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祀三公山碑》是名垂書史的極有價值的碑刻之一。清代王昶《金石萃編》記該碑：“碑高六尺九寸五分，廣二尺五寸。”清代劉熙載《藝概·書概》雲：“《祀三公山碑》，篆之變也。”楊守敬《平碑記》評價此碑：“非篆非隸，蓋兼兩體而為之，至其純古遒厚，更不待言。”
《祀三公山碑》，漢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立
元氏縣，地處太行山東麓，位於河北省中南部，戰國原屬中山國，後被趙滅，趙王始封公子元於此，地遂以元氏名，西漢恆山郡（後改常山郡），郡治設在元氏。元氏境內，有確切記載的漢碑共有七通：《祀三公山碑（世稱大三公）》《三公御語山神碑》《封龍山碑》《三公山碑（世稱小三公）》《無極山碑》《八都神廟碑》《白石神君碑》。現存只有《祀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皆藏於封龍山。
《祀三公山碑》碑文拓片局部
封龍山，又名飛龍山，地處元氏縣西郊區。來到封龍山山頂，山頂處有一廟，廟有兩窟，旁有一室，室內便見得《祀三公山碑》與《白石神君碑》。
《祀三公山碑》，全稱《漢常山相馮君祀三公山碑》，俗名《大三公山碑》，公元117年立。在漢代，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而祭祀是儒家禮儀中重要的一部分，祭祀分三類，天神稱祀，地祗稱祭，宗廟稱享。三公山即今河北元氏縣仙翁寨山，在封龍山西十里。是漢代常山郡祭祀、乞雨的重要場所。漢元初年，常山國國王劉章任隴西馮君為相。緣於外族入侵和風不調雨不順，馮君到官後，求雨而靈驗，以為神助，故立碑以感謝上蒼並紀念之。據《元氏縣誌》記載：此碑原立於縣西北常山故城西八都神廟內，宋代湮沒。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元氏縣令王治歧在城外荒坡偶然發現，後教諭劉德昭移置到文清書院。由翁方綱考定為安帝元初四年。
碑文如下：元初四年，常山相隴西馮君到官，承飢衰之後，（敬）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迥在領西，吏民禱祀，興雲膚寸，遍雨四維，遭離羌寇，蝗旱鬲並，民流道荒，醮祀希罕，（敬）奠不行，由是之來，和氣不臻。乃來道要，本祖其原，以三公德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之者難卜，擇吉與治，東就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谷鬥三錢，民無疾苦，永保其年。長史魯國顏浮，五官椽閻佑，戶曹史紀受，將作掾王（稱）。元氏令茅匡，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紀焉。——（根據《元氏縣誌》錄文，括號文字為杜香文補）
碑文共10行，每行17至20字不等。
沙孟海先生著文並輯錄的《中國書法史圖錄》中有《祀三公山碑》較為完整的圖片，右上角僅僅缺損一個半字，據悉是因為20世紀下半葉，學生勤工儉學燒石灰，一錘子砸下去，致使有損數字，發現不是石灰石，便得以倖免遇難。東漢時期的篆書碑刻較少，與之同時的有《袁安碑》《袁敞碑》等，東漢是一個隸書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篆書已然是漸漸退出文字舞臺，但祭祀等重要場合為了顯示莊嚴，就又不得不用篆書，書者不會諳於篆書而於一些字束手無策，於是便以隸書夾雜在篆書當中，大膽地減篆之縈繞為隸之徑直。遠觀以為篆，細品其字又非篆，似篆非篆，後人便把這種結體介於篆、隸之間的字稱為“繆篆”。“繆篆”的產生並不是故意求新立意，而是書者對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覺與書法創作上的自覺相結合後孕育而生的產物。清方朔雲《枕經金石跋》中提及此碑，“隸也，非篆也；亦非徒隸也，乃由篆而趨於隸之漸也。僅能作隸者，不能為此書也；僅能作篆也，亦不能為此書也；必兩體兼通，乃能一家獨擅。”無論如何，篆書隸書的雜糅與通融，演繹了漢代文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祀三公山碑》帶來的不僅僅是藝術上的震撼，還有對當代書家的啟迪—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如何取捨。吳昌碩見此碑後想必就有了是作石鼓，也將鐘鼎三代文字的體勢融合其間的啟迪；齊白石習《天發神讖碑》取其刀法，見《祀三公山碑》得其筆法，篆法一變再變。親身去觀察體驗，才能更深刻地吸取到先哲先賢的大智慧與大氣魄。（文章原載於《中國書畫》第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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