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龙
男，汉族，安徽定远人，1962年生，原空军飞行员。
1997年10月，获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国际航天员”证书。
1998年1月，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兼教员。
2014年退役。
梦想起航
高考是李庆龙人生的一个转折点。1980年，高考选择报考军校时，李庆龙选择了地空导弹自动控制专业，“一方面，年轻人嘛，励志想当兵；另一方面，当时各种‘高科技’还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远，就报了这个‘赶时髦’的专业。”
在大学毕业那年，正逢空军党委号召选拔本科生飞行员。李庆龙积极响应，并顺利通过选拔，正式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飞行员，特别是飞战斗机的飞行员属于“高危”兵种。在1400多小时的飞行时间里，李庆龙作为飞行员和飞行教员经历过诸多突发情况。 “曾经一次飞行过程中，天气状况变差，能见度只有一公里。对于歼-6飞行员来说，这个能见度基本上就看不见跑道了。当时我已经在空中做动作飞了20多分钟，如果再不能落地，那飞机就没油了，只能选择跳伞。最后我硬着头皮完成了着陆，保住了飞机。”
2001年7月，李庆龙进行飞行体验
高难度、高风险的飞行员经历，为李庆龙之后的航天员生涯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其实飞行经历对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做飞行员的时间长了，危险碰到得多了，碰到什么事情都比较淡定，不会惊慌失措。因为我明白，手忙脚乱对处理危急情况没有任何帮助。飞行员的经历让我的心理素质越来越稳定，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对于以后步入航天员行业肯定是有很大好处的。”
国家需要我，那我一定义不容辞
2001年9月，航天员沙漠训练（李庆龙，刘旺）
谈到从空军飞行员转为航天员的契机，李庆龙其实当时一开始也是蒙在鼓里。“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995年11月份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徐州机场飞行，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回去接受一项任务。完成飞行任务以后，我匆匆忙忙回到宿舍收拾了一下，就去见了当时过来考察的工作小组。考察小组问过我各种情况后，比较满意。后来才告诉我，想选航天员教练员送到国外学习。”在这次选拔中，全空军约有20余人符合条件，面试后最终筛选出5人到北京的空军总医院参加体检，其中就包括李庆龙和吴杰。
当时的选拔主要以身体素质为指标，李庆龙自然是过关的。但最终当被告知入选两名航天员中的一人时，李庆龙的心里却有些打鼓。在当时的中国，“载人航天”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载人航天是什么概念？航天员又是怎么回事？……疑问和困惑接踵而来。“虽然心里难免有些紧张和忐忑，但是作为一名军人，国家需要我，那我一定义不容辞。”
选择了航天员的道路，一切从头开始。但出乎李庆龙意料的是，
语言问题居然成为第一个拦路虎。“我认为学俄语是我这辈子干过最难、最痛苦的事。”李庆龙半开玩笑地回忆道。在去俄罗斯之前，李庆龙和吴杰接受了8个月的俄语强化学习。当时一起学俄语的几个人里，李庆龙年龄最大，有时候进展不像年轻人那么快，就有些着急，但他冷静下来一想，这是去俄罗斯“留学”的必经之路，必须要坚持，绝不能放弃。磕磕绊绊的国内俄语突击学习结束后，李庆龙来到了俄罗斯。到了俄罗斯，语言环境改变，平时基本见不到中国人。“一个多月后，我发现好像也不是完全学不会，平时说话交流没什么问题了。过了三个月，上课也能听懂百分之七、八十了。于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俄语学会了。”毕业的时候，国内领导到俄罗斯接李庆龙、吴杰二人回国，参观加加林中心博物馆时，为检验李庆龙的俄语学习成果，特地提出让他充当俄语翻译，做了一路讲解。这时李庆龙的俄语水平已经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了，这让领导刮目相看。
“虽然说俄语对我而言是个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不是克服不了的，所以我经常在家教育我女儿，
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只要用心去做，肯定会有收获，不说学得最好，但是够用肯定是能达到的。”除了语言问题，航天员各种专业训练带来的挑战也同样艰巨。时间紧、任务重，训练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为以前在飞行部队的时候，指挥员、飞行员、教员我都做过，对空军飞行组织这一套比较了解。所以这三、四个月体会下来，感觉体制跟空军差不多，只不过有些细节我不大清楚。所以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训练对我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难事，只不过受点‘皮肉之苦’而已。”当时李庆龙给自己规定了两个任务：第一，亲身体验一遍航天员训练的科目；第二，了解俄方的训练组织流程、组织程序和组织部门设置。
2004年12月15日，李庆龙进行下体负压训练
提起让人印象深刻的训练内容，当数冬季野外生存训练和海上救生训练。作为组织者来说，冬季野外生存训练要求组织程序严密，不好设计；作为被试者来说，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的冬季训练是十分痛苦的。在野外环境下的夜晚，-50℃的恶劣环境里，面对一片孤寂和黑暗，人的心理防线很容易被击溃。“我当时就在想，如果真的是飞行碰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这是个很残酷的问题。当时有一瞬间的想法觉得，当航天员实在是太难了。”
除了地狱式的冬季野外生存训练，李庆龙认为训练体系中危险系数最高的训练是水上吊救训练。“有一次我们被载到一个特别大的湖边上，换上舱内航天服，戴上飘浮装置，快艇带着我直接开到湖中心，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水里。大概20分钟后，来了一架直升机，因为直升机飞得很低，所以湖面掀起了很大的浪，如果心理素质不好，被浪呛死都有可能。直升机飞到正上方后会放钢索下来，但是在俄罗斯的训练体系里，挂钩是直接挂到航天服的两个铁环上的，并且需要自己独立操作。如果挂不好，就可能掉下来摔死。挂好挂钩之后，上升过程旋转得很厉害，这时候需要把四肢打开减速。别看这个过程简单，其实危险性特别大。这个科目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对飞行员面对危险情况的心理素质、控制能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
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97年10月，李庆龙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颁发的“国际航天员”证书。没有时间多做停留，回国后李庆龙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新的工作。
当时国内对“载人航天”可谓一头雾水，学成归来的李庆龙身兼数职，担起了肩头的重任。“那个时候我们缺的不光是具体的训练要怎么搞，当务之急更是要搭建起整个组织架构。为了协助建立中国的航天员训练体系，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帮助成立航天员教员队伍，准备航天员训练大纲，训练方案，具体到每个科目的训练组织、训练方法以及各种教案的编写我都有参与；同时我作为航天员也要接受训练；还有关于一些飞行器的设计，我们也在工程设计上给科研人员提供了很多咨询服务——当时国内的飞行器设计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只能一点一点地改进。”
从加入航天员大队到退役，李庆龙没能为国出征，圆自己的飞天梦。“落差肯定是有的，没能飞天肯定是一个遗憾，但也只是短暂的情绪低落，不能为此怨天尤人，更多的是要找自己的问题。我很坦然地接受现实，继续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该做的飞行支持工作和其他力所能及的工作都做好。”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李庆龙始终与天空有着剪不断的缘分。说到飞行员和航天员的共通之处，李庆龙总结道，“这两个职业都需要有奉献精神，要做到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当然，
你只有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片天空，才能爱这个神圣的职业，才能做到持之以恒、不畏艰难。干这两行心理素质都一定要过硬，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相容性，要有团队精神；在飞行时要全身心地投入，这就需要每一个飞行员或航天员做到专注、心无旁骛。另外，这两个系统都需要非常严密的组织机构，需要完善的程序和体系，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完成任务。”回首自己的航天员生涯，李庆龙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虽然没能飞天，但我作为中国载人航天的见证者，甚至参与创造了一段历史，我感到无上的荣光。非常感谢国家和军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回来，教给了我们的航天员。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段历史，必将记录在中国航天的辉煌史诗中。如果我当初没有从飞行员转身成航天员，也就无法亲身去书写这段历史了。”
面对赞誉，李庆龙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别人把你当英雄，你能不能也把自己当英雄看？能不能做到把自己放在该放的高度？这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鲜花和掌声可能对人是更大的考验。”
目前，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已开启，谈到个人对未来航天员选拔工作的理解，李庆龙提出了自己的希冀：“新一批航天员，我认为除了身体达标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个人素质和综合能力，这体现在比如业务素质、心理素质、组织指挥能力上；第二，学习能力要强，因为到了空间站阶段，航天员要不断地面临各种新技术、新知识、新技能的挑战，除了非常复杂的设备和系统，还需要在空间站上完成很多大型的科学实验——你可能原来都不会，但是你要学会，所以这要求航天员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第三，未来的长期空间飞行，对人的心理素质、心理稳定性、各种社会关系等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地面组织指挥机构也需要跟上步伐，不断做出调整改进。”谈到对中国航天未来规划的设想，李庆龙总是严肃而认真，言语间饱含着拳拳之心：“在航天员的管理上，我希望我国能尽快与国际接轨，充分发挥航天员的主观能动性，加强自我管理能力，提升自律精神，养成自我规划的好习惯。在航天员训练上，希望训练部门要放眼世界，绝不能闭门造车。”
在2014年离开航天员大队后，李庆龙出任中国航天员中心副主任，主要负责分管舱外航天服和环控生保系统的研制。目前，李庆龙仍在航天领域继续做着贡献，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推动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现在的生活很充实，能做自己热爱的、感兴趣的事，很幸福。”
2019年1月5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21岁的生日。“祝福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航天员大队茁壮成长，祝福所有的航天员战友们幸福安康。现在国家已经制定了很多新的目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朝着目标稳步前进。前进路上难免会有挫折，但我对中国的航天事业充满信心。我希望我们顺利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早日迈入世界航天强国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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