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可能存在的第一个王朝，夏代常常被当做“最初的中国”。然而直到今天，夏王朝是否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包括夏代有没有文字、夏代有没有形成城市、夏代有多大的疆域等等问题，学界仍然众说纷纭，即使所谓的主流观点也只是没有完全确定的假设。古代文献上言之凿凿的夏王朝，看起来仿佛是遥远的传说，目前尚无法以出土文物来切实证明。

在二里头遗址从事二十年一线考古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曾经列出了关于夏文化的诸多观点，见下图。这还不是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所有观点，比如1958年时，李学勤曾认为洛达庙文化遗存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很可能是夏文化。

有的观点提出比较早，当时的考古证据还不够丰富，虽然曾经具有启发性价值，但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被学界放弃。比如徐中舒认为早于殷墟文化的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但现在发现仰韶文化比夏文化早得太多，不可能是夏文化。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根据“夏人尚黑”就认为山东龙山文化是夏文化，但从逻辑上讲，尚黑的却未必都是夏文化，何况年代也不能相对应。

由于其学术地位，也由于其论证的合理性，我比较关注李伯谦的观点。按李伯谦的看法，夏文化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早期夏文化，即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王湾文化，其代表是嵩山周围的登封王城岗大城遗址。由于在周围发掘出的战国陶豆上戳印有“阳城仓器”的文字，可见在战国时期，这里是被叫做阳城的。李伯谦认为这就是“禹都阳城”的阳城。

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李伯谦认为其代表是新密新砦遗址。后羿代夏时，因夏民以代夏政，因此新密新砦遗址的文化遗存是东夷文化和夏文化的融合，但主体还是夏文化。

二里头遗址可以分为一、二、三、四期，李伯谦认为这全部是夏文化（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有早商文化遗存）。他提出，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主流还是从新砦继承下来的，但是有一些夷人的因素。

李伯谦教授长期研究三代考古，所参与、调研过的考古遗址众多，他的学术水平是我等极其景仰的。但我的看法或者与李伯谦教授的观点有一些不同，我列出在后，权当做抛砖引玉。

（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与夏代文物认定问题

二里头是否是夏都，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尘埃落定，不过情况现在有些微妙了。我放两张国家文物局网站的截图，关注三代考古的爱好者们大约都已经见到过：

2017年4月13日，国家文物局给河南省文物局的批复中说：“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但是这个建议显然没有被听取，因为在第二年，国家文物局网站的“新闻资讯”中出现了这样一条：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二里头是不是夏都、哪一期是夏都，就目前看来还不明确。许宏曾说“二里头最可能是夏都”，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许宏也根据测年技术，指出二里头“渐晚渐短入商年”。忽视学术争论，直接将二里头遗址命名为“夏都遗址”博物馆，是否尊重学术、尊重历史？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序列的“开篇博物馆”，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应当负起社会责任，客观、全面地展示各类学术讨论，少一些噱头，多一些理性。

5月初，我前往深圳南山博物馆观看“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之光”展览。这个展览的展品价值很高，布展也很用心，但是有一些做法让我感到惊诧：

这两件陶器，展览方直接标明“夏代”：

这真的可以直接定为夏代器物吗，就因为它发掘自二里头？

许宏于201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二里头断代问题的论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提及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有形形色色的观点，比如

深圳南山博物馆“大象中原”中的部分展牌

仅仅因为它发掘自二里头，就将其断代为“夏代”，这是不明智的做法，甚至可能对参观者、对公众形成误导。相比之下，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要谨慎一些：

关于夏代存在与否的讨论，目前还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仍然是基于传世文献来保持对夏代存在的信心的。王国维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但是，《殷本纪》被甲骨文所证实，是否就表明《夏本纪》一定是正确的？从逻辑上看，这二者没有必然关联。否则倘若有一天《夏本纪》被证明大体正确，是不是《五帝本纪》就完全可以肯定了？

《夏本纪》的记叙是否准确，只能依靠考古证据来判断。在考古证据尚不能服众的情况下，对夏代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的讨论，暂时只能是一种假说。比如我下面要进行的对夏文化的一些论证，就只是我基于图腾文化所提出的一种假说。

（二）图腾时代：夏商周时期的典型文化特征

“图腾”（Totem）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基华部落的用语“奥图特曼”（Ototeman），原意为“他的亲族”或“兄妹亲属关系”。

图腾崇拜的对象往往是某种自然物，类似于自然崇拜或动物崇拜，但自然崇拜强调的是自然对象的性质和功能，而图腾崇拜强调的是与祖先崇拜、灵魂意识有密切关系的血缘关系，虽然二者都是神秘而强大的，又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图腾崇拜提供了氏族团结一致的血缘基础，图腾成为血缘关系的象征物或象征性符号，这就建立和维持了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它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图腾崇拜是原始时代里早期人类社会形成的精神支柱，

图腾的社会性内涵还表现在，它可以分为氏族图腾、胞族图腾、部落图腾、民族图腾等不同层面。其中氏族图腾是最普遍、最主要的图腾存在方式

谈了这么多关于图腾的理论，我实际想表达的是：

在夏、商时代，一直到周代早期，图腾在社会组织、政权建立与维持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部落之间的聚合、势力区域的划分、早期文化的发展，都与图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商代玄鸟妇壶铭文

于省吾在《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中有过论证，他认为，夏商图腾制度也不外乎以动植物和无生物等为种族的来源。禹母吞薏苡，启母化石，可见夏后氏以薏苡与石为图腾。而商代以鸟为图腾，已经从文献记录和地下史料得到了交验互证。只是商代已进到原始社会后期阶段，图腾只是作为残余而存在。

此外，胡厚宣也曾发表《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一文，他通过考察大量甲骨文资料，认为商人祖先王亥之亥从隹，隹即鸟，因此“王亥之亥而从鸟，乃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

胡厚宣，中国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

参考现在所能接触到的大量商代器物，以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商颂·玄鸟》）等文献资料，根据于省吾、胡厚宣等学者的论文，都清楚地显示出：离开图腾去探讨商代文化，是无法发现其真正的商代文化特征的。既然较晚的商代尚且处于图腾社会，更早一些的夏代倘若也是某种有阶级分化、有确定统治疆域的政权，那么它的统治根基应当也在于图腾崇拜。

（三）商代：以鸟为主要图腾的时代

“三足乌载日”观念在原始先民中广泛流行，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仰韶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体现这种观念的器物。

双凤朝阳刻纹，河姆渡文化，网络图片

双鸟负日骨雕，河姆渡文化，网络图片

可以想象的是，到了夏商周时期，人们仍然认为鸟与日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很多学者注意到商代热烈的太阳崇拜，殷人“出、入日，岁三牛”，郭沫若说“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不过，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基本上可以视为一回事，商代的太阳崇拜也体现为鸟崇拜

首先，正如同我在上一篇文章《周：恨鸟时代里青铜爵的退场》中所谈到的：李泽厚说三足造型“来源于生活实用（如便于烧火）基础上的形式创造”，学会用火的先民们使用三支脚的圆口陶釜（在约公元前6000年的河北磁山文化中已有发现）时，自然将三足与火联系在一起。太阳亦为热源，在青铜器纹饰中，火、日、鸟三种原始崇拜相互交缠，就创生出“三足乌”这一形象。

陶釜，陶支脚，磁山文化（约公元前6100—前5600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其次，叶舒宪曾指出日行经天在神话思维中很容易被设想为鸟类，太阳的升落也可以与具有定时出没循环规律的“候鸟”相联系，因此形成了商人对鸟和日的双重崇拜。“太阳每天从天空经过，在神话思维中很容易被设想为有翅膀的鸟类生物。……可见玄鸟也好，燕子也好，凤凰也好，这些能够飞翔于天，并且具有定时的出没循环规律的所谓‘候鸟’，在神话思维中是可以和具有类似定时隐现规律的太阳类比认同的。这样理解后，商人对鸟和日的双重崇拜便可统一起来了。”（叶舒宪《英雄与太阳》，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可以推测，伴随着灵魂观念、祖先崇拜意识的出现，先民会认为太阳在天空与地下进行循环往复运动，从而联想到灵魂在生死间的转换，这与飞鸟的出没循环亦有联系。因此，太阳崇拜、灵魂观念、祖先崇拜融合于鸟崇拜一体。

商代的鸟图腾信仰主要体现在大量以鸟为器形或纹饰的青铜器和玉器之中。

玉鸟，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凤，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代青铜器基本为祭器，寄托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其纹饰都有鸟的图形。至于爵、斝、盉等青铜器，从外形上看直接就是仿三足乌的鸟形。以爵为例，我在《周：恨鸟时代里青铜爵的退场》一文中已经谈到了它的造型思维，引用到这里：

爵有两根立柱，这两根立柱是什么呢？华冠，其来源很可能是鸟头顶的翎毛，意味着神性。爵有流，流是什么呢？就是酒水顺着淌出来的那个嘴。那爵不是两边都伸出来，还有个尾巴吗，这怎么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边，是鸟脑袋，是流。没有冠的那边呢，是尾巴，它也比较尖，这边用来喝酒，也容易戳着嘴。

青铜爵，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说商代是以鸟为主要图腾的时代，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争议。

（四）夏代：早期龙图腾的时代

商代是鸟图腾、太阳崇拜的时代，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时代，那么，如果存在夏代，而且夏代也是图腾社会的话，它以什么为图腾？

于省吾认为夏代以薏苡与石为图腾，这一点颇可商榷。在我看来，薏苡与石可能是当时的“神物”，却未必为夏代的主要图腾。从文献与实物材料来看，我更倾向于认可夏代的图腾为早期的龙（蛇）图腾。

在考察文献前，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正如顾颉刚所说，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很可能是在后来经过不断删改、增加的，其特点之一就是古代帝王愈加愈多，比如尧作为三王之始，是战国诸子宣扬自己的观点而编说古史时才确定的。记载止于春秋末年的《天问》中只出现了一次尧的名字，《山海经》干脆提都没提。这种“

据说夏人姓姒（《夏本纪》），而“以”在古文字中就是龙（蛇）的象形。夏代的开国之人为启，启之父为大禹。《说文解字》说，“禹,虫也”，1923年，顾颉刚因此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童书业则提出“禹为句龙”。到了2007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吴锐发表文章《“禹是一条虫”再研究》（《文史哲》，2007年第6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龟、蛇长期被古人认为雌雄异体，比如《海内北经》:“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可见龟、蛇为一。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他提出，受崇拜的

禹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以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建立在历史人物上的神话人物，也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今天所流传下来的关于大禹的故事，包括《史记·夏本纪》中的记录，有很大一部分大约是夏王族的附会。尧、舜、禹的故事，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在历史的前进浪潮之中，人们一点一点添加形成的。《天问》称鲧、禹其为天地开辟后最早的神，最早出现在神话中的大神禹，也许是龙图腾意识中神灵的体现。丁山先生说“禹”字实“从虫从九”，《天问》所谓“雄虺九首”，正是“禹”的本义。闻一多说，我国古代所谓“禹步”的一种独脚跳舞，本是仿效蛇跳（见《伏羲考》）。

夏启之父为禹，与其说确实有血缘关系，更像是夏代的王为了渲染自己血统的神圣性而编制编造出来的。

根据禹与夏的联系，可以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夏代如果存在，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龙、蛇为图腾的氏族。

龙蛇崇拜很早就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在甘肃的仰韶文化彩绘陶器中，有鲵鱼纹的陶瓶，这个颇类似人面蛇身的图象大致是某种爬行动物图腾，很可能就是早期龙蛇崇拜的一种变形。

鲵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5500年，甘谷西坪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鲵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武山傅家门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在红山文化中出现了卷龙。玉卷龙的“体型”较小，但是雕琢这些玉器是极费工力的。当时还是石器时代，还没有金属工具，这些玉料的加工要以绳线加水、加沙，一点点地拉磨。如果要钻孔，就只能用木钻头或石钻头一点一点钻出来。

卷龙，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有学者认为，龙崇拜与对闪电的自然崇拜有关。状如巨蛇的闪电劈中树木起火，这种恐怖场景给先民留下深刻印象，威力无穷、无从躲避的闪电成为自然崇拜的对象，所以《诗经》有“虺虺其雷”一语。但是从青铜器纹饰来看，直到商代，龙、蛇形象都不能独立飞行，必须依托于鸟才能凌空，可见

（五）夏商之间的文化转换：图腾中所折射出的夏文化

如果抛开夏代的实际疆域和政权组织形式不谈，即忽视夏是王权国家还是聚落的问题，单单将其视为一个群体的话，夏商之间发生的文化转换是相当明显的——原本夏人的龙蛇图腾被压制，而商代人的鸟图腾获得了主流地位。

我以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典型器物作一对比。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文化，也就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主要分布于山西省的临汾盆地。李伯谦说，从它反映的年代，从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都有可能是夏文化，但是从它的分布地域来看，它不是夏文化。文献所记载的夏族中心地区是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与陶寺文化所处位置有所不同。因为陶寺文化的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比夏代开始之年还要稍早，因此李伯谦认为它不是夏代文化。

不过，冯时、高炜等学者认为陶寺正是夏文化遗存。许宏说，高精度系列测年数据看来更支持“二里头商都说”（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分界或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分界）以及“陶寺文化为夏文化说”等当前属少数派学者的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陶寺文化中出土的代表性器物有龙盘、鼍鼓和特磬。许宏在《中原一千年之陶寺篇：龙盘、鼍鼓和特磬》（见许宏新浪博客）中说，在陶寺早期墓地中，龙盘、鼍鼓和特磬都只见于几座大型墓。每座墓仅有龙盘一件。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表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鼍鼓即上蒙鳄鱼皮的木鼓，《诗经·大雅》说“鼍鼓逢逢”，可能使用于某种重要仪式。特磬，指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

龙盘，图片来自许宏新浪博客

鼍鼓，图片来自许宏新浪博客

特磬，图片来自许宏新浪博客

这三件器物均为礼器，从出土情况来看，其使用必须遵循严格的等级秩序，许宏认为这是华夏礼制的初步形成。

从其图案来看，陶寺文化的这三种器物都表现出浓厚的龙蛇图腾特征。特磬的外形如鱼（总之应当与鸟图腾无关），龙、鼍（鳄鱼）均与水有关，这三者所代表的动物不同，外形也不同，但本质内涵却是有相通之处的：它鲜明地表示出，就现在出土的陶寺文物来看，它是一种崇奉龙蛇图腾的上古文化。即使它不是夏文化，也与夏文化有密切关系。

那么，晚于陶寺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是夏代文化还是商代文化呢？我们同样可以从二里头出土文物中所蕴含的图腾内涵来加以判断。我主要举例为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绿松石器。

在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多种多样的绿松石器物。李存信曾经复原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

图片来自李存信论文《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

从总体造型看，这件龙形器因其蜿蜒的蛇身，很容易被认为是龙图腾的产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龙盘中的龙首与这件龙形器的龙首有着极大的差别。为何将原本“简单朴素”的龙首制作成这么复杂甚至显得别扭的造型？

从龙形器头部图形来看，可以看出在商代青铜器中非常流行的“兽面纹”的雏形：两个大而突出的“臣字目”正是兽面纹的典型特征，其对称的造型透露出略显狰狞的气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谈到的商代青铜器的“狞厉”特征在这件龙形器上已经流露出来。

那么这个龙形器头部，就应该像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一样，被理解为两只相对的负日之鸟。非如此，难以解释这种奇特的造型。

我对兽面纹进行解读的论文还在向学报投稿过程中，这里就不多谈了。

根据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李伯谦教授认为，二里头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吸收了一些夷人文化因素。但是从这个绿松石龙形器来看，鸟图腾已经成为龙蛇图腾的“头部”，成了这件礼器中最显眼、最突出的部分，这显然意味着鸟图腾已经战胜了龙图腾而居于主要地位，也折射出在政权组织上，这一时期的二里头已经属于鸟图腾部族政权了。那么——

最起码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夏文化。这一时期要么夏文化已经步入衰落期，要么已经被商王朝征服，商王朝正在逐渐吸收、改造夏文化，就像商周鼎革之后，周王朝立刻改造商文化一样。我更倾向于，

再看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这三件铜牌饰也是二里头遗址最有代表性的器物，它应当如何解读？王爱民认为，铜牌饰上的动物为鸱鸮（见《二里头81YLⅤM4:5镶嵌铜牌饰为鸱鸮说》，《华夏考古》，2017年第1期）。

李学勤教授在《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中认为

商代前期，河南郑州杜岭青铜方鼎的兽面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叶舒宪则提出，二里头铜牌饰上的图案与上古礼书上的“熊虎为旗”之说有关，是熊神原型（《二里头铜牌饰与夏代神话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4期）。那么，哪种说法更加接近实际一些呢？

叶舒宪论文配图

就我对青铜器兽面纹的研究来看，李学勤先生的观点直指铜牌饰图案本质。王爱民所分析的二里头81YLⅤM4:5镶嵌铜牌饰，其图案实应为：

这种图案，和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兽面纹毫无区别，它绝不应出现在以龙蛇图腾为主流的夏代。

那么，二里头就绝不应该只是“夏都”。它要么“前夏后商”，要么完全是商。

（六）结语

夏鼐先生曾说，夏文化是夏时期的、以夏族人为主体而创造和使用的文化，这就为夏文化研究定了调。我们所需要探寻的夏文化，应该在夏所存在的时期、在夏族人的地域之中，它应该具有夏文化的特征，而且已经发展到“国家”这种阶段，而不再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

按照这样的思路，陶寺文化是不是夏文化，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证，但起码它所代表的图腾文化类型，与夏文化的龙蛇图腾是一致的。

而从绿松石器的纹饰来看，二里头文化最晚在二期时已经进入商文化时期。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对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爵进行讨论，但按照图腾文化的思路，青铜爵作为典型的鸟图腾器物，应该也是商文化的体现。

商文化与夏文化是什么关系？孔子说，殷因于夏礼，结合青铜器纹饰来看，鸟图腾的商文化并没有完全清除掉龙蛇图腾的夏文化的痕迹，反而是在夏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留下了大量的改造痕迹。因此商代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兽面纹”实则为龙凤合纹（这一点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具体解释）。商代应当是夏族人与商族人共同建立的政权，其中，商族及其鸟图腾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

许宏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原一千年之嵩山篇：两大集团 》，指出二里头文化体现了嵩山南北两个区域、两个不同文化版块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可以由商代青铜器上的大量“龙凤合纹”来证明。这是否意味着商代文明的本质是信奉鸟图腾的游牧民族商族战胜了信奉龙蛇图腾的农耕民族夏族，之后二者建立商王朝这个联合政权，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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