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今天，美國幹了一件事，惹怒了整個中國！

今天，2019年5月8日，距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遇美軍轟炸已過去整整20年，時任駐美大使李肇星在慘劇發生後有理有據，有勇有謀的與美方展開外交鬥爭。

文 | 李肇星

1999年5月8日下午，中國大學生在美國駐華使館門前舉行抗議活動，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暴行。（劉佔坤攝）

1

處理“炸館事件”

在我擔任駐美大使的三年裡，最難的日子莫過於 1999 年處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這一重大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科索沃戰爭。原來，南斯拉夫聯盟內部不和，科索沃要獨立，南聯盟不同意，雙方發生衝突。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藉口科索沃地區發生人道主義災難，對南聯盟發動空中打擊。5 月 7 日凌晨，從美國本土起飛的 B–2 轟炸機使用了 5 枚精確制導的重型炸彈，從不同角度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和他的愛人朱穎當場犧牲，使館 20 多位同志受傷，館舍遭到嚴重損壞。

我是那天下午（美國東部時間）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看到我駐南使館被炸這個消息的。直覺告訴我，中美關係將會因這一前所未有的突發事件陷入危機。我馬上召開使館黨委會，分析形勢，研擬對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應急小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訂好機票回國述職，又馬上向國內請示留在華盛頓。

祖國和人民憤怒了。中國政府發表了嚴正聲明，最強烈抗議北約野蠻侵犯中國主權、粗暴踐踏中國尊嚴的罪惡行徑，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此承擔全部責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各人民團體以及新聞單位紛紛發表聲明或舉行座談，聲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血腥暴行。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義憤填膺的高校學生和人民群眾紛紛舉行示威遊行，嚴厲聲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暴行，堅決支持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嚴正立場。他們高呼“強烈譴責美國霸權主義行徑”、“中國不可欺，中華民族不可侮”，發出了“愛我中華”、“振興中華”的呼聲。這些自覺、正義的行動，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和巨大民族凝聚力，體現了中國人民維護世界和平、捍衛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的堅強意志。其間也有少數憤怒的學生遊行時向美國駐華使領館拋擲了礦泉水瓶等物品，砸壞了一些窗戶的玻璃。

我感到自己責任重大，要作好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在那些悲憤的日子裡，看到北約的暴行以及事件發生後美方的狡辯，我心中燃起萬丈怒火；一想到祖國和人民，又增添了無窮力量。

人們常說，外交是沒有硝煙的戰場。外交官身處鬥爭一線，肩負著維護祖國尊嚴和利益的重大責任。作為駐美大使，當時我真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感覺。在處理“炸館事件”過程中，駐美使館處在風口浪尖；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次嚴峻考驗。多年的外交經歷告訴我，對壞人壞事既要疾惡如仇，又要從容冷靜。我心裡明白，光有憤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巨大挑戰面前，需要嚴格執行國內指示，依靠使館同志，還要有應對複雜局面的智慧與能力。

2

“逼”出來的道歉

“炸館事件”後，第一個和我打交道的美國政府官員是副國務卿皮克林，時間是 5 月 8日晚。他向我遞交了北約關於“炸館事件”的聲明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談話稿。我說，美方對事件所作的種種辯解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輕描淡寫地把事件說成“意外事故”，而且沒說過一句公開道歉的話，怎能不令中國人民感到氣憤？美國一向以所謂人權衛士自居，卻做出如此野蠻的行徑，請問美國人權何在？良知何在？

皮克林離開使館沒多久，美方就提出奧爾布賴特國務卿緊急要求深夜來使館見中國大使，並說國務卿已在趕往使館的路上。這很罕見，因為平時都是大使去國務院見國務卿。不一會兒，奧爾布賴特就帶著皮克林、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羅斯頓、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李侃如和幾個保鏢來到使館。

我沒有馬上出來，而是先讓何亞非公使銜參贊與其周旋——我要等中國駐華盛頓的記者趕到後再見她。

我出來時已是晚上 11 點半了，奧爾布賴特好像有預感，一見到我就鄭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總統之命來使館，只見大使一人，不見記者。我心裡本來就有氣，聽了她的話更不想給這位在聯合國共過事的老朋友好臉色。我神情嚴肅，口氣強硬，當即回應道：你見不見記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館事件”中遇難的三名中國公民當中，邵雲環是中國最大通訊社新華社的一位女記者，許杏虎是《光明日報》的年輕記者，他們的同行們能不關心這次事件嗎?

奧爾布賴特說，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嚴重的意外，克林頓總統、她本人和美國政府對發生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遺憾。總統對記者的談話和她致唐家璇外長的信都表達了這種心情。總統還提出希望與江澤民主席通電話，直接向江主席解釋。事件發生後，她一直想和唐外長通話，但未獲中方答覆。奧爾布賴特還表示，美方關切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的安全。

我聽了她的話，對她沒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氣憤。我說，美國自詡人權衛士，卻完全無視中國人民的人權，將屠殺中國人的罪行輕描淡寫說成是所謂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國政府和人民公開道歉，反而阻撓聯合國安理會譴責這一暴行。

奧爾布賴特要求休會 5 分鐘，好讓她和助手們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後對我說，為表示美方的重視和歉意，請我再次報告北京，克林頓總統和她願分別同江主席和唐外長通話，向中方表示道歉。

這時，中國駐華盛頓的記者都趕來了，圍在會客室外面。奧爾布賴特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問我，使館有沒有後門。她的意思是想走後門，避開會客室外面的中國記者。我心想：哼，這回你還想溜掉，沒門兒！我故意很認真地告訴奧爾布賴特：“在中國使館，你的安全是有保證的，我們沒有後門。”

會見一結束，我顧不上送奧爾布賴特出門，立刻跑回辦公室向國內彙報。奧爾布賴特在回憶錄中稱，她同我告別後，一群中國記者擋住了她的去路，“嚴厲責問美國為何殺害他們的同事”。她見狀退回會客室，後來通過手下告訴中國記者，她將發表一個簡短聲明，但不回答提問，記者可以攝像和拍照。

奧爾布賴特在聲明中說：“我今天來這裡，是要重申美國政府早些時候對中國人員在貝爾格萊德的死難所表達的深深歉意。我們並沒有轟炸中國大使館的意圖。今天早些時候，我已經向唐外長髮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說我理解這一事件在中國人民中間引起的強烈情緒。我也與李大使討論了我國外交官在中國使領館的安全問題。”

這是美國政府主要官員在“炸館事件”後第一次公開表示道歉，是我們迫使美方在公開道歉問題上走出的第一步。

最後，奧爾布賴特在保鏢的護衛下離開使館，她始終沒開口。

“炸館事件”初期，美國政府不僅錯過了道歉的最好時機，更是在國際社會紛紛譴責美國這一行徑後，輕描淡寫地將事件稱為“誤炸”，並用“惋惜”和“遺憾”等說辭來搪塞。中國人民在整個過程中感覺到的，不是美方的真誠歉意，而是趾高氣揚的傲氣。美國人自己都說，克林頓政府在事件發生後起初所作的道歉不認真、不真誠，更錯誤地把“炸館事件”與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的“種族清洗”政策聯繫在一起，沒法讓人理解。

也許美國政府感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壓力，態度慢慢發生變化。5 月 9 日，克林頓就“炸館事件”給江主席寫信，表示“對發生在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的悲慘場面和人員傷亡表示道歉和誠摯的哀悼”。克林頓還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況下通電話。

克林頓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決定在白宮會見中國大使。5 月 13 日，我和劉曉明公使、何亞非公參一起去白宮。出發前，我們帶了一本弔唁簿。

一坐下來，克林頓就鄭重地要求我轉達他對遇難者家屬的道歉和慰問。我允予轉達，又明確表示：這三位遇難同胞不只是他們父母的兒女，還是中國人民的兒女，所以總統先生應該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道歉。我還一字一句地說：“中國人特別重視白紙黑字，所以請總統先生將道歉寫下來。”隨後，我將帶去的弔唁簿交給克林頓。

克林頓沉默了一會兒，拿起筆在弔唁簿上寫下了一句話：“對死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對其家屬和中國人民表示真誠的歉意。”

簽名後，克林頓對我說，他心情格外沉重，願再次向中國政府和人民及死難者家屬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國人民都對這一事件深感不安，這絕不是美國和北約蓄意所為。他保證，美國將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並及時公佈調查結果。

不知什麼原因，這件事被美國報紙知曉並予以報道。報道說，克林頓在弔唁簿上寫了道歉詞，且附有照片為證。有家報紙添油加醋，評論說李肇星逼克林頓寫檢討，美國總統像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在老師面前寫檢討。

我當時看到報道心裡還有點兒不高興，那家報紙的記者憑什麼這麼看低中國人，把中國大使比成一名小學老師，我即使當不了美國大學教授，起碼也夠得上中學老師。可美國朋友後來安慰我說：說你像小學老師是很高的評價；在美國，只有小學生才最聽老師的話，最尊敬老師。有一家小報則批評克林頓對中國太軟，軟得連中國人都認為他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評論調侃道，克林頓給中方寫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黨申請書。

多年後，有人問及這件事，我告訴他們，我和我的同事從來沒有對媒體說過這件事，之後也沒有美國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過我，真不知道是誰洩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國洩密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3

“吵”出來的尊重

除了與美國政府嚴正交涉，我和使館還積極主動爭取美國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當時受《考克斯報告》（誣衊中國通過發射美國衛星竊取美國技術）的影響，美國國內對華強硬派的氣焰比較囂張，中美關係的氣氛不太好。“炸館事件”發生後，一向標榜公正、客觀、“自由的”美國輿論有一些同情中國人民的聲音，但總體上很“講政治”，與美國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並未如實報道中國駐南使館無端遭到襲擊的慘劇，卻更多關注和報道美國駐華使領館受到中國民眾“包圍”、“襲擊”等情況。

我信奉“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覺得在這個時候需要把事實和道理講給美國老百姓聽，讓他們去評判。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在美國，主持正義的人也肯定佔多數。我和使館的同事們想方設法爭取美國輿論，讓更多的美國人瞭解事件的真相，瞭解中國政府的立場和中國人民的憤怒，積極配合國內，迫使美國政府真心實意地向中國人民道歉。

我知道，美國媒體不是那麼好打交道的。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李大使，你上美國電視的談話具體內容沒有得到國內明確授權和答問口徑，這行嗎？要是出了差錯怎麼辦？如何向國內交代？”但是為了做工作，我顧不了那麼多，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短短的一週內，我分別接受了美國幾乎所有主要電視臺的訪談。

第一場採訪是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著名節目吉姆·萊勒的《新聞時間》。主持人萊勒一上來就問我：你相信“炸館事件”是一次錯誤和意外嗎？難道你不相信美國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迄今所作的解釋嗎？

我一聽就感覺到，這是美國人的普遍想法，必須進行有理、有力的回擊，就有意放慢語速一字一句地說：“在進行徹底的調查之前，沒有人會相信這是一次‘誤炸’。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北約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你們一向自詡你們情報如何準確，難道你們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嗎？美方必須認清這一事件的實質，這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也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挑戰，已經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和普遍抗議。中國外長唐家璇已經向美國政府提出了正式道歉、調查、公佈結果並處罰責任人的 4 項要求。”

5月 8 日，我來到美國廣播公司《本週》專題節目直播室，較量的對手是美國電視界最負盛名的“鐵嘴”之一山姆·唐納德。10 日，我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名牌主持人拉里·金在電視上“打擂臺”。

5月 16 日，我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著名新聞評論家、金牌電視主持人拉瑟特的採訪。那時，江已應約與克林頓總統通話，圍繞“炸館事件”的較量已從美方正式道歉轉到調查真相和懲處相關責任人。

“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後，美國總統至少已經向中國道歉 5 次。中國是否接受了美國的道歉？”聽得出來，拉瑟特的發問有指責中國之意。

我必須抓住最有理的地方與對方進行辯論，便理直氣壯地說：“對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轟炸，不是一個普通的事件。這是暴行，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犯下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見的。美國總統與中國領導人通電話時，承諾要進行徹底、全面的調查。現在，中國人民在等待著這樣的調查。”

“那麼，你們還沒有接受美國總統的道歉？”拉瑟特緊追不捨地問。我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而是義正詞嚴地指出：“我所說的是，當務之急是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中國人民有權知道調查的結果，有權知道這場暴行的背後隱藏著什麼。”

拉瑟特開始進攻，他說：“在美國，現在有許多對中國反應的議論。讓我念幾段《華盛頓郵報》的社論：中國對這次轟炸的反應就像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國家控制的媒體用不真實和不全面的報道煽動老百姓的怒火，政府為示威者提供汽車、佈告和事先批准的口號。中國政府是否在煽動老百姓？”

這番話讓我很生氣。我這人有個毛病，越生氣，嘴就越快。我連珠炮似的以最強烈、最直接的語言表達一箇中國人的憤怒：“只有精神變態和扭曲的人才會說出這樣顛倒黑白的話。自 5 月 7 日那個黑色的星期五以來，我一直在讀這類東西。在那一天，中國人民受到傷害，中國的主權遭到侵犯。那一天，將作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破壞國際法和侵犯人權的日子而被載入史冊。”

我不能被動防守，必須進行反擊。我接著說：“有些人說，是中國政府‘煽動’老百姓示威。你認為中國老百姓還要由政府來‘煽動’嗎？是這一暴行本身引發了這場示威。中國人民被激怒了。這是理性和合法的行為。關於對轟炸的調查，我對這個國家的一些政客，包括國會山上一些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驚。這是一個擅長調查的國家，有一個擅長調查的國會。但是這樣一場暴行發生了，造成那麼多死傷，他們在做什麼？試問，他們為什麼那麼沉默、那麼冷漠？”

拉瑟特又提出了“政治獻金”、“中國間諜”等問題，我不讓他牽著鼻子走，不掉進他設下的陷阱，始終把對話集中在譴責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的主題上。

採訪結束前，早有準備的拉瑟特拿出美國國務院的年度人權報告，唸完有關段落後說：“讓我轉到另一個問題，在進入下一個千年的時候，中國是否允許人們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會允許婦女不被強迫墮胎和絕育？”我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你讀過中國的《憲法》，你就會知道我們的法律保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符合國家利益，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的贊同。至於人權問題，全中國、全世界人民都對你們殺害中國無辜平民的人權記錄感到震驚。這就是你們所要提倡的人權嗎？”

在舌戰美國媒體的同時，我注意利用我們自己的媒體發出聲音，以正視聽。5 月 17 日，我接受了駐美中國記者的聯合採訪，批駁了美國一些政府高官及西方媒體在“炸館事件”上的奇談怪論，全面介紹我們的立場和要求。

在這次危機中，我和美國人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較量，我作為中國駐美大使被美國媒體描繪成“強硬派”，美國報紙形容當時的我經常臉上“極具哀容與憤怒”。也正是在這次事件後，我被媒體形容為“鐵嘴鋼牙”，一個咄咄逼人、不肯退讓半步的鬥士。其實，我真不是什麼鐵嘴鋼牙，我的心和嘴都是肉長的，我嘴裡說的只是普通好人的心裡話。

在向美國群眾闡述我們的立場時，我心平氣和。在一次宴會上，一位美國女士見到我開口便問：“我們美國說過對不起了，怎麼中國還沒完沒了？我們炸了你們使館，你們的大學生也砸了我們使館的玻璃。我們錯了，你們也錯了。”我說：“我們的學生是扔石頭砸了玻璃，這是中國政府不願看到的事情，而且畢竟你們使領館人員是安全的，怎麼能與你們軍隊的導彈襲擊我們使館造成重大傷亡相提並論？”那位美國女士說：“砸玻璃也不對嘛。”我回答：“你很有教養，閱歷也豐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母親，有沒有孩子。你可以不回答……”

聽到美國女士說有孩子後，我接著說：“那好。假如你的孩子在自己的使館無端地被別國導彈炸死，我相信，作為母親你不會將孩子被炸死與個別人砸壞幾塊玻璃當作一回事，你同意嗎？”她點了點頭，沒再說什麼。

4

“鬥”出來的賠償

“炸館事件”發生後，駐美使館時刻與首都北京保持著密切聯繫，嚴格執行國內指示，及時與美方進行交涉，報回情況並提出建議，供國內決策參考。我和使館的同事們化悲痛為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們的強大壓力和堅決鬥爭下，美國政府糾正了危機初期的錯誤，逐步滿足我方提出的基本要求。克林頓本人和美國政府高官多次表示道歉。5 月 12 日，我會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伯傑。他說，憑他對克林頓的人品、對華政策和美國政府決策機制的瞭解，美國總統絕不會故意下令轟炸中國使館。克林頓致信江主席並公開表示道歉是真誠的。據他所知，克林頓上臺 6 年多來就美國的過失行為向外國政府和人民道歉，這還是頭一次。

一個星期後，美方向我方提出解決“炸館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國務卿皮克林作為美國總統特使來北京，報告調查結果；一個月後奧爾布賴特訪華；再一個月後伯傑訪華；克林頓 9 月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同江主席舉行會晤，全面恢復兩國關係。

使館身處一線，是國內決策的參謀。我們注意廣泛接觸美國各界人士，瞭解情況，調查研究，儘可能對形勢做出準確分析與判斷。不少美國朋友告訴我們，“炸館事件”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所犯的“超級錯誤”。老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對我說，他和克林頓政府沒有什麼個人交情，但相信美國不會有意轟炸中國使館，克林頓的道歉和調查承諾是誠懇的。

6月份，中方接待了美國政府特使皮克林訪華，美方向中方表示道歉，並通報了其對事件的調查結果。後來，美方解聘了 1 名責任人，處分了其他 6 名責任人。我們與美方經過多輪談判，於 2000 年初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美方支付中方傷亡人員賠償金 450 萬美元、中國駐南使館財產損失賠償金 2 800 萬美元。中國人是講道理的，我們也賠償了美駐華使領館的財產損失。

幾年後，我作為外長去東歐某國訪問，在使館碰到一位職員。他告訴我，當年美國飛機轟炸我駐南使館時，他在駐南使館工作，那天晚上正在睡覺，在睡夢中被一聲巨響驚醒，從濃煙中跑了出來。他說，他也是撿了條命，事後想起來還後怕。我對美國人說過，中國政府一向重視維護中國公民的權利。美國飛機轟炸我駐南使館，使館的每個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每個人的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美國人賠幾個錢算什麼！

從某種意義上說，“炸館事件”是一場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對外交官來說，永遠是祖國和人民利益至上。當祖國受到欺凌的時候，我們作為她的孩子無不怒火萬丈，恨不得馬上針鋒相對、以牙還牙。但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我們又要牢記，我們是外交官，必須服從大局，服從組織，要想大事，謀大局。

中國的大局是什麼？無疑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鄧小平同志說過，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要不是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我們都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這就意味著，我們外交官的首要任務是為國內建設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作為祖國的兒女，我們要做的就是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把滿腔的愛國主義熱情轉化為維護國家利益、促進祖國發展的實際行動。我們國家只有發展了、強大了，才能在國際鬥爭中贏得更大主動權、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有人問我，在應對這次事件中我最不能忘懷的是什麼？

我會說，是對主權、生命、尊嚴的捍衛。江Z民主席在與克林頓通話時堅定地說：“我們是一個有 12 億人民的國家，每一箇中國人的生命都是極其珍貴的。這是中國政府必須維護的最根本的人權。”這句話擲地有聲，震動了美國人。美國政府不得不重視，美國媒體不得不收斂。

我會說，是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

我會說，公道自在人心。極少數美國政客與媒體罔顧事實，缺少良知，但大多數美國民眾對中國是友好的，是講道理、明是非的。數以千計的人來我駐美國使館弔唁邵雲環、許杏虎、朱穎，近 5 000 位美國各界朋友和旅美僑胞、留學生髮來慰問信，一天之內我接到上百個美國朋友打來的電話。

我還會說……

“炸館事件”是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又一筆賬，中國政府和人民是大度的，本著向前看的態度，繼續發展與美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勤勞、勇敢、智慧、團結的十幾億中國各族人民，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把祖國建成一個強大國家，也能為逐步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合理的國際秩序做出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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