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逐渐落后于西方。
当西方文明诞生了无以数计的科技成就和发明创造的同时，中国文明依然处于停滞。今天的我们为了民族主义感情，试图将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于满清的入侵，事实上，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早在明朝末年，西方就在中国曾经最引以为傲的火炮技术上远远超过了中国——1623年，明人焦勖在《火攻掣要》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
更胜（中国）诸器百千万倍”。
欧洲士兵与明朝士兵
需要注意的是，从16世纪至今，西方世界的科技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其创新成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文明的总和，如此漫长时间内的巨大成功，绝不能以逃避问题的心态简单归咎于偶然性因素，其必然有特殊的制度优势作为支撑。
这种制度优势是当前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西方选民政治吗？在我看来，恐怕不是，因为在西方文明真正崛起的18、19世纪中，西方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所谓的选民政治。不论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鼓吹选举的伟大，但在冷酷的欧洲历史事实中，大众政治实际上对西方文明的崛起贡献并不大（法国大革命只是摧毁了法国的欧洲统治地位）。
那么，西方文明为什么会成为新工艺、新发明和新科技的源头？其创造力优势为何能够碾压全球？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如果以关键军事技术火器制造业在东西方的发展为镜，我们或许可以一窥西方同行相比于中国的长处。
毋庸置疑，中国火器制造最早是领先西方的。早在元代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军用火铳，忽必烈征日本，即装备了大量火铳；相比之下，西方的管制火器出现较晚，且其最初的火炮由于缺乏中国的浇铸技术，只能将火炮零件一件件打造，然后套上数层铁环，灌铅焊上形成箍筒。
不过，中国垄断模式的火炮制造业，远不及西方火炮行业竞争激烈，这迫使西方同行以更大的努力不断提升产品，最终碾压中国。
由于火炮制造属于关键军事技术，元明清三朝政府不允许民间经营，实行了严格官方垄断。明朝政府认为，火器技术国家所重，应有政府完全把控，正统六年，明朝边将试图在宣府地区设立火器局，被皇帝禁止，理由是“恐外泄”。这种完全垄断的制造，其技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官办火器厂既没有动力去提高利润，更不用担心火器的精良与否，因为军方只能从这里订购火器，所以生产方既没有迎合市场需要的改进欲望，也没有提升工艺的动力，两百多年来中国的制炮工艺几乎都是停滞的。以至于到了明末，中国自己制造的火器早已不堪实用，明廷不得不从澳门葡萄牙人经营的卜加劳（Bocarro）铸炮厂订购火炮，以资军用。
“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
“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
相比之下，西方火炮行业由于邦国林立，竞争非常激烈。英国的萨塞克斯（Sussex）、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国的第戎和尼德兰的沿海港口，都是火炮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各个火炮生产商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赢得客户的青睐，为了满足客户在不同战场、不同兵种、不同军事策略下的火炮要求，火炮制造商们逐渐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火器：野战需求导致了部分火炮的轻型化和移动化，远程轰击的高精度需求带来了火炮的高倍径工艺技术，阵地战稳定密集的连续火力需求则激发了钩式火门枪、枪托（15世纪）和火绳枪（16世纪初）的出现。
同时，为了提升火炮工艺，西方火炮制造者为了丰厚的利润，想尽一切办法笼络那些有经验的工人。据里斯本国家档案馆《季风书》的记载，1627年3月6日，负责印度果阿火炮生产的葡印商人，亲自就两名铸铁经验丰富中国人的行踪禀告葡萄牙国王，希望能够获得准许，以对其铸炮工艺有所突破，可见西方对相关人才的重视和收揽；威尼斯兵工厂的有经验工匠更是以待遇优厚闻于欧洲。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火炮的技术碾压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表明，西方商业文明带来的激烈竞争，逼迫生产者为了生存，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从而驱使技术不断进步，相比之下，中国皇家的垄断经营，这使得制造者没有改进技术、提升工艺的动力，其产品很难取得进步。
另外，必须承认，随后的西方文明技术创新的大爆发并不是偶然。
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是具有偶然性的，它需要发明人某个瞬间福至心灵的奇思妙想。这种小发明的出现，在中国、西方、印度和伊斯兰社会的历史记载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踪迹。但是，在一个文明体中，新技术发明者能否从自己的创新中获得足够的回报，则决定了这个文明的技术创新潜力。毕竟，如果新技术不能给发明人带来好处，那么就没有多少人会去努力创新，要知道，除了偶尔的激情，谁又会去做对自己毫无利处的事情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伟大文明，必然是一个能够为创新者带来回报的文明。那么，怎样的文明才能够为发明者带来回报呢？
首先，这个文明必须保障新技术发明人的技术专利，以使其拥有获利的制度基础；其次，这个文明必须拥有使新技术发明人将新产品和新工艺迅速变成财富的商业文化；最后，这个文明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机制，使创新者有渠道贷入资金，实现规模化。
这些极为苛刻的条件，最早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英国得到了实现。
1623年，英王詹姆士一世设立专利权保护法令，国家在特定时间段内保护新技术发明者的专有权，17世纪晚期，该法令得到了不断完善；到了1689年之后，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登基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689-1702），奥兰治亲王引入了荷兰式成熟的商业和融资模式（黎塞留深为钦佩的荷兰商业文化），废除了大多数贵族专卖制度，使得英国市场逐渐开放，商业环境走向成熟。
不久之后，英国的技术创新开始井喷：1733年，农民约翰·凯发明了飞梭，开设了自己的工厂，发了大财；1765年，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由此开设了自己的纺织厂，赚了不少钱；1781年，学徒詹姆斯·瓦特发明了改良蒸汽机，由此开设机器工厂，发了大财；1797年，学徒亨利·莫兹莱发明了机床，开设了工厂，发了大财。
珍妮纺纱机
使用蒸汽机生产的欧洲工厂
仔细盘桓这些新发明，其实都是西方农民、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偶然创造，但他们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制度支持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名声。相比之下，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不仅没有专利权保护之说，而且还有着根深蒂固的皇家垄断专卖制度（市场不向民间开放）和愈来愈严格的人口迁徙限制（为了方便统治和征税，伊斯兰帝国、古代中国都有着严厉的户籍制度），这就使得即便有可供应用的新发明，也无法找到获取回报的商业市场，平民发明者唯一的获利出路就是将发明贡献给官府，不过，且不说日理万机的官府能否立即意识到新发明的商业价值，实际上，发明者的发明权也基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保护。
因此，无数其他文明体中的发明及其创造者，最终都涅灭于历史的浪潮中。而西方文明也在无数新技术的支持下一骑绝尘，迅速碾压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任何文明。
这种无以伦比的绝对优势很快就在残酷的战场上显现。1757年，克莱武率领英国军队2000人摧毁50000印度精锐，英国人只损失了22名士兵；1798年，法国军队在埃及金字塔附近遭遇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马木留克骑兵25000人，法军损失29人，杀伤马木留克骑兵20000人；1860年，英法联军1万人在中国华北八里桥遭遇6万名中国精锐，英法只损失了5名士兵，就打垮了这支中国当时最强悍的军队。
这些史无前例的军事功业，实际上只是西方文明成就中最表面肤浅的部分，她的真正力量，依然孕育于西方文明对创新的支持和鼓励：
1867年，瑞典工程师诺贝尔发明硝酸甘油炸药，由此成为欧洲巨富；1869年，美国电报员爱迪生闲暇之余发明了电子投票计数器，而后又发明了耐用的灯泡，由此成为美国著名的富豪；1896年，亨利 福特在精研内燃机的基础上，制造出自己第一台汽车，并将装配线概念应用于工厂生产，迅速成为美国著名富豪。
诺贝尔在实验室
1968年，美国工程师罗伯特·诺伊斯和高登·摩尔从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请辞，创立了Intel公司，生产可供家用的微电脑，两人都成为世界巨富；1975年，酷爱编程的美国大学生比尔盖茨创建微软公司，世界进入微软时代，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1985年，美国工程师厄文·雅克布和安德鲁·维特比创建高通公司，生产芯片，两人都成为世界巨富。
很多中国人总是认为近代西方文明的科技成就仅仅只是偶然，但事实上绝非如此。空口大言、穷搜史经、巧言善辩并不能掩盖中华古代文明在创新问题上的巨大短板。只有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并熟悉西方历史的人，才能意识到近代中华文明相比于西方的停滞并非巧合。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的真正崛起，以及一系列互联网新技术公司的涌现，恰恰得益于向西方文明的学习举措：逐步开放过去被垄断的商业市场、努力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尽可能地完善融资机制、放宽人口迁徙的自由（城乡二元）等等。所以，当前中华文明的强大和繁荣，固然离不开我们好勤克简的优秀文化，但更是对西方文明长处的吸收所致。
今天，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相比，还有着巨大的差距，相比于美国无可匹敌的高利润新科技产业，中国产业的升级之路依然看不到尽头，只能在利润微薄的红海市场中挣扎。是以，未来不排除美国经济通过新技术产业再造辉煌，就像上世纪90年代般击败日本经济般甩开中国，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即便西方的人口结构极为脆弱，危机重重，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不能乐观。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问题面前，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不能忘乎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建立清醒的自知之明，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努力学习到别人的长处，就像那位伟大的历史巨人所言，“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一千年也不动摇！”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唯一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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