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行贿”:花650万美元送女儿入斯坦福

第二次“行贿”:花650万美元送女儿入斯坦福


650万美元也好,65万美元也好,这只象征着某些固定阶层价值阶梯的高与低而已。


今年3月,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招生舞弊案被曝光,涉案家长从社会名流、企业领袖到好莱坞明星,涉案学校从耶鲁、斯坦福到南加大,名人名校的“内幕交易”引发广泛关注。当时,我们在有钱就能上名校,如何看待这场“拼爹”大戏?中,对此案有过详细分析。

舆论日渐平息之际,斯坦福之雷再度被引爆,只不过,这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不是美国的权贵阶层,而是中国的一名富豪。近日有外媒报道,美国史上最大规模招生舞弊案中,中国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花费650万美元将女儿送入斯坦福,这也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笔。

赵涛,这位排在2018年百富榜末尾的富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步长制药,这个在市场上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公司,也迅速登上热搜。

第二次“行贿”:花650万美元送女儿入斯坦福

子承父业

每一个能登上百富榜的人,几乎都有一段“传奇”经历,赵涛也不例外,故事的起点或许还要从他的父亲赵步长说起。

赵涛的父亲赵步长出生于陕西省终南山下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进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与妻子自愿报名前往中苏交界的新疆阿勒泰支边,将18年青春书写于荒漠戈壁之上。

1981年,赵步长回到咸阳,做了一名普通的大夫。在医院经常接触患者的赵步长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心脑血管病例骤然增多起来,当时我国还没有能力完全展开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只是将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引进、套用,于是赵步长的医家使命被唤醒,他与妻子将长子赵涛送进西安医科大学,二人踏上了攻克中风、冠心病的征途,远赴各地考察学习,直到赵步长发现虫类药物可清除血栓,改善人体供血不足,能够有效攻克中风病、冠心病。

研究的过程并不比身处荒漠戈壁的日子轻松,但赵步长对医学的热爱让他求知若渴、不知疲倦,在父亲的传承下,毕业后的赵涛也进入医学领域。

第二次“行贿”:花650万美元送女儿入斯坦福

“神针”传奇

1991年,毕业三年的赵涛跟随父亲前往新加坡参加全球中医结合会议,这次会议改变了父子二人的命运。根据媒体报道,会议期间,组委会安排了一次针灸治疗,赵涛给已经瘫痪6年的患者做了20分钟针灸治疗后,患者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这段在今天看来与保健品传销洗脑案例甚为相似的“神话”,就是步长制药的起点。赵涛因此事名声大振,4000多人慕名前来、求医问诊,短短3个月时间,他在新加坡赚了90万美元。而此时,父亲赵步长已经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随着赵涛的“神针”之名传回国内,赵步长的事业也如日中天,他还试图与美国合作在咸阳开设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心脑血管病医院,但由于领导对赵步长的“名气过大”产生了不满,导致赵步长被免职,美国方面则因此对投资环境产生了质疑,最终合作不了了之。

1993年2月,赵步长与妻子双双被除名,全家失去生活来源,而此时正是“脑心通科研”攻关的关键时期。1993年8月,赵涛回国,他告诉父亲“医生看病只能一个一个的看,办药厂却能让手艺更多惠及老百姓”。随后用新加坡赚来的90万美元,与父亲赵步长共同创立步长制药。

医术可以救命,“神化”后的医术可以发财。名气可以成就一个人,却也可以毁人前程。赵涛在寄给父亲的明星片上,画下了步长制药的LOGO,还留下一句话:“总有一天,全世界会记住它。”

的确如此,全世界都记住了它,只不过是以不太光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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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长初创

故事如大多数人想的一样,“脑心通”大获成功,在步长制药创立次年面世,一年卖了近500万元,直到今天还是步长制药的核心产品之一。而步长制药,从一个小小的车间制药厂成长为国内大型制药企业,从最开始的上阵父子兵到现在整个赵氏家族荣辱与共。

2016年,步长制药顶着“最贵新股”光环上市,股价最高时达155.41元/股,赵涛身价超过550亿。

2018年10月,赵氏家族以320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居胡润百富榜第82位。

但企业的发展和攻克疾病的过程一样,不会那么容易。步长制药三大核心产品——中成药丹红注射液、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每年为步长制药带来近百亿的收入,尤其是利润之王“丹红注射液”,仅2017年上半年所创造的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的50.59%。然而在2018年,丹红注射液被曝因频发严重不良反应,26次被预警列入重点监控,甚至随时面临停用风险。

脑心通胶囊,则被曝出存在质量问题。2017年7月24日,有病人在服药过程中发现该胶囊中存在疑似毛发的物质。

步长制药的产品几乎都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在其它领域少有建树,所以,核心产品的质量隐忧也暴露出步长制药的风险隐患。

赵涛应对风险的策略是——打广告。

千金买名

高额营销费用数次使步长制药陷入舆论漩涡。步长制药年报显示,2013至2017年其在“市场及学术推广”上的费用累计285.2亿元。也就是说,近五年来,步长制药在营销方面每个月花4.76亿元,每天要花1586万元。

一是学术推广,这是制药行业的“行规”,因为处方药要医生出具处方才能销售到患者手中,所以制药方需要先攻克医院,让药品进入医院,再攻克医生,获得他们的认可。

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大环境逐渐变质。曾一度时,业内学术推广时,制药方的“出手”够不够阔绰成为部分医生关注的焦点。灰色产业链的形成注定了步长制药的经营模式——销售业绩越好,营销成本越高。

这种行贿手段不仅存在于学术推广圈,还在审批流程上有迹可循。比如2002年步长制药被坐实的“行贿门”,赵步长为了让脑心通胶囊升为国家标准,贿赂了后来被判死刑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

这一故事与今天的斯坦福一案又何其相似,质量不行营销补,分数不高用钱买。

万金买誉

广告方面的推广,是步长制药迅速成长并壮大的关键。创立之初,公司月回款只有8万元,次年,步长制药花了200万打局部广告,“脑心通”才得以大卖。

1994年,步长制药总收入为500万。

1996年,步长制药的销售额达到了4个亿。

时至今日,步长制药的营销投入有增无减,仅学术推广费用已经达到研发费用的12.6倍。虽然近年在小幅增加研发投入,但其研发投入在营收上的占比仍然不到4%。

此番作风,让人想起了赵涛在新加坡的“神针传奇”,他太清楚名气的重要性了,他还公开表示过“我的偶像是诺贝尔先生,我觉得他是最成功的企业家。不是因为他赚了多少钱,我相信同时代比诺贝尔富有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记住了诺贝尔,他设立的诺贝尔大奖,推动人类科技的进步和发展。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我对未来最想表达的。”

百丈城墙,可固若金汤?

如果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招生舞弊案没有被起诉,如果650万美元上斯坦福的事情没有被曝光,或许一个贫户家庭出身的学者,与儿子共同创业,缔造财富神话,改变家族命运的传奇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是,没有那么多如果。

650万美元的名校入门证背后,是一个阶层搭建“城墙”的侧面写照,因为家族的传承往往都寄托于子女,子女不够出众,那么就很有可能被挤到墙外。

正所谓富贵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这不是华人家庭才有的故事,也不是某一个富豪的特例,从亚洲到美洲再到欧洲,绝大多数精英家庭的父母都为孩子的“名校”发过愁。

教育向优质资源倾斜早已是大部分地区心照不宣的规矩,加固这道阶层之墙的是这些名校录取机制的不透明性和制度的漏洞。

第二次“行贿”:花650万美元送女儿入斯坦福

斯坦福一案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要想不被时代抛弃,你只能沿着价值的阶梯不断往上爬。650万美元也好,65万美元也好,这些只象征着某些固定阶层所持阶梯的高与低而已。

不怕富人用财富划分地位,加深分化,怕的是教育界的权威也开始默认并支持这种残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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