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朝代，而清朝末期自然成為距離當今最近的封建時代。對這段歷史的研究，除了《清史稿》等正史，還有一些個人也給歷史學家，留下不少寶貴的資料，今天要說的這個人，就是伴隨清朝走向滅亡的內閣大臣——紹英。紹英是清末少數留在溥儀身邊的大臣之一，在工作之餘，他寫了很多日記記錄自己的日常工作。難得的是這些日記，在經歷了戰爭洗禮後竟然還有幸保存下來一大部分，成為研究清末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那麼，紹英在滿清末世都做了些什麼？他在日記中又記了哪些事呢？
紹英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清朝官員，所以他是正經的官宦子弟。辛亥革命之後，紹英成為溥儀皇宮裡的內務府大臣，專門負責宮裡的大小事務。據說，他在宮裡任職的時候，每天都要為溥儀所需的各項經費開支發愁。他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在這期間，他的日記記錄了每天的待辦事項，這些事中大多和申請撥款有關。那時內務府的經費需要到袁世凱那裡申請，並且申請的錢數也有講究，他想多爭取一些以便隨時挪用，但又擔心下面的人會貪汙私吞，所以為了賬務問題他真是操碎了心。
事實上，溥儀在位當皇帝時，袁世凱為首的民國政府已是負債累累，答應撥給溥儀的經費總是一拖再拖，總統府甚至還常用債券應付紹英，債券又常因各種原因貶值。所以，那段時間滿清皇室的經濟壓力一直很大，連溥儀的婚禮花銷都被大幅度縮減，只爭取到不足30萬元的費用，比起花了一千多萬兩白銀的同治和五百多萬兩白銀的光緒，這筆開支簡直是微不足道的。紹英作為內務府大臣，在那段特殊時期為了省錢確實是煞費苦心。
紹英一生共記錄了70餘本日記，雖經歷年代久遠，但仍被其孫子馬延霱先生保護留存下33冊。他的日記記錄時間從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起，至民國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925年4月19日）止。他在日記中除了記錄所經歷的大事以及自己的一些事外，著墨最多的則是遜清皇室與國民政府之間經費來往的事。類似“飯後四點鐘至石大人衚衕袁大總統處，見，略說內務府用款事，允為撥給，但宜隨時撥用，若多撥恐辦事人生心侵蝕，”這種記錄其向民國政府要錢的事很多。
除了向民國政府要錢，當時處境艱難的遜清皇室也曾試圖節省開支，想辦法開源節流，這在紹英日記中也有體現。如，1912年11月16日，他就記載說：“皇太后諭令：所有皇室所屬各衙門應裁應並，通盤籌畫永久之計，隨時會同醇親王妥商辦法，奏明辦理。” 1918年6月8日，他記載說：“中堂交進售賣瓷器洋元票八萬七千元，銀庫取到公債息銀卅萬四千八百八十七圓三角。”
除了以上這些皇室的事，紹英還在日記中不經意間記錄下自己作為內務府官員的收入情況，有人統計了民國四年紹英各項收入（包括賞賜）總共達到22308.92元。這樣的收入在當時來說絕對是高收入了，但他的花費也不少，一則家口人數較多花費不小，二則應酬和雜事交往所掏的小費等也不少。
紹英是一個非常膽小的人，在那個混亂的時代，為了自身利益，他也曾做了許多自保的行為。1905年時，他被任命為支部左侍郎。雖然他一直是個很善良本分的人，但膽子一直都很小。他並不願意接受新思想，或許這在他看來是一件極具風險的事情，雖然他表面上很支持革命，但在實際行動中卻不是那麼回事。
紹英結交了許多外國朋友，與他們建立了友好關係，但他這樣做的目的並不單純。因為其祖父和父親都是清朝大臣，所以他家的財力還算得上優渥，他在京城裡擁有不止一處宅院。他一直想把房子租給洋人居住，這樣一來遇到危機時刻，就可能獲得幫助。所以他寧願免費讓洋人住自己的房子，也不願把房子租給同胞。從這件事上看，紹英確實是一個聰明人，但他這樣的做法卻是有利也有弊，並不像他想得那麼完美。
作為清朝走向滅亡的歷史見證者，紹英一生經歷了很多事情。膽小的他做事雖然一直謹慎，但在一些事情上，難免失去作為中國人的骨氣。他曾經假裝得了一種病、獲得了到德國住院修養機會，但沒想到最終他竟然真的患上了這種病，因此而逝世，還真是有些諷刺，看來有些事情即便膽小也是逃不過的。
參考文獻：《清史稿》《紹英日記》《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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