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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伏牛山被南召乔端～鸭河、朱阳关～夏馆断裂，自北而南分为三列。北列鸭河以东山脉中，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四座，依次是观山（1886.9米）、石人山即尧山（2153.1米）、大圣人垛（1585米）、小圣人垛（1577.2米）。
大圣人垛位于南召县与鲁山地理分界线上，是南召北部群山之首，方圆20—30公里不等，风光无限，用生花妙笔也难以描摹出她的芳容。
然而，该山周边山高路遥，交通不便，只有当地的放牧人、上山采药者、驴友们踏上过这片神秘的土地，有的山峦至今还人迹罕至。
很多人都知道，河南省南召县崔庄乡仓房村有个圣人垛，可询问其命名，却都难以说出它的来历。
全国的大山不可胜数，以“垛”命名的山峰也成千上万，然而在“垛”之前冠以“圣人”二字的却是屈指可数。既然以“圣人”为山垛命名，那么定有其渊源。
为此，我曾询问过当地年长的村民。村民们说，明惠帝朱允炆修道时最初来过这里，但由于山峰太小，承受不了，山头向东倾斜，山的西边裂开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石缝。为了保护他的修行，有三个神人欲顶着向东倾斜的山头，朱允炆见势不妙，拔腿就走，那三个神人见朱允炆一走，活活地气死在那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朱允炆，就在山顶修了一座祖师庙。圣人垛之“圣人”，也许就是指祖师爷朱允炆，或许指那三个神人。这样说来，也算是沾点“圣人”之气。
可是仔细一想，小圣人垛并无此种情况，那为什么也敬称为圣人呢？
带着这份疑惑，近日查阅了《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之《山川》部分，除“县志又有狮子河源出圣人峰下，至催（应为崔）家庄与黄洋之水合”一句，有“圣人”二字外，其它并无“圣人”之语句。又查清·乾隆十一年《南召县志》（校注本），其中《山志》中有“有山曰‘圣人峰’、曰‘壶山’，汉鲁阳樊英辞荣逃名之所居也”。但《水志》中又载“狮子河自西北流东南……其长五十里，源出圣人峰下，至崔家庄与黄洋之水合”。而大、小圣人垛在狮子河东北部，且有一大山相隔，其下分别是古路河（古称鸭河）和九涧河。看来圣人峰并非圣人垛。圣人峰现无此山之名，疑指石人山（今尧山）。尧山因尧孙刘累祭祖立尧祠而得名，石人山（今尧山）古称圣人峰也不为过。
再看《南召县志》（1995年版）的志述：“圣人垛位于县境北部边缘，为南召、鲁山的界山，距县城直线距离17公里，站在山南观此山，犹如两人站立在群山之中，故称圣人垛。”《南召县地名志》则曰：“孤峰突出，望去犹如圣人立于群山之上，故名”。两者几乎雷同，前者说“如两人”，后者说“如圣人”。像人吗？古代圣贤很多，是哪个 “圣人” ？“圣人”就那个样子吗？这样解释有望文而臆断、牵强而附会之嫌。又查《鲁山县志》（1989—2005年版）《地貌·山地》；“海拔1500米以上共10座，有石人山……大圣人垛、白草垛、蒸馍垛、小圣人垛、摩天岭。”也没有圣人垛的命名来历。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见到“访古寻踪·南阳文保公益团队”写秋斋主人所写【南阳访古之319】妄揣圣垛山（镇平之圣垛山——笔者注）之“圣”意（下）一文中讲述了有关“圣人垛”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文中说“这则故事出自《河南程氏宗谱·四智箴堂族谱》：李世民和瓦岗兄弟在这里征战的时候，一日徐茂公勒住缰绳，回首指着一处地方说：‘谁占着这一处穴地，五百年后要出两个闻名天下的读书人’。程咬金闻听道：‘俺老程吃尽了不识字的苦，这片地就让老程后代出个读书人吧’，于是下马做了个记号。
“定唐后，贵为鲁国公的程咬金真的把其祖父的遗骨从安徽篁墩迁到了这里。而五百年后的北宋中叶，程家也果真出了两个大人物，长子颢（1032—1085年），次子颐（1033—1107年），史称：二程。‘二程’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
“程氏121世、五经博士佳英因避乱率族举家逃亡之伏牛山中，山居九年不归，世人称其九春翁为圣人，死后葬于此原无名山垛之下，而名圣人垛。”后又见到南召皓首翁《圣人跺名由程家起》一文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
由此推断，编纂上文中五种志书时，手头都没有《河南程氏宗谱·四智箴堂族谱》上的这个资料，以至于妄揣“圣人垛”的命名。
说来事也巧合，圣人垛下有一个较大的村庄叫做程家庄，也是南召县崔庄乡一个行政村的名称。询问该村程氏的来源，他们说自己是程咬金的后世传人，现已传至134代。再问132、133代人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却不知晓。问其家谱，却说家中所存是后续家谱，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尽管未能找到《河南程氏宗谱·四智箴堂族谱》得以印证，但这也算是对圣人垛之“圣人”的一个最为确切的解释吧。
张志芳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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