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當蘋果公司宣佈將中國地區的Icloud服務置於“雲上貴州”時，很多用戶對貴州的瞭解還僅僅限於“貴州”這個名字。在中國的諸多省份中，貴州因為地處邊緣，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曾引起人們注意，外界對貴州的認知，往往是碎片化的、印象式的。對於地道風物的採訪團隊來說，即使多次深入貴州，每個成員都獲得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但是，若想對貴州有一個整體的瞭解，仍然需要艱難的探索歷程。
貴州是如何誕生的？在這次探索中，我們發現，可以用“三次地理大發現”和“兩個空間”來建立對貴州誕生的整體認知。
進入帝國視野
2500年前，中國在列國征戰之際，誕生了一個極為輝煌的精神時代，各種哲學流派紛紛誕生，併為後來的中國文明奠定了思想的框架，當這個時代結束時，隨之誕生了世界性的帝國——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思貝爾斯在敘述世界歷史的結構時，將中國這一春秋戰國時期的文明與同期的印度文明、希臘羅馬文明並稱為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
在當時，生活在中國文明核心區的人們，幾乎不知道如今的貴州所在地是什麼樣子。唯一的記載來自於當時楚國的一次不起眼的行動——楚國希望向西南擴張版圖，派將軍莊蹻沿著沅水西進，莊蹻在途中攻克了一個叫做“夜郎”的小國，一路攻到滇池一帶，然而由於歸途被阻，莊蹻留在雲南自立為滇王，融入了當地民族之中。
真正讓貴州這個地區名聲大噪的，是軸心時代之後，漢代的地理大發現時期。西漢的博望侯張騫不但鑿空西域，從官方角度開闢了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他同樣希望在西南地區找到一條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在行走西南地區時，他遇到滇王和夜郎王，二王問出了同樣的問題：我們的國家與大漢相比，究竟誰更大？“夜郎自大”一詞從此流傳。在新近的考古成果中，人們漸漸認定，夜郎核心所在地，就是今日貴州西部，畢節的赫章一帶。
今日來看，夜郎很難稱得上是“自大”。夜郎國在當時的西南地區十分繁榮、勢力廣大，只是因為山高路遠，信息阻隔，使之不能瞭解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早已經歷了重大文明發展；而對漢朝使臣來說，同樣出於地理信息的匱乏，張騫尋路止步於雲貴高原——由於喜馬拉山與橫斷山的阻隔，以及當地部族的反對，他無法在西南地區走向印度，只是發現這一區域向南可通往交趾（今越南一帶）。
“夜郎自大”只是一個小話題，而對當時的帝國來說，幾乎同時發生的一件大事是，嶺南地區（今廣東）的南越國謀反，帝國的統治者此刻發現，從夜郎經過牂牁江（今北盤江）可以一直通往嶺南地區。自此，夜郎所在區域的重大地理意義正式浮出水面——昔日的夜郎一帶，西南可通雲南地區並進入越南，東南可一直通往廣東，對當時的帝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必須納入治下。這一重大發現，使漢帝國同時攻下了夜郎國與鄰近的且蘭國，將貴州的重要地區納入漢朝的郡縣制之中。
對處於遙遠邊地的貴州區域而言，納入帝國的視野與版圖無疑是這次地理大發現的直接結果。
一次隱秘的大發現
在官方發現貴州之前，還有一次未被載入史籍的、隱秘的地理大發現，同樣參與塑造了今日貴州的樣貌。
這次隱秘大發現的主人公，是苗族的先民。史前時代影影綽綽的傳說大致勾勒了苗族先民的生活軌跡：大約在炎帝黃帝時代，苗族先民的部族在黃河流域爭奪資源的戰爭中落敗，從而開啟了被迫遷徙之旅。他們沿水路進入今日的貴州、雲南一帶，並在後來的戰亂中不斷分散南遷，逐漸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世界。
苗族先民在的遷徙道路上發現了一個理想的定居地，就在今貴州黔東南的雷公山。貴州本以山地著稱，雷公山區域則是山地最密集之處——這裡沒有平原沼澤，沒有大型河流，目之所及只有蒼茫無盡的群山。
在雷公山定居是一次集體性的隱居，其影響綿延數千年。苗族先民是複雜的混合人群，許多習俗和語言彼此相異，他們沒有文字，沒有核心統治者，每個村寨有自己的發展軌跡，但是有兩樣東西將他們整合為一個整體：遠古大遷徙的族群記憶，和逃避統治的生活選擇。大遷徙的歷史記憶被歷代族人編織進“苗族古歌”中世代傳唱，逃避統治則塑造了主動遠離文明侵襲的生活方式。雷公山成為苗族先民的核心聚居區，他們在這裡靜止下來，隱沒於歷史之中。
山地為苗族先民的隱居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當代美國人類學學者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統治的藝術》一書中，為中國西南地區與東南亞北部山地畫了一個圈，稱之為“贊米亞”地區，他總結這一區域的特點為：山地地貌，位於各國邊疆，遠離所屬國的主要人口中心，遠離經濟活動中心，是一個巨大的“無國家空間”。最重要的是，逃避國家統治是活動在這一空間內的人群的主動選擇，差異性而不是一致性是這個地區的標誌。顯而易見的是，雷公山區域就是詹姆士·斯科特描述的贊米亞地區的典型形態。
漢帝國與苗族先民對貴州的兩次地理大發現，使“無國家空間”的堅持與文明核心區的統治此消彼長、相互震盪，在漫長的年代中共同塑造了貴州的樣貌。
東西主幹道的開通
在漢代第一次地理大發現時，雲貴高原地區被稱為西南夷，這個區域裡的原住民眾多，從事遊牧、半農半牧或農耕，他們被文明核心區的歷史記錄者統稱為“濮人”，也叫作“百濮”，足見族群之複雜。夜郎人很可能就是濮人之一種或數種；後來南方的百越民族也有一小部分延河流北遷到如今的貴州境內。這諸多民族與苗族先民一起形成了後來貴州的眾多少數民族。
對中央帝國而言，統治一個擁有諸多民族的邊疆山地，在很長時間中都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帝國的統治和文化只在四川盆地沿著烏江和赤水向南延展，淺嘗輒止地停在貴州高原的北部邊緣。正是這種不可能，才造就了各民族共享的“無國家空間”。直到明朝以前，貴州地區都沒有完成有效的政區整合。羈縻政策是一種長期策略——將當地部族的頭人納入納貢體系，就算完成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即使對當地統治者而言，支離破碎的山地也無法讓政治統治推進到更廣大的地區。先進的農耕技術、人口管理技術、納稅政策……所有與國家和先進文明相關的主題，都無法在山地進一步推行，這片區域一直是一個化外之地。
北宋時候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今貴陽及附近地區，名叫炬州，“炬州”在當地的發音類似於“貴州”，所以，當炬州土著首領附於當時的朝廷時，宋朝任命其為“貴州”的羈縻州長，貴州這個名字才第一次出現，此“貴州”轄地只有今貴陽附近一小片區域。而今日貴州省的大片區域實際則呈碎片狀態，由當時周邊的夔州路、荊湖北路、潼川路、廣南西路分別管轄。
支離破碎的貴州，由於第三次地理大發現的出現，從而有了整合為一片完整區域的可能。這第三次地理大發現，“發現”的是一條道路。
這條貫通貴州的東西向道路很普通，而且被很多人走過：從湖南西部延水路上溯，一路向西，又經過今日的貴陽、安順，最終通往雲南。戰國時候的莊蹻入滇走的就是這條路，苗族先民西遷也多取此道，然而這條路並未被漢唐大帝國使用過，其真正進入帝國視野併為之所利用，始於元代。
身為遊牧民族的蒙古人，有“將天下視為其遊牧之地”的野心，所以，他們頭腦中的地圖比此前任何朝代的統治者都要大得多。對漢唐統治者而言，進入西南地區，只要從其都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出發，經四川西南角進入雲南即可（夜郎國就在這條路上），所以很長時間裡，從湖南到雲南的東西向道路是被忽視的。而對蒙古人來說，從四川取道，南下攻打雲南，只是其踏平天下的一小步而已，從雲南出山，向東進入湖南並連接中原地區，才能將其征服的廣闊天地連在一起。因此，貴州的鎮遠-貴陽-安順一線就升級成為一條重要的道路。
然而蒙古人的腳步是暫時的，真正利用這條道路，給貴州帶來突破性發展的是明朝人。
貴州隆裡
兩個空間的較量
在“無國家空間”中，各族群那些隱秘的、碎片式的生活痕跡，無法系統地留存在歷史記錄之中；只有當文明世界的國家空間以某些形式進入這些碎片化地區時，這一地區的歷史才得以被記錄。
14世紀，貴州的歷史記錄有了前所未有的、爆發性的增長——160萬來自江南與中原等地的漢族移民，在國家調徵之下，陸續進入鎮遠-貴陽-安順一線，從此世代定居。
最初的原因是國家鞏固版圖的需求。明初，為了消滅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一隻明軍由貴州進入雲南並贏得了戰爭；這樣一個遙遠的邊疆地區需要持續鞏固統治，因此，當戰爭結束時，這隻軍隊被勒令駐留在通往雲南的貴州道路上，同時，為了讓駐軍得以繁衍壯大，大量移民被國家驅動進入貴州。
這是“無國家空間”與文明國家之間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鋒。這次交鋒最初是瑣碎的：移民與原住民之間進行了漫長的一村一寨、一土一瓦的爭奪與建設；後來漸趨宏觀：國家對當地統治者逐步改土歸流；當這個過程在膠著與反覆中漸漸塵埃落定時，一個結果出現在地圖上：貴州建省。
這個看似明晰的、屬於國家層面的勝利，有諸多顯而易見的成果。核心文明區的人口管理體系、先進的農業技術、生活方式、建築樣式、文化教育系統、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這些文明成果隨移民大量湧入貴州，並在主幹道上漸漸沉澱下來。然而，國家空間與“無國家空間”的拉鋸戰是長期的，文明沉澱過程絕非一帆風順，安順的屯堡人就是其中的一個案例：今日安順地區的屯堡人，世代自稱為明代軍隊的後裔，而事實並非如自稱那般精確——屯堡人是明軍遺民與明清時期陸續移居此地的漢族的綜合體，這個不斷有新人加入的漢族移民群體，將長期面臨與原住居民爭奪生存資源的考驗，為了團結生存，必須豎立一個旗幟建立自己的族群認同，“明軍後裔”的自稱就是這個有效的旗幟。屯堡人的族群心理，成為這一段複雜歷史的一個註腳。
更多時候，貴州發達的山地系統作為天然的屏障，使國家空間只能駐足於主幹道，“無國家空間”在遠離主幹道的群山深處繼續得以堅持與保留。
持續推進的道路網絡
“兩個空間”的較量在明代達到頂峰，貴州後來的歷史即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國家化”的歷程。
至清代時，清王朝與吳三桂之間的戰爭，使貴州已開發地區又一次陷入拋荒與凋敝狀態，為了鞏固中央政府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康熙、雍正二朝持續調整貴州省邊界，將原本屬於周邊省份的區域劃撥至貴州省，基本形成了今日貴州省的疆域範圍；與此同時，新一輪的人口遷入使貴州的人口數量激增，至清末已突破千萬。伴隨人口增長而來的，是道路交通網的修建與貿易網絡的開通。
貴州的公路系統在民國時期正式開通，而真正令貴州交通進入重大發展時期的事件，則是新中國在1960年代開始的“三線建設”——這是一次從備戰角度出發、在中國大後方的“三線地區”進行的現代國防工業建設，貴州省作為戰略後方要地，迅速進入國防工業發展時期，這個過程促進了貴陽、遵義、安順等城市的現代化發展，並開通了以貴陽為樞紐的川黔、貴昆、湘黔鐵路幹線，成為今日貴州交通的基礎線路。
時至今日，貴州的生態環境優勢成為其日益發展的動力，隨著旅遊資源的持續開發，更多的道路通往過去無法通行的深山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區域豐富的歷史景觀與人文景觀，大多可以在其中找到“三次地理大發現”和歷史上兩種空間相互作用帶來的影響，這一區域中各民族強健質樸的生命力與多元的文化系統，仍將在長久的時空中如群星一般閃耀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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