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深遠影響。
10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歷史功績，就在於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它是一場偉大的愛國革命運動，五四先驅們以救亡圖存為己任，高高擎起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它又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沖決思想禁錮，追趕先進潮流，貫穿於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整個進程。
100年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內涵的五四精神，歷經一代代人傳承、發揚與積澱，早已融入民族血液，成為民族復興之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柱。
一百年前，五四運動爆發。這場發生於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不僅與新文化運動有著深刻的思想與文化關聯，還扭轉了新文化運動的走向，最終引領新文化運動從文化啟蒙走向思想革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的北京高師愛國學生七日返校時情景。
中國的“啟蒙運動”
在五四運動爆發前的1915年，時為北京大學教授的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發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聲。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提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呼籲革新思想文化，引領文學革命運動，號稱中國的“啟蒙運動”。
徹底驅散封建餘魂，啟民主共和之蒙，是當時的首要任務。新文化運動之前，資產階級發動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延續2200多年的封建帝制，順應時代潮流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國，然而，盤踞在故宮裡的末代皇帝並沒有退出政治舞臺，帝王夢依然印刻在袁世凱等政治寡頭的腦海中。蔡元培、陳獨秀等許多知識分子感到“中國仍有許許多多的袁世凱在思想、演講和活動”，看來，反對儒家和孔教是當時最重要的思想任務。以現代社會是個人主義社會的理論為指要，陳獨秀批駁孔教迂腐不堪，不合時宜。作為《新青年》的主將，吳虞寫有《吃人的禮教》《非孝》《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等系列爆文，犀利批判舊禮教和儒家學說。當然，反孔最有攻擊性、最激烈的“大拿”當屬魯迅，他對儒家的倫理批判吸粉無數，一時風光無兩。
新文化運動還提倡“文學革命”，直指儒家和孔教的語言載體文言文，並將之斥為“舊文學”，新舊對比以示封建保守與現代開放之別。陳獨秀、魯迅、胡適和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認為，封建主義的思想觀念是阻礙國人覺醒、造成民族危機的重要原因，而封建主義思想的傳播教化，又無不經過封建舊文學的作用，故反對封建主義就必須反對舊文學。這種文學革命，就是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以個人的、自由的、審美的文學內容代替“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胡適於1917年1月在《新青年》發表相當於“文學革命”宣言的文章，名字叫作《文學改良芻議》，就是因為受同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人強烈反對“文學革命”一詞而改為“改良”的，不過文章的主張卻是火藥味十足的革命味兒。胡適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引起了一批著名知識分子的共鳴，最早給予文學革命主張支持的是章太炎弟子、北大教授錢玄同。錢玄同在致陳獨秀的信中，將舊文學斥之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把矛頭直指從清末以來把持文壇的桐城派、文選派和江西詩派這三大舊文學流派。在文學革命的實踐中，提倡白話文寫作的知識分子創作了大量的小說、詩歌和散文，人文的思想以新文學的形式展現出來，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本質上相同，因此這場文學革命還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新文化運動的原始出發點，本來是要改造中國社會，根本在於文化的改造。新文化的領軍人物陳獨秀和胡適等人，實際上起初並不願意涉足政治。然而1919年的巴黎和會對中國山東問題的不公正處理，成為新文化運動陡然轉向政治的直接起因。最終，新文化運動從啟蒙走向了救亡，救國成為了主軸。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正文
救亡壓倒啟蒙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當時中國國內，北洋元老徐世昌被軍閥段祺瑞扶上了政府大總統的寶座。一戰期間，英法為鼓動中國參戰，允諾在戰後的和平會議上給予中國五個會議席位，以大國相待。戰爭結束，中國成了戰勝國，“公理戰勝，強權失敗”成了當時的“網紅語”。既然戰爭勝利，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收復喪權辱國諸權益上指日可待。當時知識分子樂觀相信，憑藉這次會議可以取消列強在華特權，歸還帝國主義在中國山東強行攫取的各項權利。而且，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解決戰爭善後問題的公開條約、航海自由、公道處理殖民地問題、國無大小一律平等的“十四點”原則，獲得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天真期待，連並不親美的陳獨秀也稱讚威爾遜“都說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這些幻想在1919年1月18日凡爾賽和會召開後就逐漸破滅。中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代表團全權代表傳回消息，說是戰爭期間英、法、意與日本簽訂了秘密協定，保證戰爭結束後，“支持日本有關德國在山東權利的處理的主張”，日本將取代德國在中國的地位。
1919年4月30日，被稱為“神聖三位一體”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在“四人會議”（意大利總理亦參會）上秘密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還將之寫進《凡爾賽和約》。
巴黎和會將中國山東從德國轉給日本的消息，激怒了中國民眾，失望憤怒的情緒尤其在學生群體中蔓延。5月3日晚，北京的諸多學子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北大學生高君宇、許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國代表可以在山東條款上簽字的消息後，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禮堂開會。會上，《國民》雜誌顧問邵飄萍向在座學生介紹了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失敗的經過，振臂疾呼，號召同學們起來抗爭。以前把新文化運動作為主要奮鬥目標的社團，如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這時候都風頭轉向，開始將關注焦點集聚在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學生所具有的群集特性和對外界事物的敏感性，對巴黎和會的沮喪與憤慨以及對政府長期屈從日本淫威的不滿，成為五四遊行示威的情緒出口。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遊行示威。學生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平簽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但是，學生的愛國行為遭到了北京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大批學生遭到逮捕。五四運動的中心，也由學生的聚集中心地北京轉向工人聚集的中心地上海。五四運動隨之超出知識分子這一狹小的範圍，形成了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全國規模性群眾性愛國救亡運動，並促進了各種救亡政治思想的傳播。
1917年胡適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的手稿。
主義萬花筒
眾所周知，中國人學習西方自鴉片戰爭之後就開始了。林則徐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更是吹響了“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時代最強音，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等物質文明，成為此後中國人重點學習的對象。這種學習模式在洋務運動達到高潮，但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宣告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的破產。及至戊戌變法，先進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學習西方要由表及裡，由外到內，由物質而到思想，所以大舉輸入西方思想。而到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更是西方制度文化在中國的初步實踐。
五四運動爆發時期，為挽救民族於水火，對外爭取獨立，對內贏得富強，各各種思想大批湧入，形形色色，魚龍混雜。這些思想中既有洛克、斯密、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的思想，也有尼采、帕格森、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等啟蒙和後啟蒙思想家的學說。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構成了五四運動的思想源泉，更增添了思想啟蒙運動的名實。這些內容各異的思想中，在當時大行其道的當屬無政府主義和實用主義。
無政府主義盛行於19世紀後半期的歐洲。1907年，劉師培受章太炎等邀請，東渡日本，在日本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歸國後，劉師培發起成立“女子復權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和《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提倡廢除等級制度，實現人權平等，實行無政府主義，鼓吹女權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在中國國內的思想界影響甚大，對中國的民主革命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實用主義是美國實用哲學大師杜威創建，流行於20世紀初期。他提出“經驗就是生活”，認為凡是能成功地適應環境的經驗，凡是有用的理論，就是真理。因此，他的理論又被稱為“實驗主義”或“工具主義”。杜威的這套哲學思想對教育領域影響很大，提出 “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社會的改良，全賴學校”。因此，在杜威哲學理論的指導下，美國教育界掀起教育改革運動，這一運動又迅速波及歐亞各國，從而在全世界興起新教育革命浪潮。在國際教育改革運動的影響下，中國教育界蕩起陣陣漣漪。民國初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就以“實利主義” 的譯名將實用主義介紹給中國學界。其後，杜威的得意弟子胡適，將之翻譯為“實驗主義”，在中國大力宣揚，聲稱“杜威為今日美洲第一哲學家”，“是對我有終身影響的學者之一”。而 1919年杜威訪華講學，更促使中國掀起了教育改革的高潮。
另外，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是在知識分子中間流行的理論。
可以說，五四運動前夕西方各種思潮蜂擁而至，蕩起波浪漣漣。但隨著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斡旋的落敗，先進的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中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走上了反帝的道路，並聯系俄國十月革命，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學生組成救國十人團，在街頭演講山東問題的細節，號召人們購買國貨，抵制日貨。
覺醒新紀元
如前所述，各類西方思潮趁著新文化運動的東風，在古老的華夏大地上紮根發芽。當然，經過歷史和人民的篩選，特別是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其中最適宜中國土壤且茁壯成長的，當屬德國人馬克思所創立的學說——馬克思主義。
反動的軍閥政客把馬克思主義視作為洪水猛獸、異端邪說，一再下令嚴防查禁。早在1919年9月，北洋軍閥段祺瑞就曾以邊防督辦的名義，向所屬發出訓令，說“過激黨列寧一派，注目中國，欲使投入旋渦，曾以支那語之印刷物配佈於中國及中亞西亞，自應嚴密查禁”。在東北的日本軍警，還逮捕了旅俄華工，說他們帶來了過激思想和鼓吹社會主義。北洋政府還查扣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各類書刊，被查扣的種類高達83種之多。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介紹。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歷史論、經濟論和政策論，即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統一，“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同時，在新文化運動陣營內和中國思想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同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交鋒，展開論爭。在這個過程中，李大釗、陳獨秀、李達、蔡和森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紛紛撰文，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許多錯誤觀點進行了批駁。在這個鬥爭過程中，許多原來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反覆比較，開始在思想和認識上覺醒，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
在五四運動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堅定的革命精神和強大力量，認識到這個階級的偉大歷史作用，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去開展宣傳活動，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五四運動以後，工人罷工和政治鬥爭依然不斷，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為處於迷茫時期的國人指明瞭一條康莊大道。在這種背景之下，馬克思主義傳入到了中國，不僅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也促使中國歷史徹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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