們讓這個得天獨厚的能力貶值了。我們相信機械運算的威力，用機械的威力取代了我們觀照全局的能力。

而且，技術傲慢始終是技術壟斷論的重要危險，因為技術壟斷助長技術的傲慢，還助長麻木，使人看不到在獲取新技能的過程中可能會丟失的技能。我們不妨問自己，由於沉浸於計算機文化，我們還在失去什麼其他的技能和傳統呢？

除了醫療和電腦技術外，還有不易為人察覺的“隱形技術”。像統計學、民意測驗和管理學，這些機制的功能都像機器，它們是一種“軟技術”。

這些技術都憑藉著一些程序和規則強有力地產生了新的行為方式，顛覆了社會。我們可以把這些程序和規則成為技藝（technique），就像拷問機器一樣，我們也要問，應不應該讓技藝高歌猛進？應不應該神化一些技藝？到底誰是主人？

由此可見，弄清楚我們的技藝從何而來、有何用處，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必須使這些技藝顯明易察，以便使技藝重新納入我們的監管之下。

「唯科學主義」

在波茲曼看來，唯科學主義是三個互相聯繫的觀念，它們還共同構成技術壟斷的基石：

● 自然科學方法可以用來研究人類行為，這個觀念也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主要支柱；

● 社會科學生成的原理可以用來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組織社會；

● 科學可以用作一個全面的信仰系統，賦予生命意義，使人安寧，使人獲得道德上的滿足，甚至使人產生不朽的感覺。

這些思想盤旋上升、互相糾纏，賦予技術壟斷能量與形態。

波茲曼認為，唯科學主義的問題不僅是技藝的濫用，不僅是把人類經驗的物質領域和社會領域混為一談的問題，也不僅是社會研究者所聲稱的把自然科學的目的和程序用來研究人間事務的問題。

唯科學主義包含這一切，還包含了更加深沉的東西。它相信，

比如，社會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一些人在自認為的合法權威面前會如何行事。然而，社會研究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權威”是合法的，什麼時候“權威”是不合法的，也不能告訴我們如何決定是否服從權威，什麼時候服從權威是正確的。

指望科學回答這樣的問題，並盲目接受科學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唯科學主義。唯科學主義就是技術壟斷論的大錯覺。

「符號大流失」

在技術壟斷論下，有兩個互相糾纏的原因使傳統符號委瑣化：符號尤其圖像可以無限重複，但符號並不是不可耗竭的；符號使用得越頻繁，意義就越被削弱。

以廣告為例。靠近技術壟斷論的核心地帶有一個龐大的廣告產業，它有權利用一切可用的符號來吞噬消費者的心靈，以助長商業利益。現在，廣告對於傳統符號的利用已使符號的超載和流失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度。

大眾廣告並非符號大流失的根本原因，如果沒有技術使之成為可能，如果沒有世界觀使之值得嚮往，這樣的文化濫用就不可能發生。就它在美國採取的制度形式而言，廣告是一種世界觀的徵兆，這種世界觀把傳統看成是障礙。

如果沒有對符號的尊重，傳統就不可能起作用。實際上，傳統就是承認產生符號的權威和敘事意義。由於符號被侵蝕，敘事的損失隨之而起，技術壟斷力量使文化虛弱的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符號的耗竭和敘事的流失。

波茲曼認為，一切文化都必須要配備具有宏大敘事特性的故事，否則生活就毫無意義，終將走向自我否定。技術壟斷的發展壓制了過去更富有意義的故事，如果故事的符號變成委瑣的東西，衰落就將如影隨形，符號流失將成為敘事失落的症狀和原因。

技術壟斷的故事沒有一個道德核心，它強調效率、利益和經濟進步，將一切表示穩定和秩序的傳統敘事和符號棄之不顧，用能力、專業技巧和消費狂歡的故事取而代之。

「愛心鬥士」

波茲曼認為，生活在迅猛發展的技術壟斷條件下，我們做出的合理回應（難以稱為解決方法）可分為兩部分：

無論文化做什麼，個人能有何作為；無論個人做什麼，文化能有何作為。

對個人來說，波茲曼提出了“愛心鬥士”原理：

● 除非知道民意測驗裡設計的是什麼問題併為何這樣問，否則就不理睬民意測驗；

● 不接受效率是人際關係最優先目標的思想；

● 擺脫對數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計算當做替代評判的充足根據，也不把精確的計算和真理畫等號；

● 不讓心理學或任何“社會科學”佔據優先的地位，不讓它們排擠常識裡的語言和思想；

● 至少對所謂“進步”觀念抱懷疑態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為一談；

● 不認為老年人無關緊要；

● 認真對待家庭忠誠和榮譽的意義，準備伸手去接觸人時，期待他人也有同樣的需要；

● 認真對待宗教的宏大敘事，不相信科學是產生真理的唯一體系；

● 理解神聖和世俗的差別，不會為了追求現代性而漠視傳統；

● 欽慕技術獨創，但不認為技術代表了人類成就的最高形式。

另外，雖然期望不大，但波茲曼仍認為學校是解決問題的主要工具。他建議的課程設置是這樣的：所有的課程都作為人類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來傳授；科學、歷史、語言、技術和宗教的理論都要講；把重點放在藝術表現的古典形式上。這樣的課程設置“回到基本功”，但並不完全是技術專家所謂的基本功。

這種教學計劃和技術壟斷論的精神是截然對立的，波茲曼不幻想這樣的教育計劃能夠阻擋技術思想世界的兇猛勢頭，但或許有助於開啟和維持一種認真的會話，使我們能夠與其拉開距離，並批評它，修正它。這也是本書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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