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熟悉黨史的人都知道，我黨有個著名之作《興國調查》。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興國調查》並不是在江西興國縣實地調查的，竟然跟新餘市扯上了毛線。
大家也許會問，這是怎麼回事？
時光倒回到89年前，1930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蔣、馮、閻大戰結束，國民黨軍隊即將向中央蘇區發動大規模“圍剿”，為了正確判斷面臨的政治形勢，規定紅一方面軍和江西黨的任務和行動方針，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行動委員會於10月25日始，至11月1日在江西新餘縣（現新餘市渝水區）的羅坊鎮陳家鬧村召開聯席會議，史稱“羅坊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總司令朱德、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傳部長陳正人、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周以慄、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朱雲卿、總政治部主任楊嶽彬、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紅三軍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羅榮桓、紅八軍軍長何長工、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十餘人。
話說1930年10月29日這天上午，毛澤東從羅坊鎮上的木行店駐地出來，前往不遠處的陳家鬧村，出席在那裡召開的聯席會議。途徑彭家洲村時，毛澤東看見幾百位從興國縣趕來報名參加紅軍的農民，便打起了他們的主意，叫警衛員通知預備營營長傅濟庭從中挑七、八個人，下午到他駐地開個座談會。
溫奉章、傅濟庭、李昌英、陳偵山、鍾得五、黃大春、陳北平和雷漢香等8位興國籍農民很幸運地選中了，他們被叫來開座談會。
座談會起初開得並不順暢，這8個農民都是第一次出遠門，個個老實巴交的，走進會場時都畏手畏腳的，坐在八仙桌的板凳子上也是十分拘謹，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誰也不敢先開口，桌上擺著捲菸和茶水，誰也不敢伸手去動。
為打破僵局，毛澤東便一個個地問他們娶了老婆沒有，當得知八個人中有七個娶了老婆時，打趣地問“你們離家後想不想老婆？”他這一說，全場的人都笑了，氣氛就輕鬆了一些，但也只是說些客套話，毛澤東見好就收，第一天的調查會就這樣結束了，約定第二天大家再來。
第二天，毛澤東使用“糖衣炮彈”，叫警衛員上街買來了“大紅袍”（南方獨有的桔子）和花生，調查會開始後，毛澤東並不直奔主題，而是請大家先吃桔子、花生，並給抽菸的農民發他自制的菸捲――用廢報紙捲成的喇叭筒香菸。
俗話說“吃了人家的嘴軟”，這時毛澤東才開口道:“我請你們來，是想要你們說說家裡的情況和你們村裡、鄉里、區裡的一些情況。我提出7個問題，你們先想想，然後我們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慢慢談，好不好？”
眾人說“好！”休息片刻，毛澤東端起茶杯喝水，也叫大家一起喝。
這幾個誘人開口的招使下來，啞巴也該開口說話了，拘謹的情緒和緊張的心理便消失了，大家拉開了話匣子。
毛澤東又順水推舟，使了幽默法，他說：“1929年4月，我到興國時正遭春旱，大家很著急，有一天，興國縣委召開群眾大會，請我講話。我說：‘打狗手中得有棍子或石塊，鬧革命就必須掌握武器。’會開到一半，忽然響起春雷，一會兒，一場大雨就落下來，你們說這是不是革命一來，老天爺都怕了，變得風調雨順了？”毛澤東這一段話，引得在場的人都笑了，8人開始搶著發言，竹筒子倒豆，毫無保留。
此後，調查會每天開兩次，有時晚上接著開，開晚了就弄些夜宵，那時的夜宵也簡單，沒有涮羊肉、烤串，也不唆啤酒，那時可能也沒有。
實在太晚了就留他們住下，毛澤東給他們每人多加一床被子，這招不但暖身，更暖心了。
在彭家洲村的調查會開了一個禮拜，就這樣《興國調查》在遠離興國縣200多里的新餘縣羅坊鎮產生了。
本來還要調查兒童、婦女的情形，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這時，敵人對羅坊開始發動進攻了，於是11月5日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離開羅坊，與紅四軍一起向峽江縣城轉移，朱德率另一支部隊渡過贛江，向吉安東固根據地轉移，調查會便結束了。
89年前，就是在這座普通的民居里，毛澤東同志與8位興國縣農民，進行了一個長長的談話。毛澤東在《序》中寫道：“一九三〇年九月，紅軍第一方面軍從打長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開吉安，進到袁水流域，興國送來了許多農民來當紅軍，我趁此機會作了一個興國第十區即永豐區的調查。找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偵山、鍾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八個人開調查會。調查的時間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開會的地點是新餘縣之羅坊，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我從來沒做過的。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這是我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這個調查的缺點，是沒有調查兒童和婦女狀況，沒有調查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沒有調查土地分配後農業生產的狀況，也沒有調查文化狀況。這些本來是要調查的，因為敵人對羅坊進攻了，紅軍決定誘敵深入的方針，我們的調查只得結束。下面的材料是這樣得來的:由我提出調查的綱目，逐一發問並加討論，一切結論，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們八個同志的同意，然後寫下來的，有些並未做出結論，僅敘述了他們的答話。我們的調查會是活潑有趣的，每天開兩次甚至三次，有時開至深夜，他們也並不覺得疲倦。應該深深感謝這些同志。”
毛澤東調查後並未急於成文，在對資料進行充分的分析比較後，於1931年才總結成7章41節4萬餘字的光輝的調查報告，取名為《八個家庭的典型調查》，後改名為《興國調查》。
這八個農民當時有六個選上了當兵，後來全部戰死了，另外兩個人中一個因腿疾、一個因年齡大而落選，回到了興國，其後代人丁興旺，命運眷顧了他們，而只有溫奉章看到了新中國的成立。
環顧四鄉八里，沒有一座山，地勢平坦開闊，不適合鬧革命啊。江西到底是江西，隨便一個地方都帶著紅色印記。
“興國調查”是一次豐富翔實的調查，它解決了什麼問題？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論，也沒有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革命道路。根據地盛行僵化教條主義，不少幹部脫離實際，用本本主義指導革命實踐，制訂土地政策，造成了不少失誤。毛澤東通過“興國調查”，解剖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在土地鬥爭中的思想動向和現實表現，進一步明確了在這場鬥爭中依靠誰、團結誰、孤立誰、打倒誰的問題，為當時開展的土地革命找到了依據。
閱讀更多 富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