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在靖江七圩港江边一座老百姓的茅草房中，一对老夫妇紧紧拉住一名青年军人的手，热烈地谈论着。只听一位肤色黝黑的老先生忧心忡忡地问道：“儿啊，长江素称天险，当年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被东吴打败了，到华容道只剩下了72骑。孙权那时候没有飞机、大炮、兵舰，现在蒋介石都有。你们能打过去吗？”
青年军人却像是胸有成竹，认真向两位老人解释了当年曹操大军与如今解放军渡江部队的差别，分析了长江上敌我双方的形势，最后他用坚定的语调说：“我们有人民的支持，还有江南游击队接应，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这位青年军人名叫张瑛，时任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船管大队一中队指导员。他是土生土长的靖江人，这次跟随大部队进驻靖江七圩港准备渡江。虽然离家不过50多华里，却严守部队纪律，只是给家里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他的母亲见信后，赶紧到28军船管队驻地上六圩港找到丈夫，老两口又连夜赶到儿子部队驻地。不到一个月之后，张瑛与百万青年解放军指战员一起，乘风破浪杀入长江，吹响了解放长江以南广大土地的冲锋号。
准备参加渡江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正在长江北岸通过由当地群众搭起的“横渡长江胜利门”。当时渡江总前委根据局势判断，认为从芜湖和江阴两点切断敌人的防线，并迅速向纵深穿插，能够对南京、镇江和芜湖的敌人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局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条大江隔南北
1949年1月，国民党一面大放和谈烟幕，一面加紧构筑长江防线，妄图依靠大江天险阻碍解放。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主要围绕长江西起湖北巴东，东至上海的中下游沿江地区构筑。在这片区域，长江先后进入两湖平原、苏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沿江地势平坦开阔，江面宽展，水阔流缓，最窄处约1.5千米，宽阔处江面可达10千米，江阴以下的长江水面进一步放宽。因此，靖江的船民，从来不把在江上行船称为“渡江”，而是充满敬畏地称之为“下海”。
除长江水系外，沿江水网稻田区域特殊的环境，给解放军渡江行动的展开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当然，长江水网给部队机动造成的问题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骡马化的解放军在沿江地段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江南的国民党守军如果脱离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和浙赣线等有限的几条铁路公路干线，机动能力也将大打折扣。
虽然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但他们仍然想依靠长江天险和所谓的“海空优势”跟共产党玩“划江而治”。作为蒋介石系统代表的汤恩伯部，在湖口至上海800千米的长江沿线摆开75个师共45万部队。桂系的白崇禧部40个师约25万人也在湖口至宜昌近1000千米长江沿线梯次布防。此外，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第二舰队的130余艘舰艇在长江中下游巡弋，300余架战机分别在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机场集结，不断对江北解放区进行袭扰。
如果单纯考虑战场环境和国共双方的兵力构成特点，国民党长江防御体系应该将主力自南京向上下游梯次配置，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为狭窄，江北适宜预先集结大量民船。靖江以下的长江江面宽阔，以木帆船渡江难度较大，可配属较少兵力。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制定的防御指导思想基本按照这一设想展开。但是，汤恩伯作为京沪杭警备司令，秉承蒋介石的意志，提出所谓“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这个作战方针遭到了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的强烈反对。在江防紧急会议上汤恩伯以枪毙相威胁，把反对的声音压下。最终，国民党军的江防体系只得按照蒋介石和汤恩伯的方针来构建。
蒋介石与汤恩伯的江防计划，实际上是将重兵部署在江阴以东，以上海为防御重心，南京上下游仅布置有限的掩护兵力，围绕浙赣线布置的第二道防线也不作重点。结果，从镇江至上海段竟然集中了8个军的兵力，防御正面两倍于此的湖口至镇江段间只放了区区11个军，导致汤恩伯指挥的这段防线东重西轻。华中的白崇禧见蒋介石和汤恩伯对守长江三心二意，也将兵力向武汉收缩。
何处突破需推敲
得知国民党江防这个部署方针，解放军方面判断，国民党江防体系最大弱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实际上，白崇禧和汤恩伯集团均已放弃了在长江沿岸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计划，只是虚晃一枪，准备依托控制的大城市吸引解放军攻击，造成杀伤，拖延时间。
长江防线上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是人心惶惶，渡江不是什么大问题。此时，解放军思考的是，如何将国民党军硕果仅存的重兵集群包围在长江防线上予以歼灭，为之后的攻坚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扫除障碍。
人民解放军正在冒雪南下，准备参加渡江作战。1949年2月19日，粟裕向参加渡江战役军以上干部提出以靖江为集结和展开地，以江阴作为主要突击地段的作战构想。虽然军事上占优，但解放军对渡江仍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前期准备时间长达 3个月又10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49年2月9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在河南商丘讨论渡江作战问题。当天，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确定二野和三野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区”。这片区域实际上就是日后渡江中集团的主攻地段，恰恰是白崇禧集团和汤恩伯集团的结合部，是敌人兵力最空虚的区域，有利于在降低我军指战员和船工伤亡的情况下，成功实现渡江目标。这一天的军事会议上，总前委还提出应该在江阴下游，敌汤恩伯集团重点设防的区域进行佯攻佯渡，以吸引当面之敌，防止敌向南京方向增援。计划提出后，总前委一面向中央军委汇报，另一面继续对相关计划进行推演和细化。在这一过程中，代理前委书记、主要负责制定渡江战役计划的粟裕司令员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想法，即将战役要点从打过长江，变为迅速切割南京、杭州和上海处于长江防线上的各处敌人，就地予以歼灭，避免敌退入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
粟裕司令员后来回忆：“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一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大正面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虚。”
既然是以实击虚，就应该追求最大战果，彻底切断汤恩伯集团退向杭州上海的通道，避免汤恩伯集团依托沪杭“钢筋混凝土丛林”与我军搞城市防御战。粟裕司令员追求在野战条件下歼敌，是我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的城市作战经验。
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我军对于长春、锦州、天津、徐州等敌军重兵把守的大城市，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处理方式”，既有久困常围、又有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攻坚等成功范例。三大战役证明我军能够攻下任何一个敌人掌握的要点。但总前委和粟裕考虑，城市攻坚战需要事前逐渐集中兵力和技术兵器，扫清城市周边要点，详细准备和组织攻坚，必然耗费时间，还可能在攻坚中有较大牺牲。辽沈战役的辽西围歼等战斗则证明，在野战条件下的敌人失去了城市高大建筑和永备半永备工事线，根本无力抵挡我军步兵多路并进、大胆穿插的如潮攻势。同时，总前委判断，此时的汤恩伯和白崇禧集团均无心在南京、镇江、芜湖等地区与我军展开持续时间较长的决战，如果将这一区域的敌人包围，敌人的军心士气将很快崩溃。长江从芜湖到南京，江流向东北方向，在扬中到江阴，则转向东南，这就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弓形，南京镇江处于弓背，江阴芜湖则是弓弦两端。如果从芜湖和江阴两点切断敌人的防线，并迅速向纵深穿插，能够对南京、镇江和芜湖的敌人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局势。特别是我军从江阴直插太湖西岸，切断京杭之间的公路和铁路，汤恩伯集团就很难退入沪杭。
从靖江突破，断敌后路
那么，是否有可能从江北选择一点，集结兵力，并且在渡江战役发起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展开大兵团突破长江，并迅速从江阴这个敌人重兵把守的要点突破呢？粟裕在仔细研究后，将目光锁定在与江阴要塞隔江相望的靖江。
粟裕判断，是否能在江阴段迅速突破长江，楔入敌人防御纵深，切断南京和沪杭联系，已经成为决定整个渡江战役能否迅速歼灭汤恩伯集团，并在夺取南京、杭州和上海的战斗中降低城市和人民遭受损失的关键。那么解放军就必须在靖江隐蔽地集结兵力，并在关键时刻从此地将大兵团一举送过江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江战役所需物质，由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拍摄。当时，仅进驻靖江和扬州的解放军及民工就超过 70 万人，每天需要 100 万斤粮食，草料 200 万斤，当地政府组织粮食加工厂和农村碾坊磨坊日夜赶工，为大军提供支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靖江作为大军集结之地，必然要面临在短时间内涌入的几十万官兵，当地老百姓一方面要承担这些部队的粮草、住处等方面的补给，还要提供大军渡江所需的船只和船工。可以说，靖江的支前工作，将成为决定对江阴突破成败与否的关键，进而影响整个渡江战役的战局。
在2月19日渡江战役军以上干部作战会上，粟裕向与会指挥员提出了以靖江为大军集结和展开地，以江阴作为主要突击地段的作战构想。在此基础上，渡江作战总前委初步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7、第8、第9、第10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其中第10兵团配属在关键的江阴、扬州沿岸，第8兵团在南京东西段，第9兵团在芜湖东西段，第7兵团在铜陵、贵池段，第3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另以二野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第4、第5兵团的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建议第四野战军派出3个军，迅速南下牵制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集团。
此时，二野和三野指挥机关经过分析，确定二野预定渡江地段敌军兵力较弱，又有皖南游击队策应，对突击渡江有利。但白崇禧集团主力布置在预定渡江地段右侧背，对渡江后向武汉方向纵深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据二野参谋长李达回忆，总前委至4月1日下达《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时，已经确定了首先抓紧突破江防，渡江后二野密切协同三野行动，以保障其钳形突击成功的方针。4月3日，军委批准了这一纲要。
长江北岸的群众打着“主动配合、互相支援，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标语欢送人民解放军，鼓励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获得了广大人民鼎力支持，以靖江为例，在战役准备期，当地就为解放军筹集米300万斤、柴草940万斤，马草料150万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三野副司令员粟裕领导指挥机关，更为详细地研究如何实施逐渐成为战役中心的东集团渡江行动。长江在南京上海之间，以江阴为中心形成一个向南突出的弯曲，三野第10兵团在江阴东西段方向完成突破后可以取捷径直插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和杭州的退路。另一方面，江阴以北我军控制的靖江地区，虽然有无数港汊直通长江，便于我军预先隐蔽地集中船只，但江流湍急，对岸江阴、常州、无锡间公路铁路交通便利，有利于敌人大部队部署和机动展开。因此，总前委最初判断以江阴作为主要突击方向难度较大，我军即便实施突破，向纵深发展可能要面临一定困难。
随着总前委确定将江阴当面的东集团作为决定渡江战役成败的重点方向，如何在靖江隐蔽地集结兵力，如何在易守难攻的江阴段成功实施渡江，如何保证部队在渡江后迅速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面前的关键。有老同志回忆，当年作战参谋将江阴比作敌人江防的锁头，我军就是要以重锤直接对江阴看似坚固无比的锁头当头砸下，如果这一锤将锁头击碎，整个长江就彻底门户洞开。但如果大锤砸向锁头，锁头扛住了，很可能演变为一场胶着的拉锯战。
那么，到底是谁给了三野上下正面突破江阴的信心和勇气？首先是解放军对靖江这一片革命老区的了解，以及靖江及周边党组织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扎实工作。
靖江革命传统，撑起粟裕信心
从地理上来讲，靖江地区是当年长江北岸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从这里南联江阴、张家港、北接如皋。但从人文历史角度，直至明代，靖江与泰州，前者属于江南文化圈，泰州则属江北文化圈，只是明代以后长江航道因为冲刷和淤积逐渐向南移动，靖江才从航道以南变为与江北接壤。
从经济角度，泰州于西汉年间便成为重要的粮食和盐铁产区。靖江作为长江淤积沙洲，东汉末年，才逐渐露出江面变为长江两岸移民集中之地，进而发展成联通四境的商贸中心。三国年间，东吴军队在靖江建立军马场，因此靖江被称为“牧城”。
南宋年间，跟随岳飞的军民移居靖江，并在此为岳飞建祠，据说是我国最早的岳庙，但当地百姓却不称岳庙，只说“生祠”，以示尊重。因为各地移民不断在靖江落地生根，所以靖江当地既有长江以北地区少数几种吴语系方言“老岸话”，又有属于江淮方言语系的“沙上话”。方言在靖江交融，使得靖江人敢于走南闯北，却不用担心语言沟通问题。民国时，靖江人既有过江到江南谋生者，又不乏顺江到杭州上海创业之人。
这些因素，使得我党很早就注意到靖江和泰州发展组织的重要性。大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就在靖泰地区建立起来了。1926年由毛泽东介绍到法国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留学的柳溥庆成为第一名靖江籍党员。1927年中共江阴县委委派共产党员陆尔康到靖江开展革命活动。
抗战期间，靖江成为新四军在江北一片重要的活动区域。1937年12月18日，靖城沦陷，日军凭借海军优势顺江而上，占据靖江后以此为基地侵扰四方，至1940年1月攻陷泰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醒了靖江人身上岳家军的血性。1938年2月11日，在上海参加过我党领导下抗日救亡斗争的陈玉生擎起“靖泰抗日游击队”的大旗，建立起一支25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并在靖江范家石桥伏击下乡的日军小队，将击毙的日军遗骸扔到靖江城里示众，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偶咯司令（当地方言中‘我们的司令’之意）”。
1940年7月，陈毅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主力部队，从江南北渡长江，进入了靖泰地区，1939年便秘密入党的陈玉生正式率部加入了新四军，编入粟裕领导的老一团。据当时担任靖江太平庵私塾先生的于进回忆，1940年秋冬，新四军老1团、老2团初到靖江。当地老百姓多年来受到国民党军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压迫，听到又有军队过境，便举家东躲西藏，妇女纷纷用锅灰涂面。但是，新四军到来之后，不但秋毫无犯，购买给养即便老百姓不要钱，也将钱放在门前或桌上，走时还主动打扫房舍，甚至水缸也被灌满。因此，当时尚未参加党组织的私塾先生于进，在1941年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普济庵召开的全县演讲会上，代表民众以《管司令领导的新四军就是好》为题发表演讲，赢得听众满堂喝彩。
新四军在靖江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也在当地建立了大量的秘密交通站，发展了一大批秘密情报员。例如靖江当地青年张建文，在1943年便找到已经在新四军一师叶飞部担任文书的二哥张齐林，要求参加抗日活动。后来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戏班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和情报工作，并在1945年正式加入靖江独立团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随着战局发展，新四军一师主力由苏中根据地南下，与第16旅执行发展苏浙皖边区的任务。1945年4月，叶飞率领新四军一师第二批南下部队在靖江渡江南下，曾将司令部设在靖江生祠镇红英村项家圩文昌宫旁的小院中。文昌宫作为当地重要的宗教场所，在抗战期间早已成为我党的秘密地下情报站。据小院主人范清如老人回忆，新四军曾专门翻修项家圩的码头，供转运物资和人员之用。1945年3月底两百余军马聚集在文昌宫周边，马背上驮着枪炮和物资，新四军行军雷厉风行，部队在将人员、装备运送出码头间隙纷纷在文昌宫及一墙之隔的小院中休息。范清如老人记得前来问询、借用工具的战士自称是新四军粟裕、叶飞的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粟裕正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摄于 1949年9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事实上，叶飞此前已经几下靖江。1942年时任苏中三分区军政党委会书记的叶飞第一次来到靖江主持县委会议。在会上，叶飞将靖江称为“大江南北之跳板”“苏中的门户”。1945年叶飞率部南渡4个月后，靖江第一次解放，但很快又被国民党军占领。1947年8月，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军华东军区下辖的苏中第一军分区部队开始着手解放靖江，并为此将泰兴县之广陵、曲霞、蒋华3个区与靖江合并成立了靖泰县。自1947年9月至1949年4月，靖江有8080人参军，并组织了民工团参与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
正是因为靖江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成为新四军掌握下联系江南江北的枢纽，在解放战争期间逐渐成为模范解放区，第三野战军的粟裕、叶飞等高级指挥员对于靖江的人民和党组织的行动力，有充分的了解和信心，才最终让整个渡江战役总前委下定决心，以这片抗日英烈曾战斗过的革命老区为中心组织一场规模浩大的渡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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