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歐洲的新宗教改革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16/03/14/putin-mafia-state-lesin-killing/

現在的英國脫歐類似於500年前的英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改革強調英格蘭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國內案件不能向更高的當局上訴，因此英國日益脫離歐洲的法律秩序。然而亨利八世的繼任者們都因為其戰略無能而導致國家淪陷。直至18世紀初，大分裂結束，一個完全不同的歐洲秩序形成，而英國也自18世紀初開始便是歐洲秩序的主要制定者。英國脫歐能否成功？英國是否會因為脫歐而被歐洲邊緣化？脫歐之後英國該如何成為歐洲秩序的主要制定者？這些問題至今也難以解答。

作者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新政治家》特約撰稿人，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系國際關係史教授。

歐洲的新宗教改革

翻譯：吳靈思

500年前，一場政治和宗教危機撕裂了歐洲。現在，歐洲大陸正進入另一個分裂時代。

眾所周知，歐盟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之中。除了英國脫歐的挑戰，現有秩序還受到了來自歐洲南部、東部、乃至法德核心內部的一系列其他分裂主義和異端分子的威脅。人們不太清楚的是，在許多方面，我們在500年前就經歷過這種情況，當時的宗教改革將歐洲撕裂。

大約在1500年，我們的大陸被單一的地理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秩序所塑造，或者至少是一個共同的想象。羅馬天主教統治著從愛爾蘭西海岸到波蘭和立陶宛邊境，從挪威北角到意大利靴後跟的所有地區。在約克郡，被冤枉的妻子可以在必要時向教皇尋求公正。在莫斯科和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你必須走到很遠的東方或東南部才能遇到基督教正統秩序的對手。這是早期教會分裂的結果，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第二個羅馬，在君士坦丁堡淪陷後，莫斯科成為了第三羅馬。

這一秩序受到了一些壓力。人們普遍認為羅馬教會處於危機之中。神職人員的無知和腐敗，例如出售“贖罪券”，越來越被認為是不能容忍的。在歐洲最偉大的國度之一的英格蘭，普通民眾對神職人員的濫用職權感到憤怒，君主政體則受到教皇對其權威的限制。自中世紀以來，“侵害王權罪”的議會法令規定，至少在國家的重大問題上，向外國法院提起司法訴訟是非法的。儘管如此，當能做的都做了後，居住在一個政治聯合體的感覺在整個大陸的絕大部分地區都是根深蒂固的。

這種團結被16世紀第二個十年席捲歐洲的宗教改革危機所粉碎。德國修士馬丁·路德所關注的主要是教義，尤其是他堅持僅憑信仰就能獲得救贖。教會通過反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淨化了自己的行為，但它也試圖通過武力重申真正的信仰和教皇權威。在隨後的大約200年裡，我們的大陸充滿了衝突。這是宗教戰爭，也是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政治權力鬥爭。

這場競爭在歐洲的心臟——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是德國)最為激烈。它在16世紀戰爭的新教王子對（忠於羅馬的）查理五世的戰爭中被顛覆，在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中不斷受到創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攻擊；外部大國如法國、瑞典和西班牙隨意干預。像馬格德堡這樣的城市在異常殘暴的場景中被洗劫一空。這一經歷深深地烙在國民的意識中，甚至在20世紀中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三十年戰爭仍然被認為是歷史上最慘痛的時期。

在英格蘭，宗教改革並不是一場由關於神學真理的教義爭論演變成為的政治鬥爭。事情正好相反。它起源於亨利八世對教會權威的挑戰，更具體地說，他想要廢除與妻子凱瑟琳的婚姻，（儘管教皇拒絕同意），並與另一個人結婚以生育一個男性繼承人。這逐漸升級成更廣泛的對英格蘭主權的主張。1533年的《議會上訴法案》(Act of Appeals)最引人注目地表達了這一點。該法案規定，“英格蘭是一個帝國（譯者注：在這裡是獨立主權國家的意思。）”。

圖片來源於視頻截屏，視頻名稱：Britain'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18th and 19th Century Britain and Europe with Brendan Simms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wtYGnTNr0U

換句話說，英格蘭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不能向更高的當局上訴。從前只適用於國家事務的“侵害王權罪”原則，現在變成了英國的法律。英國日益脫離歐洲的法律秩序。同時，亨利八世無情地攻擊教會制度，特別是通過解散修道院這種方式。

亨利的遠見卓識的核心是他對英格蘭偉大的認知。在出售的教堂財產的資助下，他試圖在法國重建亨利五世的帝國，並在一場針對土耳其人的十字軍東征中為基督教世界正名。他曾經是王位候選人，甚至希望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最後查理五世獲勝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無論是在教義方面還是在權威方面，英國宗教改革的實施都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亨利在教義上搖擺不定，但就信仰而言，他實際上是個天主教徒。最深遠的禮拜儀式變化——比如1549年公禱書的引入——發生在他的直系繼承人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緊接著就是天主教瑪麗女王的反應，她是亨利第一次婚姻的女兒，亨利第一次婚姻的時期也是當時歐洲宗教迫害最血腥的時期之一。直到18世紀初，隨著漢諾威王朝的繼承，新教和議會霸權才在這個國家牢固確立。

在這個從大陸解放的過程中，有三件事是至關重要的：第一，建立一個支持宗教改革的選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貪婪的——一個受益於世俗化修道院戰利品分配的全新階層的出現。但它也很有影響力，人們普遍認為，對獨立的英國教會的忠誠，代表了它作為英國人的基本意義，而古老的羅馬教會是外國人和賣國賊的信仰。第二，新政權不僅建立了對英格蘭的統治，而且建立了對整個不列顛群島的統治。第三，英格蘭能夠擊退各種外來干涉企圖並果斷地干預歐洲大陸。

無論正義與否，信奉天主教或秘密地信奉天主教的英國君主都因戰略無能，或更糟糕的是，與外國勢力勾結而聲名狼藉。瑪麗一世的地位從未從1558年加萊的淪陷中恢復，查理二世也從未從1670年多佛條約的淪陷中恢復。根據多佛條約，查理二世有效地將國家賣給了法國，以換取路易十四對恢復英國天主教和君主制的支持。

18世紀初，當大分裂結束時，一個完全不同的歐洲秩序形成了。在英格蘭，聖公會佔主導地位，在不列顛群島，新教也占主導地位。這四個國家逐漸合併成一個地緣政治單元。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蘇格蘭和愛爾蘭像過去一樣，成為英格蘭的“後門”。

新體制也實現了亨利的主要抱負，即英格蘭——或現在被稱為“聯合王國”的擴張後的國家——成為歐洲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從18世紀初至今，倫敦幾乎一直是歐洲所有主要協議的中心，1713年簽訂的《烏得勒支和約》(Treaty of Utrecht)確立了“權力平衡”的原則。1815年簽訂了《維也納條約》，英國外交大臣洛德·卡斯爾雷在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後的歐洲重建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勞埃德·喬治(Lloyd George)也參與了一戰後建立新秩序的凡爾賽協議(Versailles Settlement)。丘吉爾和他的繼任者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雅爾塔和波茨坦定會議上的“三巨頭”之一。英國在冷戰期間沒有那麼重要，但仍是西歐最重要的參與者。唯一的例外是歐洲一體化計劃，英國姍姍來遲地加入了該計劃，我們都知道，這很尷尬。

在法國，情況正好相反。新教被徹底打敗了；王權戰勝了代議制議會。法國教會在很大程度上處於王權的控制之下，這是一種被稱為“高盧主義”的現象，而在那裡實行的較為唯美和純潔的天主教形式被稱為“楊森主義”。法國也成為了歐洲的一個秩序力量，儘管它的效力和持久性不如英國。

在德國，大分裂導致了宗教和政治上的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於1648年結束了長達30年的戰爭，確立了天主教、路德教和加爾文教之間的權力分享制度。這是由法國和瑞典為首的外部力量保障的。

與傳說相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並沒有標誌著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出現。相反，主權得到了分散，部分原因是擔心德國諸侯們會濫用主權，將中歐拖入戰爭；部分原因是外部勢力擔心他們的對手可能會利用神聖羅馬帝國的統一力量，在歐洲實現霸權。

東歐部分地區達成了另一種妥協，而天主教和東正教曾對這種妥協提出質疑。聯合教會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它承認教皇的權威，但與英格蘭晚期的亨利改革相反，遵循拜占庭式的禮拜儀式。

這一秩序又持續了大約200年，並經受住了嚴峻的挑戰，其中最嚴重的挑戰是1800年前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然而，從20世紀初開始，1914年至1945年之間，歐洲再次被意識形態、國家和民族對峙的時期所動搖，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都有充分的理由稱之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和它的前身一樣，這是一場野蠻的意識形態衝突，這一次是納粹主義、共產主義和西方民主之間的三方較量。就像三十年戰爭一樣，它的主要焦點是德國。

在某些方面，二戰後出現的秩序與17世紀衝突之後的秩序驚人地相似。起初，德國被瓦解了，成為歐洲體系的一個客體，而不是主體。聯邦德國在“它仍然深植於歐洲一體化的更廣泛結構中”這一理解之上，慢慢地重新獲得了參與歐洲政治的權利。英國於1973年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此後，倫敦通過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後來的歐盟在歐洲進行了大量“秩序制定”。

歐盟既像一個教會，又像一個帝國。它對許多歐洲人的想象和情感的控制就像是一種宗教信仰。他們可能是多樣的和急躁的，但他們都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一個新的秩序誕生了，在這個新秩序中，源於宗教改革並因幾個世紀的衝突而加深的分裂慢慢癒合。這是一個以關稅聯盟、單一市場和自由流動為中心的地緣經濟秩序。最重要的是，歐盟是一個地緣法律秩序，在這個秩序中，歐盟法凌駕於國內法之上。約克郡一名被冤枉的的婦女現在可以向比英國更高一級的法院——歐盟法院——提出上訴。人們普遍認為，在歐盟之外，不可能有繁榮，不可能有安全，不可能有法律，甚至不可能有拯救。

然而，在過去8年裡，歐洲因危機而劇烈動盪，我們可以說是進入了另一個分裂時代。

東歐的分裂也撕裂了歐洲。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等成員國越來越感到在文化上與中歐和西歐自由主義主流格格不入。當其中一些國家拒絕接收哪怕是象徵性數量的敘利亞難民時，這種分歧就變得十分明顯。歐盟法律秩序的範圍也存在一個大問號，因為各國政府無視有關司法和媒體獨立性的裁決。東歐開始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有著獨特的、更為保守的政治文化，比布魯塞爾更接近普京的“第三羅馬”。

不僅會員國之間，會員國內部的分裂也使這一切更加惡化。這些問題早就存在了，但經濟危機，尤其是2015年末來自敘利亞和中東及非洲其他地區的約100萬新移民的出現，導致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激增，甚至在法德核心地區也是如此。在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國民聯盟在第二輪選舉中獲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在同年的德國聯邦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的得票率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2.6%，目前是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的正式反對黨。

但是，當然，對歐洲秩序最大破壞是2016年6月英國的全民公投脫歐。這次公投涉及許多問題，但是基本的(如果不是總是清晰)問題是英國是否應該為了保持為歐盟的一部分而接受對其主權的嚴重限制，或是否會重申威斯敏斯特制定的或英國法院仲裁的至高無上的法律。

因此，英國脫歐計劃被稱為“帝國2.0”，與其說是19世紀全球意義上的“帝國2.0”，不如說是讓英國——用1533年《議會上訴法案》(parliament Act of Appeals)的話來說——再次成為一個屬於自己的“帝國”；這是一個主權的法律和政治空間。這主要是對權威的主張，而不是教義差異的闡述。可以說，這是亨利八世的時刻。

歐盟對這一挑戰的反應在某些方面類似於舊教會和歐洲天主教對宗教改革的反應。這種情緒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對特蕾莎·梅(Theresa May)希望他們“成功脫歐”的回應中表現得很明顯。他說，脫歐不可能是一種成功。在歐盟之外沒有救贖，就像在天主教堂之外沒有救贖一樣。英國脫歐不僅是對歐洲秩序的冒犯，也是對歐洲願景的冒犯。

當歐盟(EU)開始脫歐談判時，它這麼做並不是基於歐洲體系由英國和歐盟共同擁有的理解，而是基於英國正在背離唯一合法的地緣法律秩序。這反映在談判開始時的“要求”中。

首先，英國必須支付其“分手費”和解決歐盟公民權利問題。然後，它必須保證在愛爾蘭邊境問題上做出保證，接受歐盟的“保障條款”，並在必要時，將北愛爾蘭從英國的經濟和法律秩序中排擠出去。(梅現在正瘋狂地尋求修改這一條款，為英國提供退出機制)只有到那時，歐盟才會討論未來的關係，包括至關重要的貿易問題。實際上，它把英國視為一個分裂國家，而不是一個平等的夥伴。引人注目的是，英國政府及其談判代表不僅接受了歐盟的框架，而且似乎將其背後的想法內化了。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一政策是由首相制定的，由公務員們執行，他們的整個職業和文化形成都是在歐盟內部進行的。這並不是說他們有任何惡意，僅僅是指出他們的思維仍停留在老一套的脫歐是用來來逃離歐盟。這就像把英國宗教改革託付給忠於羅馬的英國主教。就連戴維·戴維斯(David Davis)等退歐派人士也紛紛效仿，至少在最初是這樣。

特蕾莎·梅在2018年11月與歐盟達成的“協議”反映了這一點。它與亨利改革相反。它提供了一個與歐盟在理論上的明確決裂，例如，它提議終止“自由流動”，但很可能會讓英國處於外國政治法律秩序的管轄之下。在過渡時期，英國仍將是關稅聯盟(customs union)的一部分，最終由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進行仲裁。

換句話說，愛爾蘭再一次充當了通往英國的“後門”，或者，如果你更願意的話，它也充當了留歐派和英國企業重返歐洲的“後門”。與此同時，整個英國都將受制於歐盟有關貿易、當前和未來環境立法、勞工和社會法律以及國家援助的規定，而沒有發言權。因此，英國退歐派領袖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辯稱，首相按照某些歐盟法律繼續留在歐盟的計劃違反了(已被長期廢除的)《侵犯王權罪法》(Statute of Praemunire)，也就不足為奇了。

特蕾莎·梅與歐盟之間達成的協議，在另一個根本方面也不同於亨利式的宗教改革，以及英國隨後的歷史。數百年來，英國不僅是一個自治國家，還是歐洲的一個秩序制定者。相比之下，該協議將英國排除在歐洲大陸的總體秩序體系之外。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說英國已經把自己排除在外，但重點仍在這裡。

後分裂時代歐洲新秩序的一些輪廓已經清晰。看起來，舊教會和帝國，也就是歐盟，將繼續控制中歐和西歐的大部分地區。法國總統馬克龍(Macron)雖然四面楚歌，但卻是一位勇敢的擁護者。他的改革政策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楊森主義(Jansenist)的傳統，他在更大的“歐洲主權”範圍內對法國國家利益的堅持，只能用“高盧主義”(Gallican)來形容。東歐日益統一:政治上與歐盟緊密相連，但文化上卻越來越拜占庭化。

就目前而言，我們還不能確定英國將如何調整。一場“全民公投”，或者其他一些態度轉變，可能會讓她回到舊教會——歐盟。根據首相的協議，英國可以遵循統一的模式，即保留在歐盟的部分權力，但在移民等領域保留禮拜式的差異；或者，英國可以發展完全成熟的政治聖公會主義——完全脫離歐洲大陸。

沒有人能確定這一切將如何結束。在英國的許多地方，尤其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歐盟的影響仍然很強大，在大城市、大學和專業人員間更是如此。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留歐派的人員峰值大約會在20年後出現。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英國脫歐只會隨著第一代只瞭解歐盟以外生活的人的逝去而不可逆轉。如果英國脫歐持續到這一點以上，留歐派將會成為少數派（recusant） （也指16至18世紀不遵照法律參加英國國教的羅馬天主教徒），或許他們在學術界仍然舉足輕重，但不再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當然，在歐洲地緣政治中，事情從來就不是平等的。就像宗教改革一樣，英國脫歐的未來也將由外部力量決定，例如，歐盟(EU)可能會將英國邊緣化，以至於“迴歸”成為消除貧困和分裂的唯一辦法。或者，歐盟可能煽動敵對反應，加深英國脫歐。正如瑪麗·都鐸(Mary Tudor)的統治導致天主教、外國統治和戰略無能之間的致命聯繫一樣，留歐或“迴歸”的原因也可以用同樣的說法來解釋。

所以我們留下的問題比答案多。英國脫歐會被類似瑪麗女王統治的效應逆轉嗎？還是在最初的權力衝突之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政治分歧會進一步加深？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是由英國還是由歐盟(European Union)下令？

即使威斯敏斯特成功地對不列顛群島行使其權威，一旦脫離歐盟，英國將如何在歐洲大陸制定秩序？歐洲人會承認英國的“例外”，接受我們大陸的共同管理嗎?還是英國和歐洲其它國家註定要再次陷入一場秩序主張的破壞性衝突？

文章鏈接

Brendan Simms, Europe’s new Reformation, Newstatesman America, 6 February 2019.

網絡鏈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2019/02/europe-s-new-reformation

譯者介紹

吳靈思

武漢大學法學院2018級國際公法碩士研究生，本科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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