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而清朝末期自然成为距离当今最近的封建时代。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除了《清史稿》等正史，还有一些个人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不少宝贵的资料，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伴随清朝走向灭亡的内阁大臣——绍英。紹英是清末少数留在溥仪身边的大臣之一，在工作之余，他写了很多日记记录自己的日常工作。难得的是这些日记，在经历了战争洗礼后竟然还有幸保存下来一大部分，成为研究清末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那么，绍英在满清末世都做了些什么？他在日记中又记了哪些事呢？
绍英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官员，所以他是正经的官宦子弟。辛亥革命之后，绍英成为溥仪皇宫里的内务府大臣，专门负责宫里的大小事务。据说，他在宫里任职的时候，每天都要为溥仪所需的各项经费开支发愁。他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这期间，他的日记记录了每天的待办事项，这些事中大多和申请拨款有关。那时内务府的经费需要到袁世凯那里申请，并且申请的钱数也有讲究，他想多争取一些以便随时挪用，但又担心下面的人会贪污私吞，所以为了账务问题他真是操碎了心。
事实上，溥仪在位当皇帝时，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已是负债累累，答应拨给溥仪的经费总是一拖再拖，总统府甚至还常用债券应付紹英，债券又常因各种原因贬值。所以，那段时间满清皇室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连溥仪的婚礼花销都被大幅度缩减，只争取到不足30万元的费用，比起花了一千多万两白银的同治和五百多万两白银的光绪，这笔开支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紹英作为内务府大臣，在那段特殊时期为了省钱确实是煞费苦心。
紹英一生共记录了70余本日记，虽经历年代久远，但仍被其孙子马延霱先生保护留存下33册。他的日记记录时间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起，至民国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925年4月19日）止。他在日记中除了记录所经历的大事以及自己的一些事外，着墨最多的则是逊清皇室与国民政府之间经费来往的事。类似“饭后四点钟至石大人胡同袁大总统处，见，略说内务府用款事，允为拨给，但宜随时拨用，若多拨恐办事人生心侵蚀，”这种记录其向民国政府要钱的事很多。
除了向民国政府要钱，当时处境艰难的逊清皇室也曾试图节省开支，想办法开源节流，这在紹英日记中也有体现。如，1912年11月16日，他就记载说：“皇太后谕令：所有皇室所属各衙门应裁应并，通盘筹画永久之计，随时会同醇亲王妥商办法，奏明办理。” 1918年6月8日，他记载说：“中堂交进售卖瓷器洋元票八万七千元，银库取到公债息银卅万四千八百八十七圆三角。”
除了以上这些皇室的事，紹英还在日记中不经意间记录下自己作为内务府官员的收入情况，有人统计了民国四年紹英各项收入（包括赏赐）总共达到22308.92元。这样的收入在当时来说绝对是高收入了，但他的花费也不少，一则家口人数较多花费不小，二则应酬和杂事交往所掏的小费等也不少。
绍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为了自身利益，他也曾做了许多自保的行为。1905年时，他被任命为支部左侍郎。虽然他一直是个很善良本分的人，但胆子一直都很小。他并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或许这在他看来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虽然他表面上很支持革命，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是那么回事。
紹英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单纯。因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大臣，所以他家的财力还算得上优渥，他在京城里拥有不止一处宅院。他一直想把房子租给洋人居住，这样一来遇到危机时刻，就可能获得帮助。所以他宁愿免费让洋人住自己的房子，也不愿把房子租给同胞。从这件事上看，紹英确实是一个聪明人，但他这样的做法却是有利也有弊，并不像他想得那么完美。
作为清朝走向灭亡的历史见证者，绍英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胆小的他做事虽然一直谨慎，但在一些事情上，难免失去作为中国人的骨气。他曾经假装得了一种病、获得了到德国住院修养机会，但没想到最终他竟然真的患上了这种病，因此而逝世，还真是有些讽刺，看来有些事情即便胆小也是逃不过的。
参考文献：《清史稿》《绍英日记》《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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