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觀│《何以為家》:沒有秩序和文明 他憑什麼有家?

文 / 周夢蝶 字數 / 2760字

影像观│《何以为家》:没有秩序和文明 他凭什么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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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7

1. 沒有文明和秩序,即使呵責父母無能,無法給孩子一個家又有何意義。

2. 千千萬萬個像贊恩和他父母一樣的難民至比奴隸還不如。他們是獸,是行屍走肉。

比起英文原名《迦百農》,《何以為家》這個中譯名似乎多了一點為電影宣傳而渲染的煽情,少了些許直白和深意。迦百農是耶穌開始傳道的地方,一個地中海畔的小村莊。在這部電影的導演口中,那裡代表著混沌和失序。

這樣的混沌和失序說的是贊恩曾經的故國,敘利亞,也說的是他生活的地方,黎巴嫩的貧民窟。他起訴他的父母把他生出來之後,沒有給他一個家。可惜他還很小,還不足以領會,他的父母因為戰爭、顏色革命和恐怖主義而失去了可以依託的文明和秩序。沒有這些,他們怎麼可能給他們的孩子一個家。

每個人都會是那個律師

當同齡人會嘲笑同班女生抽屜裡的衛生巾時,贊恩就已經知道月經初潮對於他的妹妹意味著什麼。他用了天真可笑的方法想幫他妹妹隱瞞,甚至想帶著她離家出走。但是他還是無法改變他們兩人的命運。因為他們的命運從出生就已註定。正如他們父母的身份早已註定了他妹妹會被醫院拒收,而死在醫院的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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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與他妹妹薩沙。來源:電影《何以為家》劇照

但是法庭上的那位律師還是會又一次重複著這個問題:“醫院為什麼拒收”,直到法官制止她,“你在用這個問題轟炸她”。

其實很多人會跟她一樣,重複問著一樣的問題,重複著用這些問題轟炸贊恩的父母,拷問他們,質問他們。電影的前半段會讓人討厭甚至憎恨這樣的父母。

“你們為什麼要把才十一歲的她嫁給別人?”

“你們為什麼不讓你們的孩子去讀書?”

“你們為什麼不停地生孩子?”

“你們生出來了為什麼不養?”

道德的制高點是最容易攀爬的高坡,幾乎每個人都能輕而易舉地站在這裡,俯視、質問、拷問與自己利益毫不相關的失敗者,滿足自己道德上的虛榮心。

秩序和文明都崩塌後

贊恩的父母來自敘利亞。他們為了苟全性命而離開故國。現在人們稱呼他們通常不叫敘利亞人,叫難民。他們像螻蟻一般被大國博弈、顏色革命、地緣政治和恐怖主義踩在了社會的最底層。這樣的人在過去八年有數百萬之多。

他們當中有百餘萬足夠幸運,他們進入了歐洲,至少在距離上遠離了戰亂。有兩百餘萬人像贊恩的父母一樣,停留在了黎巴嫩,活在難民營和貧民窟中,找不到回去的路,也發現繼續往前的路同樣被堵住。也有更多的他們沒能走出來,死在了恐怖組織的屠殺或顏色革命給他們帶來的虛妄承諾中。

在故國,他們可以指望真主、指望政府,指望現代文明為他們創造的一切。但當他們來到黎巴嫩,他們什麼都無法指望。過去他們所生活的文明已經被恐怖組織踐踏,也被大國的貪婪和野心吞噬。他們活在了導演口中的迦百農,渾沌和混亂中。他們現在所生活的地方是,他們的故國也是。

當過去他們能以來的文明和秩序都已經蕩然無存,他們就像一排多米諾骨牌中的最後一塊。他們無力改變一切結局,也會被旁人記住是造成悲劇最直接的那位兇手。都這樣了,再來呵責他們無節制、盲目地生育,將年僅十一歲的女兒待價而沽,又有什麼意義。

1953年,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一個研究團隊來到印度旁遮普邦的一個名為曼努普爾的村莊。這條村在當時人口約為1200人,大多生活在極端貧困水平。

這隻研究團隊希望在這裡開展世界上最早的計劃生育研究項目。他們定期走訪這條村所有的家庭,進行人口普查,登記所有的出生和死亡情況。他們還向這裡的人傳授現代避孕方法,並免費發放避孕藥具。他們希望知道,究竟是貧困導致人口生育率的居高不下還是生育率的高企導致人口的極端貧困。

傳授現代避孕手段和免費發放避孕藥具的做法似乎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研究假設。這條村的貧困是因為這裡的人缺乏現代化、有效的避孕手段和無節制地生育,導致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到達極限,也導致了這裡的教育、醫療水平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

這裡的村民禮貌地接受了這支研究團隊的指導和授予。這裡的出生率在六年後從每1000人每年生育40個嬰兒降至37.7。這種現代化的避孕方式似乎幫助了這裡控制住人口的無節制增長,直到20年後一位印度人來到這裡。他叫Mahmood Mamdani,一位在非洲長大,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印度人。他來到的時候這裡的人口已經增長到1800人,儘管出生率的確在緩慢下降,但是這裡的人依舊貧困。

他發現這裡幾乎每一戶的家中都擺放著一個精緻的盒子。那是當年哈佛研究團隊向他們派放的免費避孕藥具,依然原封不動地擺設在房間的角落,“似乎不是用來防止生育,而是用來裝飾房間的”。

他發現,這條村裡只有經濟情況較好的村民才會使用這些藥具,節制生育。對於那些貧困的人來說,他們需要更多的子女,也不僅僅是為了賣兒鬻女,也需要家裡更多的勞動力。

當人只剩下做愛生孩

在法庭上,贊恩的母親是這樣反駁那位律師的,“我這一生都是奴隸,你還敢批評我。你有什麼權利批評我,你有我這樣的處境嗎?”其實她還是錯了。她和她的丈夫比印度那條村的貧民更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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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甚至比奴隸還不如。他們是獸,是行屍走肉。除了被他兒子捏滅的香菸,在他們原本所以來的文明和秩序都崩塌了之後,代表現代文明的一切,他們都不配擁有,無論是知識、金錢,還是尊重。他們所能夠擁有的,只有性交中性高潮所帶來的片刻空白——這種只要是動物都能夠得到的最原始的滿足。

正如以色列人赫拉利在他的那本暢銷書的第一章就開門見山地說道,離開了文明這一人類創造,也讓人類之所以為人的東西之後,人類也只不過是一種沒什麼特別的動物。

在國內上映時,劇情中一位對結局無關痛癢的“蟑螂俠”被刪減了。他是一位在遊樂場穿著蜘蛛俠的套裝招攬生意的佝僂老人。他的這件套裝已經十分破爛,他對好奇的贊恩說,“我不是他,孩子”,“我不是蜘蛛,我是蟑螂俠,我何必需要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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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彷彿就是他們這些難民,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極端的貧困,在社會這個人類的生物鏈中生活在最底層。生育對於他們的意義已經不是作為人去繁衍後代,延續文明,而是像蟑螂或者兔子一樣,為了讓自己的族群不會滅絕,所以拼命地繁殖。

一枚人血饅頭

一撥美國人在中東挑起阿拉伯之春,在敘利亞挑起顏色革命。戰爭和混亂讓數百萬敘利亞人民流離失所,寄居他國,製造了贊恩這樣的故事。另一撥美國人和法國人、黎巴嫩人一起,將這些故事拍成了電影,收割了一個兩個電影獎項,也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提名。

這部電影還收割了無數觀眾的眼淚。但又如何,觀眾看完電影回家,一覺睡醒之後,那些敘利亞人依舊是難民,依舊不能為人。他們依舊在社會的最底端,沒有文明和秩序可以依賴,只能從人類作為動物所能夠得到的那片刻最原始的滿足中逃避現實。

這枚人血饅頭消費了他們的故事,消費了觀眾的眼淚,但是他們的苦難依舊。就像電影裡捧著吉他來到監獄中的那些基督教的神父,他們帶著監獄裡的人唱歌,以為能夠幫助這裡的人過得更好。但是在載歌載舞之後,有人還是會沉浸在喪子之痛,有人還是無法擺脫沒能保護好妹妹的自責。

顏色革命的那些美好承諾沒有在敘利亞兌現,卻打破了這裡的文明和秩序。失去了這些的難民也是去了做人資格。贊恩是幸運的,他跟隨著跟多的難民到了歐洲,到了他在電影裡唸叨著的天堂。但是越來越多的難民也在破壞著這個天堂本身的秩序和文明。而這場革命的始作俑者,僅僅用一部電影就收割了所有的讚譽。也還有更多的贊恩沒有那麼幸運,依舊沒有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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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恩是幸運的。來源:電影《何以為家》劇照

這部電影也就像奧斯卡本身一樣,在每一年的歌舞昇平中給自己套上慈悲、人權、平等的價值觀。但是在被他們消費著的地方,人難以為人,家無以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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