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世纪桥，作者：李恩侠 侯建华。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不是向忠发。查看党史的相关文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李立三，有的说是周恩来，有的说是周恩来和李立三；甚至不说是谁，只言另有他人；还有的说是蔡和森，其实这段时间瞿秋白和王明也曾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和张闻天都当过党“负总责”（习惯上仍称总书记）。这段历史扑朔离迷。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前后顺序又如何？
六大后党的最初实际领导人蔡和森
一、六大后党的最初实际领导人是蔡和森，后来是李立三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唯一在国外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大会亲自给予指导，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参加了大会。共产国际认为大革命及一系列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共领导层知识分子成份太浓，需要加大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份量，于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授意下，中共”六大“开创了“唯成份论”的组织路线，强调工人出身，选出的中央正式、候补委员36人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选出了新的政治局组织人员，共7人，分别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由前5人组成政治局常委，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党的“负总责”，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算是党的“负总责”，习惯上仍称为“总书记”（六大后到七大前，党中央没有设“总书记”这一最高领导职位，七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称谓是“中央委员会主席”）。由于向忠发思想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无法驾御党的全面工作，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因此，最初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1928年9月，回国后的蔡和森，因顺直（北京与河北）省委的处理问题受到牵连（大革命失败后，顺直省委也出现混乱，六大前，蔡和森曾代表中央巡视但未能正确解决，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顺直省委一分为二），在新中央政治局会上做了检讨，再加上气喘病发作不得不离开领导岗位，于1929年1月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这样蔡和森的工作就由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担任，并成为实际领导人（当时，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还留在共产国际开会）。
二、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后来又是李立三、瞿秋白
1929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的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于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本来个性好冲动，外号“坦克”，而此时中国正发生冯、阎、桂与蒋之间的中原大战，导致民不聊生、民怨载道，这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李立三错误地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在全国范围形成，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李不顾共产国际的反对并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擅自公布这一计划，甚至向共产国际与苏联提出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去准备战争，以配合中国革命，这些因素加上李的盲动，导致党和红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斯大林对此大怒。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撤消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志下，对李立三的打击不断升级到反“立三路线”。1930年9月—1931年1月， 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立三于1930年12月赴莫斯科接受批判，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直到1945年回国。
三、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掌握中央实权，赴苏联后又把权力交给支持其“左”倾路线的博古（秦邦宪）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陈绍禹）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虽未入常委，但因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开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实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由于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在米夫操纵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遭处决，王明代理总书记，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王明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他积极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时间长达两年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负总责”（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博古被撤消中央“负总责”职务。会后博古感到大家对他很有意见，情绪低落，无心工作。2月，周恩来出面说服博古把总书记让出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他作为党的“负总责”，博古仍为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四、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成为党的“负总责”，但实际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此确定了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但是根据组织原则，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的领导人自然也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否则就很不稳定。毛泽东没出过国，也没有共产国际的背景，自然难以得到信任。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况且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仅是政治局委员，不是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要团结党内的“留苏派”。
尽管遵义会议前王稼祥、张闻天等多人主张选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人，但毛坚持让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张闻天担任党的“负总责”。从1935年2月到1938年11月，张闻天主持党的全面工作，毛泽东主要负责军事，但战争年代，打仗是最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凭着他在党和军队的威望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同年11月，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传达了国际指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的到来，向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提出了挑战，也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为让共产国际真实了解中共情况，1938年3月，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并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
同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新的“国际指示”回到延安，中共立即召开9月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国际指示”，指示认为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个指示充分肯定了中共的正确路线，也表明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党的领导人，放弃了王明。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1938年11月，毛泽东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一样也属于“负总责”，但毛泽东的性格是只管大事，不善处理日常事务，党中央的一般日常事务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署名“毛洛”。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张闻天坦然退出书记处，表现出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毛泽东在组织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但并非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第一次设中央委员会主席，“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完全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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