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從美國國務卿的位置上退下來差不多四十年了，但那麼多國家領導人——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還在繼續尋求聽取他的建議，這並非完全因為他長壽。奧巴馬在這方面與眾不同——自艾森豪威爾以後，他是第一位不向基辛格徵詢意見的美國總統。每過一段時間，政治評論家都敦促奧巴馬更向“基辛格路線”靠攏。其他人則說奧巴馬在實行“基辛格路線”——即便在口頭上他不這麼說。但“基辛格路線”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亨利·基辛格
一般人都把基辛格看作是現實主義的同義詞，那就是在赤裸裸地考慮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冷靜評估外交政策，或者像記者安東尼·劉易斯所說，“一種為了秩序與權力不惜犧牲人性的執迷。”1983年，基辛格從前在哈佛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把他描寫成一個馬基雅維利的追隨者，說“基辛格認為一個國家要生存，執政者必須冷酷無情，使用欺詐手段，以擊敗國內外的敵人。”很多作者認為基辛格奉為楷模的是他看作英雄的兩個人——奧地利政治家克萊門斯·梅特涅和普魯士領袖奧托·馮·俾斯麥——他們體現了歐洲經典版本的權力政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真正現實主義者的國際關係學家漢斯·摩根索把基辛格描寫成一個像奧德修斯一樣的“多面人”。例如，在上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南越政府成了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基辛格最開始相信南越的自決權值得美國人犧牲生命。作為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摩根索激烈反對基辛格的立場。
基辛格自己的智慧資本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
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基辛格確實在寫作中探討過梅特涅和俾斯麥。但如果你認為他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模仿他們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那隻說明你沒讀，或者有意誤讀了他寫的東西。非但不是馬基雅維利的追隨者，基辛格從最開始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這裡，理想主義這個詞至少有三層意思。
第一，以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尋求通過國際法和集體安全來贏得世界和平（觀察者網注：伍德羅·威爾遜是第28屆美國總統，他把道德原則貫徹到處理國際關係中，1919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基辛格從來都不是這一派的理想主義者，但他也不是現實主義者。基辛格不採取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認為它的崇高理想會導致政策施行上的癱瘓。1956年，他對身為歷史學家的朋友斯蒂芬·格勞巴德說，“堅持純粹道德本身是一種最不道德的故作姿態，”因為它經常導致喪失行動能力。但基辛格知道，現實主義也能夠使政治陷於癱瘓。作為從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逃出的難民，基辛格在1944年穿著美軍制服回到德國，在打敗納粹的最後戰鬥中發揮了他的作用——上世紀30年代的外交失敗使基辛格付出了個人代價。然而，就像他在1957年的一次訪談中指出的，“英國為了安撫德國而不惜犧牲原則的綏靖政策制定者——斯坦利·鮑德溫和尼維爾·張伯倫——就曾經把自己看作堅強的現實主義者。”
第二，在哈佛做本科生，基辛格大量學習了伊曼努爾·康德的著作，成了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他未發表的學士論文“歷史的意義”是一個對康德歷史哲學充滿敬意的批判。基辛格的主要論點是，“自由是生命的內在經驗，是把生命看作一個做出各種富有意義的選擇的過程。”“永久和平”也許的確是歷史最終極的、不可逃避的目標——康德正是這樣認為——但從個人角度來看，這種不可逃避性不是對自由的一種限制。基辛格在論文中寫道，“無論你怎麼看待事件的必然性，在事件發生的時候，這種不可避免性並不能作為行動的指南……不管我們能在事後對做出的行動加以何種解釋，這些行動之所以發生全在於我們內心對選擇確信不疑。
第三，在職業生涯的早期，基辛格是一個堅信不疑的反唯物主義者，他對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決定論充滿敵意——就像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充滿敵意一樣。在學士論文中，他寫道，把討論民主變成討論經濟制度的效率，這樣做很危險，因為經濟制度的效率屬於客觀必然性的領域，真偽對錯是可以辯論的。”與此相反，作為一種內在直覺，自由會拒斥極權主義——即使極權主義在經濟方面更見成效。在這個問題上，基辛格的態度完全不同於他的同時代人，比如，經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華爾特·羅斯托就認為，只要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率高過共產主義的經濟增長率，資本主義就會贏得冷戰。在《選擇的必要性》中，基辛格寫道，“除非我們能使這些新生國家意識到自由和人類尊嚴的意義，我們大肆吹噓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經濟競爭將沒有任何意義。”這也就是說，維護自由主義民主的理念必須基於自由主義民主的自身價值，而無須仰仗資本主義在物質方面的成功來為其立言。在上世紀60年代，基辛格一再回到這個命題上來——在這期間，作為納爾遜·洛克菲勒的顧問和發言起草人，他支持洛克菲勒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三次都沒有成功。
人們傾向於更喜歡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國者
在回憶錄的第一卷，基辛格寫道，“身居高位教你怎麼做決定，而不是教你具體的東西……總得來說，身居高位一段時間會消耗而不是創造人的智慧資本。”由於幾乎所有學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基辛格任職期間，他自身的智慧資本——即他自上世紀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晚期在哈佛、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在為洛克菲勒工作期間發展出來的見解——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這些見解可以被正確理解為對權力政治富於創意的批判。關於外交政策，它們至少提出了四個關鍵性的、富於洞察力的見解，奧巴馬和未來的美國總統都應該好好從中學習：歷史是瞭解敵友關係的關鍵；不應迴避由推測產生的不對稱的結果；很多外交政策的決定都是眾害相權取其輕；道德上空洞的現實主義很危險，領袖們應該提防這樣的危險。
歷史是國家的記憶
除了理想主義哲學，基辛格在哈佛學到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要理解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歷史是最關鍵的因素。他在1957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寫道，“研究外交事務——也就是研究作為行為單位的國家——必須考慮歷史背景，否則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是檢驗這個國家外交政策正確與否的試金石。歷史經驗發生在越基礎的層面上，它對這個民族在歷史啟發下理解現狀就具有越深遠的影響。”基辛格問道，“說到頭，誰會去和一個國家的人民爭執他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民族的歷史？一個國家只有通過自身的歷史經驗才能面向未來，而過去‘真的’發生了什麼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人民‘認為’過去發生了什麼。”在政治學家眼中，國家也許“看起來像安全協議中的……因子。”對律師來說，國家也許像一系列無休止的國際訴訟中可以互相替代的參與方。基辛格寫道，所有國家事實上都把自己看作是歷史力量的表現。國際局勢的均態並不是各國關切的最終目的……它們把國際局勢的均態看作是一種實現歷史抱負的手段。”
在基辛格的早期論文中有個一再出現的主題，那就是美國決策者對歷史的無知，這是一種典型現象。他在1968年寫道，律師是美國政府中最重要的群體，但他們確實有一個欠缺——對歷史認識不足。”對基辛格來說，歷史具有雙重的重要性：你能從歷史中找到類似性，這種類似能幫助你認清當前形勢；在一個民族的自我認知中，歷史是一個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美國人也許懷疑歷史的重要性，但基辛格寫道，“歐洲大陸覆滿廢墟，它們證實了人類的先見之明會出錯，生活在其中的歐洲人在骨子裡覺到歷史比系統分析要複雜得多。”
未知的未知因素
跟大多數學術圈的人不同，基辛格在職業生涯的早期就發覺，決策者常常必須在瞭解清楚所有事實情況之前就做出重大決定。在《重建的世界》中，他寫道，“在不同決策之間做出選擇跟所謂事實不相關，而在於對事實的解釋。”“從本質上說，這種選擇涉及一種道德行為：一種估算，這種估算的有效性建立在對目標的構想上，也建立在對手頭上材料的理解基礎上，這兩者應該平分秋色。”
晚些時候，基辛格把這個看法組織成如下問題——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很多決策都是在根據不足的情況下制定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在1963年的一次講座上，他提出，要做決定，一個人必須能夠看到已知的範圍之外。當一個人身處一種新情況，他就處於困境——除了固有的信念，可供他用來指導決策制定的東西少之又少……每個國家領導人在某一點上都必須做出選擇——他希望每件事都有十足把握，還是希望憑靠自己對當前形勢的估計……如果一個人想要每件事都有看得見的把握，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就完全被事件所左右了。
基辛格論證說，如果在1936年，民主國家與納粹針鋒相對，我們今天就不會知道希特勒是否是一個被誤解的民族主義者；他是否只想實現有限的目標，或者他根本是個瘋子。民主國家發現了他確實是個瘋子。它們選擇了確定性，但為了這種確定性，幾百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個洞見對生活在核武器時代的我們有著深遠意義——在這個時代，一場世界大戰會奪去數以億計的生命。也是在1963年，在未發表的論文“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制定決策”中，基辛格總結了冷戰時期決策制定者所面臨的“可怕”困境：
“每個政治領導人都可以做出最不費功夫的估算，或者做出較費功夫的估算，他可以在兩者間選擇。如果他選擇前者，那麼，隨著時間過去，他可能被證明為錯誤，為此他將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他的行動基於猜測，那他永遠都不能證明他的行為是必需的，但他可以不用後來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他很早採取行動，他無法知道他是否必需這麼早採取行動。如果他等待，結果也許好，也許壞，這要看他的運氣。”
如何看待決策行為中的推測？這個問題關鍵在於結果的不對稱性。一個成功的、有先見之明的舉措將帶來很多好處，但它並不會得到相應的獎賞，因為，“成功的決策往往使後世忘記當初事情很容易朝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一個有先見之明的領導人更可能受到責備——因為要防患於未然就要提前付出——他反倒不會因為成功避免災難而受到讚揚。與此相對，拖延時間可能未必導致災難——這正是上世紀30年代綏靖政策的本質。從國民支持度方面來看，最不費功夫的決策往往是最討巧的。
眾害相權取其輕
1948年，年輕的基辛格在一封給父母的信中具有啟示性的寫道，“世間不光只有對與錯，對錯之間還有很多灰色地帶。”“生活中真正的悲劇不是在對錯之間做選擇，”因為“只有最無情的人才會選擇明知道是錯的東西……真正的兩難是靈魂的困境，會引起非常大的痛苦。”簡單地說，在外交政策上，最困難的選擇肯定是在眾惡中做出選擇，因此，真正符合道德的行為是眾害相權取其輕（即使從政治意義上說這是更艱難的選擇。）
1957年，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一書中，基辛格說，在冷戰期間保持勢力均衡就需要做出這樣的選擇：
“我們肯定會遭遇到兩難的局面，比如內戰或者政變……毫無疑問，我們應該防止發生這樣的事。但一旦它們發生了，我們必須有意志力採取行動，並在只允許眾害相權取其輕的局面中承擔風險。儘管我們永遠都不應該放棄原則，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們只有活下來了才能夠堅持原則。”
這本書的哲學基礎是：比起放棄投降或毀滅全人類，一場範圍有限的核戰爭可能是眾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雖然這顯然是一件令人厭恨的事。在最後一章，基辛格清晰地提出了一個眾害相權取其輕的普遍理論，這個理論可以被看作是他的信條：
“如果我們只在這樣的情況下采取行動——當我們的道德、法律和軍事立場完全和諧一致，當我們行為的合法性與我們求生的需要幾乎沒有衝突——那將是一件多麼令人欣慰的事。但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未來也許永遠都不會有機會像過去那樣，安全地堅持做出簡單的道德選擇……要成功應對如此曖昧的難題，我們必須優先考慮一種道德行為，那就是在未掌握所有信息或有違我們原則的情況下采取行動，並承擔風險。如果我們堅持沒有迴旋餘地的絕對原則……那隻會導致無所作為。”
晚些時候，在1966年，針對越南問題，基辛格提出了相似的見解：“我們不能只接受最投合我們道德預想的挑戰，我們沒有這樣的特權。”那時他已經意識到美國對抗北越的戰爭只能以協商談判告終。他已經看到，“在打擊北越游擊隊的軍事行動中，以及在越南國家建設方面，美國都缺乏總體性概念。”美國慣用的對策是豐富的資源和複雜的官僚體制，這不適用于越南。與倉促放棄南越，或者升級針對北越的軍事行動相比，協商談判達成和平是一個眾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現實主義的幻象
在他對梅特涅和俾斯麥的論述中——尤其在他未完成的關於俾斯麥的書稿中——基辛格認為，在外交政策中的純粹現實主義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在關於俾斯麥的章節中，他寫道，“社會沒有勇氣採取一種把萬事看穿的姿態。”“把人看作社會最基礎層面的組成單位，把社會看作驅動力——堅持這麼看總是導致個人在社會力量的裹挾之下逐漸喪失所有的自我剋制。社會運作總是基於大概情況，它們沒有能力對情況做精細的區分，所以，將權力視為手段的原則可能最終會使權力變成目的本身。”
毋庸置疑，俾斯麥的策略有很大部分是基辛格推崇的。通過研究俾斯麥，他認識到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讓對手互相爭鬥以坐收漁利。基辛格認為，德國統一以後，俾斯麥的新歐洲秩序的關鍵在於他有能力“操縱那些彼此競爭的國家對普魯士作出許諾，從而使普魯士跟它們任何一國的關係總比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要親近得多。”具體來說，基辛格很欽佩俾斯麥在1887年簽署的《再保險條約》中體現的氣度優雅的模稜兩可。這個秘密條約規定，德國和俄國在一方介入與第三方的戰爭時要保持中立——除非德國進攻法國，或者俄國進攻德國的盟友奧匈帝國——俾斯麥的繼任廢止了這項條約，這使歐洲外交變得很不變通，其後果非常嚴重。然而，在他的文章“白色革命家”中，基辛格也寫道，從本質上說，俾斯麥對國際關係持有一種達爾文主義的見解，將其看作是一種為了求生存而展開的無視道德的鬥爭，這注定了他不能把他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成就體制化。
在基辛格看來，民主時代的一箇中心問題是人們傾向於更喜歡有個人魅力的領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國者。“先知宣揚追求完美……[但]除了經由同一化和脫離常軌的過程——這個過程必須取消所有形式的義務——烏托邦是無法實現的……[而]單純仰仗某一個人的道德純潔意味著放棄對其加以制約的可能性。”與先知對立，基辛格站在治國者一邊——治國者必須時刻警覺這類追求烏托邦的企圖——這並不是因為他喜歡瑣碎的控制操縱，而是因為他必須為應對最壞的實際情況做好準備。”治國者的悲劇一部分在於他必須總是少數，因為“讓人們歡欣鼓舞的不是均衡感而是普世性，不是安全感而是長生不死。”
70年代的那場演出
在很多方面，基辛格的輔政經驗非常充分地證實了上述最後一點。雖然最開始被新聞媒體吹捧為“超級K”，他後來遭遇了來自左翼和右翼的兩面夾擊——左翼說他在第三世界犯下了戰爭罪行，右翼指控他對克里姆林宮卑躬屈膝。或許正因為此，基辛格關於外交政策的洞見解沒有被體制化，或者已經被人遺忘。
在一篇發表於1968年的文章中，基辛格寫道，“美國不存在外交政策。”“只有一系列行動導致某種也許是計劃外的結果”，“研究機構和情報機構——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際上的——試圖把理性和一貫性加諸於這種結果，[但]這種結果根本不具備理性和一貫性。”現在，40多年過去了，這些話還同樣適用。基辛格認為，在策略上缺乏連貫一致性是由於現代民主制度的弊病。他解釋說，不像19世紀的領袖，“當代管理式社會的典型領導人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很有能力使自己當選，但對上任之後做什麼，他沒有一個非常到位的統籌全面的想法。”在這一點上，同樣的話也適用於我們今天的情況。
奧巴馬和他的顧問們欠缺歷史感。在2012年的總統競選中，奧巴馬在嘲笑共和黨對手米特·羅姆尼時說過一句令人記憶猶新的俏皮話，“80年代的人叫你把他們的外交政策還回去，因為冷戰結束已經20多年了。”這話針對的是羅姆尼把俄國描寫成美國“地緣政治上的頭號敵人。”然而，僅僅17個月後，俄國無視國際法，吞併了克里米亞。奧巴馬在2014年吹牛說，他“現在真的不太需要喬治·凱南了”（觀察者網注：喬治•凱南是美國冷戰時期戰略家，遏制政策的創始人，2005年去世），”牛皮很快就被吹破了。
然而，也許不是上世紀80年代在呼喚，而是70年代。那時——就像現在——美國經濟經歷一次重擊，留下長久的後遺症。1973年的石油危機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很類似。就像理查德·尼克松，奧巴馬接手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不輸在軍事方面，而輸在國內民意上。幸虧戴維·彼得雷烏斯和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等指揮官為奧巴馬在軍事上打贏了這場戰爭，除此之外，對這一代人來說，伊拉克就是當年的越南。
與尼克松時代一樣，奧巴馬面對的俄國對維持友好關係也不那麼感興趣——雖然它有時裝得好像感興趣：我們很容易忘記，在蘇聯領袖勃列日涅夫權勢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很像今天的普京，不但想在俄國的後院指手畫腳，還要在世界各地張牙舞爪。就像尼克松當年一樣，奧巴馬發現歐洲和亞洲盟友都極難調控。今天西歐的國防開支佔國家收入的比例甚至低於上世紀70年代。他們忘記了基辛格很久前的一句諫言：“無論何時，當一個國家或多個國家把和平僅僅理解為“避免戰爭”，並把為這當作主要目標，那這時的國際體系就只能任憑國際社會中最冷酷無情的成員的擺佈了。“同時，亞洲國家在朝相反的方向前進，發展自己的軍事戰略來應對中國的崛起，它們認為奧巴馬所謂的亞洲軸心是一個虛幌子。此外，中東是一個至少跟基辛格在職時一樣大的火藥桶，一觸即發。
無論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何可置喙之處，基辛格至少在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期間發展出了一個戰略框架來應對美國面臨的挑戰，這個戰略框架的構成部分都建立在這四個原則的基礎上。
基辛格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制定的戰略有三個構成部分。第一，他試圖努力恢復與西歐跨大西洋的同盟關係。為了抵消西歐一體化產生的強大而內省的力量，以及西德的東方政策，他試圖給美國與三大西歐主要勢力（法國、德國和英國）的雙邊關係重新注入活力。第二，通過協商、談判與合作緩和與對手的關係是一個外交政策上的概念，基辛格試圖使緩和政策的概念具體化，尋求美國和蘇聯不只在戰略性軍備控制方面的合作——同時又不放棄抵制蘇聯擴張，遏制蘇聯實力增長的基本原則。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開始發覺如下事實——雖然在很顯明的層面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革命性質的，但它也許能夠被帶入這個權力均衡的格局中來，而中蘇之間的敵對能夠為美國所用，使美國分別接近中蘇，使它們與美國的關係比它們彼此間的關係更接近。基辛格的批評者很早就抨擊他在施行這一戰略時採取的戰術，尤其在他認為次要的國家。但他們不能否認，基辛格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了一個戰略性概念。近七年來，美國沒有這樣一個戰略性概念，今天我們看到這導致了什麼結果。
長期以來，許多屆美國政府的決策者都低估了歷史在各國的自我認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個又一個決定中，他們沒能把握推測在決策制定中的意義和作用——有時低估了防患於未然的好處，有時低估了不採取行動所付出的代價。他們不“眾害相權取其輕”，逃避做出這樣困難的選擇；躲在故弄虛玄的講演後面，實行一種看透一切、玩世不恭的現實主義——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這種現實主義都缺乏合理性和有效性。由於這些原因，美國發覺自己陷入了一個與1968年底何其相似乃爾的亂局。我們非常需要一條“基辛格路線”。但首先，決策者——還有美國公眾——需要懂得基辛格的意義。
（觀察者網金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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