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帝國初建，國力羸弱，漢朝的政府實行了“休養生息”、“放任自流”的寬鬆政策，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記載：“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由於漢代初期開放了關口，放鬆了對山林中礦藏資源的專營，使當時的工商業得到了空前的繁榮。
據《史記·平準書》裡記載：“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在漢興70年間，也就是文帝和景帝時期，民間和國庫都非常充盈，國家儲備的錢財多得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中央糧倉裡的糧食多得“至腐敗不可食”。這種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得以崛起，出生於清朝末期的著名教育家“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認定：“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也詳細記載了22位西漢時期的富豪，並給了這些商人起了一個稱號：“素封”。
所謂“素封”，就是指那些沒有官爵和封邑的人，通過自己經商和其它勞作而獲得財富，可以與權貴們相媲美。
正是因為“文景之治”的盛世，使漢朝以後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01 漢朝初期的格局
漢高祖建立漢朝，依然採用的是分封制，只不過各諸侯國的分封改為了“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這些劉姓諸侯王，跟前朝一樣，可以有獨立的軍隊，也可以有獨立的官員和財政。他們儼然是國中之國，靠著親屬關係維持著與朝廷的合作。
因此，七十年的經濟大發展，使得漢朝的格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一是諸侯國勢力日益龐大，中央政府已經無法把他們完全掌控於手中。
比如，東部的吳王“劉濞”，一言不合，就聯合了後來的“七國之亂”。
二就是商人階層的崛起，大多數已經控制了國家的命脈性產業，致使商人比國家還要有錢。
比如，當時的“七王之亂”，朝廷平叛卻沒有軍費，只能向長安城中的高利貸商人“無鹽氏”借錢”，年利息竟然高達十倍。最後無鹽氏發了戰爭財，成為關中的鉅富。
從無鹽氏借錢可以看出，當時商人的財富已經超過了許多的權貴，無形當中給政府造成了威脅。
因此，地方諸侯和商賈富豪的傍比而起，讓長安城裡的最高統治者開始感到不安。
文帝時期，西漢著名的政治家“賈誼”，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擔憂。他在《治安策》裡寫道：“當今皇帝穿的衣服是普通的黑色絲織品，而富民的牆上卻掛著文繡；皇后裝飾衣領的花邊，富人的婢妾卻用來縫鞋邊。”
賈誼希望文帝對諸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國裡分封更多的諸侯。而對於“富民”，他建議實行打壓，重新回到“重農”的道路上去。可是，當時文帝並沒有採納。
與賈誼同齡的“晁錯”，比賈誼更為激進，向景帝直接提出了“削藩”。這個建議被景帝採納，導致了以吳王為首的“七國之亂”。
景帝為了平息眾怒，被迫腰斬了晃錯，可是吳王依舊一意孤行，誓必謀反。最終被名將竇嬰和周亞夫所鎮壓。
也正是因為“七國之亂”，讓景帝成功粉碎了諸侯國對帝國財政的阻礙，也取得了各諸侯國財政的集權。從此，中央的監察權直接伸到了諸侯國的國內。
在景帝時期，帝國的財政經濟達到了最高峰。
02 漢武帝實行經濟改革的四大基礎條件
公元前141年，漢景帝駕崩，16歲的劉徹登基。
武帝登基以後，年輕氣盛的他，無論是在內政上還是外交上，都採取了極其激進的政策。
對內，漢武帝在政治上採取了“賈誼”曾經提出的的主張，頒佈了《推恩令》。就是強行要求諸侯王分封諸子為侯，使各諸侯國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並派遣了行政官員進行監察工作，由此加強了中央的集權。
思想上，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成為了當時唯一的正統思想。
史學家“顧頡剛”曾在《漢代學術史略》裡把漢武帝與秦始皇相比：“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採取的是嚴厲的刑罰制裁。而漢武帝是統一了人民的思想，讓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所以，秦始皇失敗了。漢武帝成功了。”
對外，漢武帝，不再採取於匈奴和親的政策。
20年間，漢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攻戰西域，奪回了河西走廊地區；在東北方，他派兵滅了衛氏朝鮮；在南方，把夜郎和南越地區歸附漢朝。漢武帝還大力興修水利，修築道路。
就這樣，中央財政開始告急，漢武帝把文帝和景帝留下來的國庫消耗一空。為了補充國庫的收入，漢武帝開始了一系列強硬的經濟改革，具體的執行者便是著名的商人之子“桑弘羊”。
值得注意的是，漢武帝在進行改革以前，中央帝國已經實現了以下四個基礎條件：
一，景帝的“削藩”，武帝的《推恩令》，還有“獨尊儒術”，使政治集權和思想上都得到了統一。
二，“文景之治”留下了巨大的財富。
三，抵禦外族的侵略和討伐匈奴的戰爭凝聚了民心，使漢武帝的政治威信達到了頂點。
四，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十分得力的將領和能臣酷吏，使執行能力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也正是因為這幾個成熟的條件，使漢武帝后來的經濟變革，讓漢帝國成為了“強漢”之國。劉徹也終究成為了一代大帝。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王莽實行的經濟改革，他實施的版本，幾乎與漢武帝是一樣的，可是他卻最終人頭落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
03 漢武帝的貨幣壟斷
漢武帝曾經也嘗試過“賣官鬻爵”，以增加財政收入。可是賣爵的收入還是無法滿足戰爭的需求。於是，漢武帝採納了酷吏“張湯”的意見，依靠政權的力量，創造了兩種新型的貨幣：“白鹿皮幣”和“白金三品”。
“白鹿皮幣”，就是漢武帝見漢苑裡有許多白鹿，所以就用鹿皮飾以花紋，製作成貨幣，每張值四萬錢，也就是四十斤黃金。
漢武白鹿皮幣
“白金三品”，就是用銀子和錫做成的貨幣。具體有三種：一種是圓形的，上面是龍形圖案，叫做“白選”，值三千錢；另一種小一些，方形的，上面是馬形圖案，值五百錢；還有一種更小的，是橢圓形的，上面是龜形圖案，值三百錢。
在漢代，諸侯朝覲、祭祀祖先，都需要用到玉璧，於是，漢武帝便規定各諸侯在貢獻玉璧時，下面必須墊上“皮幣”，就等於，各諸侯都要花大價錢買一塊不值錢的皮子。
漢武帝除了為了斂財發行了皮幣和白金，同時也發行了一種“三銖錢”。
“三銖錢”重三銖，錢上的文字也寫著“三銖”，是漢代第一種標明瞭重量的錢幣。
漢武帝的皮幣和白金大大地擾亂了市場，使貨幣市場出了紊亂。於是，在皮幣、白金、三銖錢之後，漢武帝又規定了一種新的錢幣——五銖錢。
這種小銅錢，外圓內方，象徵著天地乾坤，面值上也寫著“五銖”，從而奠定了中國銅錢的孔方格式。
經過六次的貨幣改革，漢武帝最終下令，把鑄幣權徹底收歸中央，民間再不準鑄造五銖錢，所有錢幣都規定在“上林苑”鑄造，鑄出的錢被稱為“上林三官五銖”。
從此以後，中國的錢幣徹底進入了國有壟斷階段。漢武帝的改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種通行了八百年的貨幣——五銖錢。
04 鹽、鐵、酒的國有壟斷
桑弘羊是漢武帝鹽鐵專營的忠實執行者。在他主持的專營事務過程當中，桑弘羊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只有由國家投資的國營事業，才能稱得上大規模化的生產。
許慎在《說文解字》裡描述“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六十里”。漢代的鹽鐵官也已經是遍佈全國。
除了鹽業專營，對於“鐵業”，也下令由官府徹底壟斷。按規定，凡是產鐵的地方都要設立鐵官，鐵的冶煉和鐵器的製作與銷售，都要由鐵官負責。從此，民間不得擅自煮鹽和冶鐵，更不準私自販賣，違令者要在左腳上戴上六斤重的鐵鎖。
這一法令的規定，政府不但壟斷了銷售權和定價權。而且還壟斷了製造權。也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國營企業”，是從這裡開始的。
公元98年前，漢匈奴再起兵事，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桑弘羊提出了“酒榷”，即酒類專賣的政策。辦法跟食鹽專賣是一樣的。由官府供給私營釀酒作坊糧食和酒麴原料，然後按規定釀造品種和規格，生產出來以後再由官府統一收購和銷售。這就是所謂的“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
據史學家吳慧的計算，酒榷的專營收入也十分高，每生產1000甕的酒至少可以得到252000錢的收益，最後能過統購統銷後，還可得到20%的利潤。
桑弘羊把這部分的收入“贍邊，給戰士，拯民於難也。”從而大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壓力。
從此，酒榷與鹽鐵並列稱為“三業”，成為國家實行壟斷經營的主要產業，歷代延續，從未中斷。
除了控制鹽鐵產業以外，桑弘羊還創造了另外兩個高盈利的國有化改革，一是“均輸”，二就是“平準”。
史學家吳慧在《中國商業通史》中有具體的解讀：“均輸”是“行商”的性質，是統購統銷；而“平準”則是“坐賈”的性質，就是物價管制。
如果說，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使漢帝國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產業經濟，那麼，漢武帝隨後推出的“算緡令”和“告緡令”則讓全國的中產階層全面破產。
所謂“算緡令”就是規定全國的有產者必須按財產多少上繳“資產稅”。而“告緡令”則是發動群眾告發群眾。
所以說，中央集權制度是自秦始皇開始，但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是第一個真正建立了最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大獨裁者，他是真正實行了產業壟斷和金融壟斷的第一人。
05 兩千年前的國企之爭
公元前81年，漢昭帝為了瞭解民間疾苦，讓各個郡國推薦數十位社會賢達人士，到朝廷來反映民間問題。在漢帝國的朝堂之上，一次關於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辨論會開始了。
這場辨論會的一方是桑弘羊，另一方是群儒生，這場辨論會的主要內容，由一個叫“桓寬”的人記錄下來，寫成了一部奇書——《鹽鐵論》。
其實，這場辨論的政治背景是大將軍霍光為了打擊桑弘羊而設的局。桑弘羊與60多位“賢良”學士進行鹽鐵專營的辨論，他前後共發言130多次，為專營政策做頑強的辨護。當時，群儒反對國營化政策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指責鹽鐵、均輸、平準等是“與民爭利”，抽取了民間財富。
二，國營企業生產，商品質量低劣，各級官員強買強賣。
三，官商勾結，形成了權貴集團，增加了社會的不等。
對於群儒的反對，桑弘羊一一予以回駁，在他看來，這些沒有治國經驗的儒生，只能提出國營化的弊端，卻提不出更好的建議。
桑弘問他們：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裡來？國家的財政從哪裡來？地方的割據勢力如何化解？
從漢高祖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以後，為了維持這個帝國的統一，帝國必須要拿出一部分經濟來發展軍備，以防外部侵略。還得加強政府官僚系統的控制和維持內部的穩定，這些成本都是需要財政去負擔的。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曆代統治者一方面想要放權於民，而另一方面卻又捨不得放棄壟斷的原因。
所以說，鹽鐵會議上的儒生們，無法回答桑弘羊提出的那些難題：中央政府到底是應該管制經濟，還是應該放鬆經濟呢？如果不採取營利性的國有專營制度，如果國有資本不保持對國民經濟的高度控制，一箇中央集權制的帝國又該如何得以維持？
最終75歲的桑弘羊，還是被霍光以謀反的罪名處以滅族的酷刑。以霍光為首的儒生們，最終也沒有勇氣將那些專營制度全部廢棄，只是象徵性地取消了酒業的專營。
參考資料：郭建龍著《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吳曉波《浩蕩兩千年》
吳慧《中國商業通史》
司馬遷《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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