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在100年前這場偉大的愛國革命運動中，許多紹興人參與其中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紹興晚報推出特刊，帶你重溫激情燃燒的歲月，感受五四先賢的愛國之志，體悟風雲際會中紹興人的歷史擔當。
五四風雷，激盪百年。
100年前的5月4日，3000多名北京的大學生齊聚天安門前，呼喊著“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迅速蔓延全國燃成熊熊烈火，數十萬愛國青年參與其中，推動近代中國社會由此發生歷史性轉折。
“鑑湖越臺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在這場偉大的愛國革命運動中閃現著一個個紹興人的身影——蔡元培、羅家倫、孫伏園、邵力子、朱仲華、杜亞泉、胡愈之、孫越崎、周恩來、俞秀松、宣中華、梁柏臺、何赤華、董秋芳、李士豪……這個名單可以很長。有資料顯示，約50位紹興籍鄉賢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以理想信念聯結民族命運、把個人成長匯入時代洪流，在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寧波、紹興等地的運動中引領著五四風潮，於歷史舞臺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為一個地域性的群體，紹興人繼辛亥革命之後，再一次集體亮相，參與歷史，而且幾乎是主導甚至左右了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很少見，因此非常值得學術界和歷史學界的關注和探究。”我市文史專家洪忠良曾發出這樣的慨嘆。
為什麼是紹興人？
專家認為，紹興籍知識分子群亮相於五四歷史舞臺是紹興人的自我選擇，更是歷史的選擇。重視教育的傳統，近代改革中興學力度的加大，以及留學教育起步較早等因素推動了紹興近代教育的興盛，使這些紹興籍志士較早地接受革新思想的啟蒙和民主主義的啟迪。他們之間也因地緣、學緣等因素相互靠攏、相互學習、相互扶持，在交流碰撞中傳承愛國思想，勇擔時代大任。動盪之際，他們血脈中的韌性文化積澱和渴望突破、勇於進取的冒險精神被激發，使他們敢於站上歷史舞臺。
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緬懷五四先驅崇高的愛國情懷和革命精神，總結黨和人民探索實現民族復興道路的寶貴經驗，這對發揚五四精神，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新時代中國青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習近平勉勵青年做走在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
本特刊以“五四運動中的紹興人”為主題，帶你重溫激情燃燒的歲月，感受五四先賢的愛國之志，體悟風雲際會中紹興人的歷史擔當。
【在北京】
1919年5月4日，由於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當天下午，北京大學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湧上京城街頭，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舉行反帝示威遊行。北京政府派軍警鎮壓，當場逮捕了30多名學生。北京學生因此實行罷課，並通電全國表示抗議。
蔡元培 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蔡元培（1868年－1940年），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城區）人
在學術界，蔡元培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已成定論。而定論來自無數不可易改的事實和史證。雖說中國新文化運動早在醞釀，但蔡元培的執掌北大，被認為是一切往事的開始。
1917年1月，剛從法國被召回的蔡元培入主北大。那天，校工們整整齊齊地站立在校門口，迎候先生入門。但讓大夥吃驚的是，踏進校門的蔡氏摘下頭上的禮帽，彎腰向校工們鞠了一躬，以作回敬。而之前的幾乎所有校長，都是官老爺模樣。
而更讓人驚奇的還在後頭。
蔡元培一入燕園，就大刀闊斧施行革新，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德、法）大學的教育思想和制度，腐朽已極的衙門式辦學體系被摧毀。以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肇始，蔡元培推行“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辦學理念，以海納百川的氣魄，延聘各方才俊，“大學堂”很快成了“百花園”，什麼枝都有，什麼花都開。
蔡元培還倡導成立各類學術社團和學會，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為後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內的最早“滋生”提供了土壤。演講會、辯論會、沙龍、派對，思考和討論之風漸盛，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研究學問和關心時政的都多了起來。
蔡元培，一個前清的進士、翰林，後來的光復會第一任會長，如今，帶來了一個嶄新的北大。
很多研究者認為，北大的“新生”，與後來發生的五四運動極具淵源。正是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革命思想“武裝”了學生，後來的上街遊行、火燒趙家樓才成為可能。
曾有專家發現，學生的請願行動本來是計劃在7日舉行的，但5月3日，蔡元培從梁啟超處得知巴黎和談的結果後，將消息告訴了北大的師生。第二天，以北大為主體的北京13所高校的近3000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遊行，抗議賣國政府和帝國主義。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作為北京大學新歷史階段的締造者，蔡元培心目中的北京大學首先就應該是純粹研究學問的機構。儘管不主張學生參與政治運動，但在遊行示威中30多名學生被捕後，蔡元培以一校之長的名義，積極行動，多方營救，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為擔保。有人勸蔡元培：“當心危及先生！”蔡元培卻笑著回答：“如危及身體而保全大學，也無所不可。”
5月7日，被捕學生獲釋。但代價是，5月9日，蔡元培被迫辭職，離開北大。五四運動取得光輝勝利後，在北大師生與各方人士的強烈要求之下，蔡元培於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務。
人物+
蔡元培的印記在家鄉紹興隨處可見。蔡元培故居、元培廣場、元培中學……在這裡，人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研究他，傳承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兒子蔡英多今年已90歲高齡，此前曾多次來到紹興。蔡家子女多從事文化學術，無從政者。蔡英多的大哥蔡無忌是位畜牧獸醫專家；大姐蔡威廉留學比利時和法國，學習油畫；二哥蔡柏齡是法國物理學博士，獲法國國家科學院獎章。蔡英多的姐姐蔡睟盎是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研究員。蔡英多在瀋陽黎明航空發動機集團公司從事技術工作。
羅家倫 “外爭主權、內懲國賊”口號提出者
羅家倫（1897年－1969年），紹興縣(今紹興市柯橋區)錢清鎮人
羅家倫後來的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任清華校長時，破格招錄了錢鍾書。但其實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其錦繡才華已經顯露無遺。而這恰恰與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發生的事有關。
羅家倫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1918年夏，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與傅斯年等籌組“新潮社”，出版《新潮》雜誌。
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首日，北京13所學校3000多人舉行遊行，羅家倫義無反顧，一直走在隊伍前列，並被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國使館遞送說帖和意見書，希望各國給予“同情之援助”。
而在示威遊行的前一晚，羅家倫召集社團代表舉行會議，更是幹了一件漂亮的事，這件事讓歷史記住了他。
當晚的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1點，羅家倫在大會上慷慨陳詞，反對犧牲中國主權的巴黎和會。會中通過了幾件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提前在第二天中午12點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專學生舉行群眾大會，抗議當局的外交政策。
據他自己後來回憶，第二天，即5月4日上午10點，他剛從外邊回到社裡，一個同學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其他的高校推舉我們寫，我們都推舉你來寫。
因為時間緊迫，羅家倫沒有推託，他站在一張方桌旁，提筆就寫。這就是後來被學生上街散發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也是當天遊行隊伍中唯一一份白話文宣言。文中嚴正指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雖然宣言是羅家倫個人起草，但其精神卻是代表了全北京乃至全國青年的意見，說出了大家共同想要說的話。其中的“外爭主權、內懲國賊”八個字，成為後來各種歷史鏡頭裡，喊聲最響的口號，也是對這次運動最為精闢、最有高度的概括。
而就是這樣一份堪稱“經典”的文字，當年23歲的羅家倫竟以“倚馬可待”的速度寫就，一共只花了15分鐘，而且文不加點，將自己的思想和才情完全地凝聚到了筆端，一氣呵成。羅家倫回憶此事時曾說：“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非常集中，雖然社裡人來人往，很是嘈雜，我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後也沒修改過。”
5月26日，羅家倫又以“毅”為筆名，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運動這一概念。有學者表示，它的意義不在於名詞推敲，而在於將“五四”這一事件，定性為一場醞釀已久的民族運動。
人物+
羅家倫老家在錢清鎮江墅村，目前仍存部分祖屋，鎮政府正在制訂方案，打算將其祖屋改造為羅家倫紀念館。據鎮幹部介紹，羅父曾從該祖屋走出，赴江西任知縣。解放前，羅家祖屋一直出租，偶有羅家人回鄉收租。10多年前，曾有羅家後人回鄉探訪過祖宅，此後便再無聯繫，當地也沒有羅家親戚。近年來，清華大學也多次上門探訪羅家倫祖居，以紀念這位清華首任校長。值五四運動百年，前不久，清華大學也有代表前來。
【在上海】
上海是五四運動的重要聲援地，也是中國青年運動的重要發源地。北京五四運動爆發後，上海工人階級挺身而出，舉行政治大罷工，奏出了“五四”交響曲的最強音，把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推向了高潮。這時運動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運動的主力由學生群眾轉為工人階級。工人階級開始以一個獨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臺，中國革命的歷史展開了新的一頁。
邵力子 號召復旦學生走出校園聲援北京
邵力子（1882年－1967年），紹興縣（今紹興市越城區）陶堰鎮邵家漊人
作為復旦大學校董，他直接發動學生參與到五四運動中。作為上海《民國日報》總編，他以筆為槍，發起宣傳輿論攻勢，成為上海五四運動的發動者。
五四運動的第二天，5月5日傍晚，邵力子在《民國日報》報館得到北京發生五四愛國運動的電報後，興奮難抑，通宵達旦趕寫新聞報道，親自參與排版、校對，迅速向上海民眾公佈了這條振奮人心的消息。
次日一早，邵力子又興沖沖地拿著刊有五四運動消息的報紙，趕到自己擔任校董並任教的復旦大學，鳴鐘集合全校學生。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了，北大的學生已經行動起來‘外爭主權、內懲國賊’了，我們復旦的學生怎麼辦？北京的學生有這樣的愛國熱情，難道我們上海學生沒有？趕快行動起來！”邵力子慷慨激昂的演講，讓平靜的復旦校園猶如投入千鈞巨石，激起了層層浪濤。復旦學生在上海第一個擎起“五四”大旗，走出校園聲援北京學生。
5月間，邵力子一面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分析形勢，指點方略，鼓勵學生儘快走出校門參加鬥爭，一面多次發表文章、時評。他尖銳地指出，“釋放學生，不能滿意，當以力爭主權、懲治國賊為先。”而要實現這一點，“唯萬眾一心，以共討賣國賊耳。”他不斷呼籲大家擔起國民責任，表示上海的民意不能單靠學生，還要一般市民都來作一致的行動。
6月4日，邵力子從報館裡獲悉北京學生遭到了反動政府的軍警大規模逮捕的消息後，即刻跑到復旦大學發動學生聯絡工、商、學各界給予聲援，他還聯絡工廠、商店醞釀罷工、罷市，對反動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在五四運動的鼓舞下，邵力子還利用副刊《覺悟》，刊登了大量來自青年學生和青年店員、工人的稿件，並開闢“通訊”一欄，對讀者的每封來信都認真答覆，許多青年來信都由邵力子署名答覆。邵力子還在編輯部熱情接待來訪者，與來訪青年討論問題，毫無拘束，號召廣大知識青年向舊社會作鬥爭，學習、掌握科學知識，用真才實學去改造社會。大批青年、學生把邵力子當作良師益友，樂於把心裡話說給他聽。
人物+
邵力子十分熱愛家鄉，上世紀30年代初，他遠在蘭州任國民政府甘肅省主席時，聽到紹興尚無一所完全中學，當即出銀元1000元，聯合朱仲華、金湯侯等創辦“私立紹興中學”，即後來的稽山中學。
在邵力子的故鄉陶堰鎮邵家漊村，還有一所由他出資建成的明強小學。“上世紀90年代，我們在學校內設立了邵力子陳列館，通過史料弘揚其愛國精神。最近，村裡又正在建造家風館，以此傳承邵力子家風家訓。”邵家漊村村委會幹部介紹，2013年，鎮上還修建了邵力子故居，如今已被列入區級文保單位。每年清明節、五四青年節期間，都會有不少中小學生和外地遊客前往參觀。據村幹部回憶，多年前，邵力子先生的孫子曾回過家鄉。
朱仲華 孫中山為其親筆題寫“天下為公”
朱仲華（1897年－1988年），紹興城區東鹹歡河沿人
如果說邵力子是上海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和引路人，那麼朱仲華就是上海五四運動的實際指揮者。五四運動那年，23歲的朱仲華，正在上海復旦大學文學系三年級就讀，其善於言辭早就聞名全校，曾獲該校英文演講第一名，任該校學生自治會主席等職務。
5月6日，當邵力子將北京五四運動的消息告訴朱仲華後，他當即表示，全校從即日起罷課，並倡議成立上海學聯組織，分頭聯絡上海各大中學校。復旦在上海被人稱為“老大哥”，振臂一呼，全市響應。11日，上海學聯宣告成立，朱仲華被推為總會計兼總幹事，在那些日子裡，整天奔波、呼喊、遊行、演說。
朱仲華的一系列舉動，受到了當時也在上海的孫中山的關注和讚賞。這年5月30日，朱仲華和另一位上海學聯代表何葆仁第一次去了孫中山先生家中，感謝他對學生運動的支持。
據朱仲華回憶，孫先生在書房裡接見了二人，當面囑咐要擴大陣線，儘可能設法使上海商界參加到愛國運動中來，要敢於向帝國主義盤踞的租界進軍。孫先生還表示，如果租界工部局干擾或逮捕學生，他會出來講話，作學生的後盾。這番話給予朱仲華等人巨大的鼓舞，也推動了上海商界的全市性罷市。
5月31日，上海學聯在西門公共體育場召開追悼郭欽光大會。會後，朱仲華帶領萬餘學生進老北門，衝法租界，這是上海學生第一次在帝國主義統治的地段，公開舉行的愛國救亡反帝遊行。過了兩天，朱仲華再次晉見孫中山，當孫中山聽到聖約翰大學也參加罷課的消息時，讚揚他們：“你們能攻破上海這個‘頑固堡壘’，是很了不起的勝利。”
而使救亡運動掀起新高潮的莫過於6月3日，北京學生近千人連續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激憤。鑑於上海市總商會不肯下通知統一罷市，上海學聯便臨時決定採取組織小分隊分頭動員工廠罷工、商店罷市。上海榮昌祥西服店最早被說服，帶頭打烊停業。此後，上海淮海路、南京路上的商店和工廠一家接一家地跟著罷市、罷工。“三罷”之勢的形成，為運動的最後勝利提供了保證，朱仲華功不可沒。
朱仲華也以其突出的才幹，確立了他在上海五四運動中領導人的地位。
五四運動過去幾個月後的10月22日，朱仲華又受到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單獨約見，孫中山先生還為其親筆題寫“天下為公”橫幅。據朱仲華生前回憶，孫中山先生題寫的“天下為公”橫幅，寫有上款的僅兩幅，其中一幅毀於“文革”，僅存的一幅由他保管。1959年，朱仲華將該墨寶獻給了紹興文管處，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認定為一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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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從復旦大學畢業後，朱仲華回到紹興，長期從事地方教育工作，創辦過平民夜校，自兼英語教師，並免費為中學生補習。曾任稽山中學校董、董事長。“我們學校建校初期，朱仲華先生出了很大力，因此我們校史陳列室中展示著他的生平資料，讓學生能夠隨時參觀學習。”紹興稽山中學俞老師告訴記者，學校體育館也是以他名字命名，名為仲華樓。
【在天津】
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在天津各界尤其是愛國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天津中等以上10所學校的學生代表和北洋大學學生近千人，齊集北洋大學禮堂，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在愛國學生的影響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眾也發起成立了救國十人團、公教救國團等愛國團體，積極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其中，7000多名碼頭工人宣佈罷工，拒絕裝卸日貨。天津總商會、直隸省教育會團體和南開學校校長等社會賢達也紛紛致電北洋政府和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堅決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周恩來 敏銳揭穿賣國賊給“南開”捐款的陰謀
周恩來（1898年-1976年），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
1919年4月下旬，作為南開學校的畢業生，21歲的周恩來從日本求學歸來，回到離別將近兩年的天津。此時，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正醞釀一場革命的暴風雨，周恩來回來得正當其時。
5月4日，3000多名北京學生高呼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在天安門前遊行示威，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天津，熱血沸騰的天津學生也馬上行動起來。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天津各女校也組成了女界愛國同志會，當時16歲的鄧穎超是演講隊負責人，她激昂的演講，常使聽眾熱淚盈眶，深受感動。而周恩來也投身於五四運動的革命洪流，和南開學校的師友們一起參加遊行、演講、發傳單。
當時，愛國學生在北京火燒了曹汝霖所住的趙家樓，曾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在五四運動時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曹汝霖只好喬裝潛入天津，躲進他在租界的洋樓裡，一邊籌劃如何反對人民革命，一邊還表示願意拿出一筆鉅款“捐獻”給正在籌建中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即後來的南開大學），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正忙於籌措經費，見曹汝霖如此慷慨，還準備接受其為南開學校和南開大學的校董。
這個消息傳開後，周恩來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先組織、領導在校同學掀起拒絕曹汝霖捐款、反對曹汝霖當校董的運動，還廣泛聯絡已經畢業的南開學生，號召留日、留美的南開畢業生一起參與反抗。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曹汝霖為自己塗脂抹粉的騙人行徑被揭穿，張伯苓被迫拒絕接受捐款。
後來，在天津學生大規模的罷課運動期間，周恩來所在的南開學校門前，軍警林立，明槍利刃，警車來往頻繁，但這沒能阻擋鬥爭的洪流，周恩來與同學們巧妙地避開敵人的監視，將小旗藏在袖內，出校後再取出旗子組織隊伍進行遊行示威。就這樣，示威的學生包圍了直隸省公署，迫使直隸省長曹銳答應學生演講自由。
6月下旬，令人氣憤的消息從北京傳來，北洋政府不顧全國人民反對，決定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天津學聯按照事先的部署，立即派出代表進京面見總統徐世昌，堅決要求給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下令，不準在和約上簽字。周恩來專程到車站為赴京代表送行，他跟大家一起吟誦起“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詩句，給代表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當這場鬥爭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代表們凱旋的時候，還找到周恩來一起歡慶勝利！
人物＋
我市以周恩來紀念館為陣地，經常性地推出銘記和學習周恩來精神的展覽展出及活動。今年，恰逢周恩來回故鄉80週年，剛剛過去的3月份，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周秉宜等還和全國各地黨史研究專家、學者等一起，重走周恩來視察紹興之路。周秉宜自小就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在中南海西花廳生活，前後近20年。據她回憶，總理生前曾這樣教育他們：“我們周家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封建家庭有很多壞東西，貪汙、講排場，等等，我小時候都見過，所以我要帶領你們背叛封建家庭，投身無產階級，走一條革命的道路。”遵循伯父的教誨，她過著平凡普通的生活，職業是雜誌社美術編輯。
孫越崎 被北洋大學開除，又被老鄉引入北大
孫越崎（1893年-1995年），浙江紹興平水銅坑（今柯橋區平水鎮同康村）人
同樣是在五四運動群情激憤、天津學生們積極響應反抗鬥爭的時候，還有一位紹興籍青年孫越崎挺身而出，當時任天津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的他，作為罷課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也深度參與到當地五四運動的反抗鬥爭中。
1919年5月22日，孫越崎參加了由9所學校代表參加的學生聯合會會議，決定於次日開展全市大中學生總罷課。
孫越崎後來還回憶起這段過往：“當時會上氣氛非常嚴肅緊張，討論全市大中學校集體罷課聲援北京學生的革命行動，在表決時，要一個個站起來表態，大學代表在前、中學代表在後。那時我想，雖然北洋大學存在著保守勢力，罷課可能有一定困難，但廣大同學是愛國的，為爭取釋放北京被捕學生、拒籤辱國條約，他們一定會衝破一切阻力支持罷課的。當時我第一個站起來表示，‘我代表我校全體同學，從明天起，一定罷課’，接著其他幾個學校的代表也大多同意罷課，最終做出了罷課的決議。”
會後，孫越崎趕回學校向各個宿舍的同學進行宣傳，還找畢業班的同學做思想工作，並主持召開北洋大學全校學生大會，宣佈第二天全市大中學生統一總罷課的決定。5月23日，天津大中學校學生實現統一總罷課！
6月3日，北洋政府出動北京軍警逮捕在街頭宣傳、示威的學生，消息傳來，更加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6月4日，天津大中學校近萬名學生再次舉行遊行示威，並決定向直隸省長曹銳請願，要求釋放學生，拒絕和約簽字。遊行尚未開始，學生即與北洋保安隊在南開中學操場發生衝突。為避免衝突升級，孫越崎與南開學校的馬駿、河北高等工業學校的諶志篤、天津美術專科學校的沙主培等4位被推選為學生代表，進入省長衙門與曹銳進行談判。面對曹銳的軟硬兼施，學生代表不為所動，見談判無果便憤然離場，並商量通過了繼續罷課的決議。
在全國越來越廣泛、激烈的抗議聲中，北洋政府於6月10日被迫釋放學生，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人撤職，並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孫越崎因參與了天津的愛國運動，且又頂住校方壓力，拒絕寫悔過書，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後在同是紹興老鄉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幫助下，他和同時被開除的同學進入北京大學繼續學習，1921後，在北大礦冶系畢業，取得工科學士學位。
人物＋
孫越崎享有“工礦泰斗”“中國的煤油大王”稱號。柯橋區檔案館闢有孫越崎紀念專館，陳列著近8000件與其相關的檔案、照片及字畫等，其中有不少孫越崎家人捐贈的檔案和物件。
柯橋區檔案館館長尹偉樑介紹，孫越崎紀念館每年約接待遊客近兩千人。另外，為紀念這位先賢，柯橋區還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越崎中學。
孫越崎的女兒孫叔涵曾介紹，“我的父親一生非常愛國，一心就想著實業救國。”在她眼裡，父親一生把知識看得特別重，常告誡子女，“沒有知識，就沒有地位。”他的工作很忙，回到家經常是半夜，但不管多晚，他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檢查女兒的學習。
【在杭州、紹興】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中，紹興的熱血青年與杭州的進步青年一起吹響了集結號。5月9日這天，紹興的學生率先行動，數千學生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無論是大街小巷，還是車站船埠頭，都有熱血青年“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激情演講。相隔僅3天，更大規模的學生遊行在杭州爆發，紹興也有進步學生代表積極參與，當天杭州學生聯合救國會正式成立。在青年學生的集結和宣傳下，杭紹兩地的工人、農民等各個階層的進步人士也加入到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中，救國救民的標語在街道、鄉鎮、農村等隨處可見。
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推動了杭州和紹興兩地青年運動的發展。
俞秀松 發動杭州歷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遊行
俞秀松（1899年-1939年），諸暨市次塢鎮溪埭村人
“等到大家有飯吃了，我再回來。你要相信，這一天會到來的。”一個世紀以前，一位年輕人心懷振興中華的理想，離開那片熟悉的出生之地，輾轉杭州、北京、上海、新疆等地，用滿腔熱血投身到民族振興事業，併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這位年輕人就是俞秀松，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起人和創建人之一。
1916年，出生於諸暨市次塢鎮溪埭村一清末秀才家庭的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由此踏上了一條追求救國真理的道路，那一年他正好17歲。在學校裡，俞秀松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禮，從此埋下振興民族的火種。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全國人民心中的愛國烈火被引燃，也由此激盪了俞秀松年輕的靈魂，讓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同學們！巴黎和談失敗，北洋軍閥賣國求和，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遭到了北洋軍閥的鎮壓，好多學生被捕，我們也要行動起來，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鬥爭！”5月9日晚的“一師”禮堂人聲鼎沸，俞秀松拿著手中的報紙，面對眾多從杭州各個學校趕來的積極分子，發表了激情演講，臺下的年輕學生們緊握雙手，痛哭流涕。
5月12日這天，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學校約3000名學生從四面八方火速彙集至湖濱公園，舉行聲援北京上海學生愛國反帝運動的大會，莊嚴宣告杭州學生聯合救國會正式成立。大會受到了一保安團團長的阻撓，俞秀松厲聲喊道：“你身為保安團團長，既不保國又不安民，自己不愛國，還不準別人愛國，你還是中國人嗎？”學生們同仇敵愾，那位保安團團長灰溜溜地走了。
會後，俞秀松走在隊伍的最前頭，和學生們手執旗幟，高喊著“還我山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打倒賣國賊”等口號，舉行了杭州歷史上第一次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示威遊行。
為了有一個更好的宣傳陣地，俞秀松和一批進步學生創辦了《雙十》週刊，積極宣揚新思潮。1919年10月，《雙十》改為《浙江新潮》，俞秀松擔任主編，《浙江新潮》是當時浙江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幟，是浙江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
1920年8月，俞秀松與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俞秀松是小組中最年輕的成員，在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承擔了組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1年3月，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委員會在上海成立，俞秀松擔任第一書記。團中央就這樣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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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暨市次塢鎮溪埭村建起了俞秀松故居，故居目前的負責人是俞秀松的侄子俞治華，17年前，他棄商回家，從父親手中接過管理俞秀松故居的重任，並義務擔任講解員至今。每年全國各地都有大量的人去那裡追尋俞秀松烈士的足跡，那裡已成為全國知名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目前，俞秀松紀念館也在抓緊建造中，過不了多久，由俞秀松故居、俞秀松紀念碑、俞秀松紀念館組成的紅色旅遊基地將正式建成。
何赤華 在紹興發起“國恥紀念大會”
何赤華（1898年-1927年），諸暨市阮市鎮何家山頭人
1927年7月24日凌晨，紹興學生運動先行者、紹興黨組織的創立人之一何赤華在高呼著“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中英勇就義。在被捕前他對家人說：“革命總要流血的，我已做好一切精神準備。”
那一年，他才29歲。
1898年9月26日，何赤華出生於諸暨市阮市鎮何家山頭村一佃農家庭，極端窮困的生活，使他從小就立下了要為天下窮人出頭而鬥爭的堅定信念。1918年秋天，何赤華考入了浙江省立紹興第五師範學校，由此開始了自己壯烈而精彩的革命人生。
何赤華能寫善辯，交際能力非常強，他與杭州一師新文化運動骨幹宣中華、汪壽華關係十分密切，在當時結成了浙江有名的“三華”。在許多學生的眼裡，何赤華品學兼優、能力出眾、威信頗高，儼然是紹興學生運動領袖之一。
當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身處紹興的何赤華異常激動。5月9日，何赤華與紹興的其他愛國學生在紹興覺民舞臺發起了一場“國恥紀念大會”。何赤華在臺上發表激情演說，帶著大家一起唱響《國恥紀念歌》，高呼著“勿忘國恥”“誓死爭回青島”等口號，臺下學生熱血沸騰。隨後，他組織數千學生走上街頭，高呼救國口號，進行大型遊行示威，堅決支援北京學生的反帝鬥爭。
在5月12日杭州舉行示威大遊行時，何赤華也積極響應參與。為了喚醒民眾，回紹後，他與其他進步骨幹學生聯合各校，分頭組織“國恥圖雪會”“抵制日貨會”等學生愛國團體，進行上街宣傳演講。
1919年10月20日，為了深入進行反帝救國運動，紹興學生聯合會成立，何赤華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精彩演講，一個月後《浙江學生聯合週刊》在紹興創刊。從此，何赤華走上了“以筆帶刀”的革命道路。
作為紹興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員之一，何赤華與唐公憲、徐白民等人以教書育人為掩護，在紹興積極開展建黨建團工作。1923年7月，紹興歷史上第一個中共地方組織──中共紹興(黨、團)地方支部在倉頡寺成立，何赤華擔任書記，中國共產黨在紹興的第一個支部就此誕生了。它就像一粒火種，從此，在這塊古老而光榮的土地上，燃起一場改變紹興歷史的革命。
1924年2月，何赤華擔任團紹興獨立支部書記。此後數年，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參加革命活動，直至在1927年被捕並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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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赤華烈士墓位於何家山頭村蟹子坑，於1986年4月重建。何赤華與長子何民力皆為烈士，墓穴為父子倆合葬。
1994年6月，何赤華烈士墓被認定為諸暨市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隨著何家山頭村3A精品村創建，家鄉又新建一處何赤華公園。
當班小布：陳軻
審核：張琳
資料：紹興晚報
紹興市新聞傳媒中心編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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