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舊學水平到底怎麼樣?

夢幻之星V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二十世紀的風雲人物,一個是成功者,一個是失敗者。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性格特點志趣愛好各有不同,但有一點相同,都喜歡讀書。毛澤東喜歡讀歷史,蔣介石喜歡讀經,怪不得有人說蔣介石首先在書桌上就輸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讀史,救國;蔣介石讀經,亡國。



美國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與毛澤東謀過面的總統尼克松,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完全獻身的和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詩人”。

斯諾稱毛澤東是“一位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



無論是尼克松還是斯諾都對毛澤東的歷史造詣佩服不已。 毛澤東對於歷史有著深刻的思考和獨特的見解,他的歷史素養是其政治成功的一大因素。

毛澤東早年常說: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創奇事。\t

據毛澤東的護士孟錦雲回憶,毛澤東的床頭總是放著一部《資治通鑑》,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有不少頁都用透明膠貼住,這部書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閱讀的印跡。因為毛澤東將《資治通鑑》這部 300 多萬字的史書讀過十七遍。



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致好友蔡和森等的書信中分析袁世凱稱帝、段祺瑞執政之所以失敗時,就提出“均系不讀歷史之故”,因之“勸大家讀歷史”。

毛澤東一生到底讀了多少史書已無從統計,一部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他讀得最多的、批註最多,直至逝世。

“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毛澤東從早年習讀《綱鑑易知錄》到晚年發誓將“二十四史”讀完,嗜書如命,最愛歷史,雄視千古,臧否人物,褒貶事件,給後世留下了極富個人特色的史評史論。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讀史,成就了毛澤東。

和毛澤東喜歡歷史典籍不同,蔣介石最喜歡的就是讀儒家經典,得出結論:三民主義是根據中國儒家文化的系統而發揚光大。



依據相關資料記載,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蔣介石的案頭就擺著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書就是《曾文正公全集》,用蔣中正自己的話來說,“平生只服曾文正公”。

蔣介石最崇拜的就是曾國藩和王陽明,這兩個儒家聖人影響了蔣介石一生。 1936-1937年間,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

要當聖賢必須讀儒家經典,四書五經。蔣介石研讀經書,性理之學是他一生之所愛。

蔣介石讀《大學》、《中庸》這兩部古籍讀得最多感受最深。



1934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給受訓的國民黨軍官將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他回憶其青少年時期讀《大學》的經歷說:“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18歲的時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28歲的時候,總理(即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

蔣介石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大學》之道,乃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可以說真正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



蔣介石對王陽明哲學更是推崇備至,他在自己的回憶中說:“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我是自十八歲從顧葆性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五十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使我百讀不厭,不知其樂之所止。”

敗退臺灣後的蔣介石將所居草山改為陽明山,在海峽的另一邊繼續思考王陽明。蔣介石還教導蔣經國用王陽明哲學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期完成他“復國”的使命。蔣介石信了一輩子王陽明曾國藩等等聖賢,最終還是一個失敗者,他不死心讓兒子繼續讀經。

毛澤東讀史,救國;蔣介石讀經,亡國。

為什麼呢?蔣介石到死也不會明白。因為毛澤東是一個開天闢地破舊立新之人,蔣介石是一個因循守舊亦步亦趨的人,毛澤東的氣度蔣介石怎麼會有呢!


非常道畢延河


能做到蔣校長這個地步的人,舊學水平肯定要高於一大批人。但是要說好吧,又有點不夠達標。只能說勉強將就,只適合在房子裡面自己拿出來看看,出去可能會丟人。


蔣校長學歷如何?都上過哪些學校?

民國時期大學主要教授文、理、法,但是蔣校長出生比較早,他上學的時候清朝還沒滅亡。

他就讀的第一所學校是浙江奉化鳳麓學堂,這個學校怎麼樣?剛開始的時候甚至差點倒閉,設置了國學、算術等科目,但是上課老師人數少,根本顧不過來。

直到後來開始了一門西洋課,才算是扭虧為盈。當時蔣校長上學的時候,這個學校還算是發展的挺可以的。但是他待的時間並不長,所以這個學校可以忽略不計。

在鳳麓學堂讀了兩年後,蔣校長轉學到了寧波箭金學堂。這個學堂和鳳麓學堂一個性質的,只是兩個學校屬於競爭對手,後者的師資力量要優於前者。也正是由於後者的出現,造成鳳麓學堂運營困難。

後來再次轉學龍津中學堂,也是和之前的性質差不多。後來他以20多歲的年齡,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清華大學,也就是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是一所培養中國留日學生的教育機構。

別看這所學校開在東京,但是校長是梁啟超,當時很多的有識之士,年輕的時候都是就讀於這所學校。後來由於辦不下去了,梁啟超撒手不管。

交給了清朝駐日本的一名大使擔任校長,蔣介石讀書的時候,梁啟超已經不是校長了。但是他也是在這所學校裡面接觸了反清的思想,並且認識了陳其美等人。


僅僅讀了一年之後就回國了,並且考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既然都是速成的,說明主要是實用性為主,而且學的還是炮兵。兩年之後又跑到東京振武學校。

這一所學校也是為當時為中國留日學生開辦的,是一所預科類軍事院校。學習了兩年就畢業了。根據當時學校的章程,學生畢業之後可進入日本陸軍實習。

但是當時只是候補生,還沒有等他真正加入進去,就回國參加革命。從此之後就沒有進入過正式的學堂,基本上都是靠他自學。但是他能學什麼呢?

蔣介石自學水平怎麼樣?平時看什麼書?

由於一直忙著到處革命,所以早期也沒有時間去系統學習。但是他本人又有自己的信仰,早年的時候信奉的是佛教。所以有事沒事的時候會看一些佛典,最多能洗滌心靈,對於文化素養的提高還是不夠的。

如果和文學稍微沾點邊的話,那就是有關於曾國藩和王陽明的書籍了,他們兩人也是蔣校長的偶像。而兩人又是儒學大家,所以蔣介石經常讀的也是儒家典籍。

但是沿襲了幾千年的儒家思想,最後造就了一個又一個腐敗的王朝。他還是沒有看清事情的本質,依然抱著這種書。並不是說這種書不好,關鍵要博覽群書,並且要以史為鑑。

到了後來的時候,蔣介石的信仰又變成了基督教。有事沒事都會看一些基督教的典籍,床頭上也會放一本聖經,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翻上一番。

所以總的來說,由於蔣校長的工作比較忙,學習的時間本來就不多。再者是學習的面比較窄,至於文學水平,只能算作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

蔣校長的文學素養到底怎麼樣?有沒有什麼“著作”?——對比法來看

開文第一句就說了,能夠做到這個地步的人,水平肯定是高於絕大多數人。那麼蔣校長有沒有什麼著作呢?確實有,清末民初的人都還沿襲了一些“舊社會”習慣,比如說寫寫詩。

但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好壞,所以我們用對比法看一下他寫的詩文怎麼樣!

《述志》:騰騰殺氣滿全球, 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 東來志豈在封侯!——20歲所寫。

這首詩是蔣校長20多歲,給他表兄弟寫信的時候所寫。當時他的親戚都崇拜封侯拜將,蔣校長對這種情況嗤之以鼻。當時他已經加入同盟會,這首詩也表現了他的思想抱負。

《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這是我們的毛爺爺寫作於16歲的時候,當時他正在東山學院讀書。和他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紈絝子弟,經常遭受他們的氣。所以寫下這首詩舒展胸懷,哪個蟲兒敢作聲?實在是太霸氣了!

《常平站感吟一絕》:親率三千子弟兵, 鴟鴞未靖此東征。 艱難革命成孤憤, 揮劍長空涕淚橫。


這首詩是蔣校長在1925年東渡日本,學習軍事技能時所寫。雖然讀起來朗朗上口,但是有一股打油詩的味道。

《沁園春長沙》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這首詩不用我多加解釋,也是寫作於1925年。裡面的氣勢有幾個人能比得上?

虛度六三,受恥招敗,毋惱毋怒,莫矜莫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獨蒙神愛。惟危惟艱,自警自覺,復興中華,再造民國。

這是當年敗退時所寫,雖然都是4字句,但是再多的我都不想評價了。(我們只從文學素養上面分析)

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就這麼一句話,我不想多說什麼,只能給上無數個贊。蔣校長的文學素養相對於同時期的偉人來說,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但是要好過絕大一部分的人。


史之策


世界上沒有‘舊學’,也沒有‘新學’,只有歷史的傳統學問。世界各國也沒有‘舊學’。‘舊學’是杜撰的。如果把歷史傳統的學問當做‘舊學’,也就根本不存在‘新學’。

蔣介石的傳統學問不深,蔣介石在學習方面非常一般,雖據高位,因學問不足,天性也不足,缺乏蓋世能力。必然沒有獨到眼光,更沒有毛澤東偉大領袖的智慧與蓋世能力。

一個人的成功與學問有關,但和實際能力有正相關,蓋世能力再加正統的學問,心繫祖國人民,遠大目標,使命與責任,沒有個人私利,只有公心,才能拯救中國,唯有毛澤東。

蔣介石的政治水平,歷史眼光,比較差。如果沒有毛澤東救中國,中國可能因蔣介石親美而失去中國的獨立。就是獨立美國也會插手內政,現在看美國為什麼叫囂中國?為什麼拿中國說事?

蔣介石公心不足,私心有餘。所以他不可能成功。

蔣介石讀經,亡國。毛澤東讀經,救國。天壤之別。修身,治國,平天下,首先將‘修身’放在第一位,就是修心,把一顆心修成公心,才能治國,平天下,舍此無路可走。


笑著看西方


蔣介石的舊學水平頗高,他自幼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童子功”還是蠻紮實的。從二檔編的《蔣介石年譜》來看,蔣六歲已入任介眉開設的蒙館讀書,八歲即從塾師蔣謹藩讀《大學》、《中庸》,九歲就在任介眉的指導下讀完“四書”,十二歲在蔣謹藩指導下讀完《詩經》,十四歲在塾師毛鳳美指導下讀完《易經》,十五歲在業師竺景嵩指導下讀完《左傳》,十七歲才開始在邑城鳳麓學校接受英文、算術等新式教育。後來,蔣又相繼學了軍事和日文,但並未中斷研讀國學經典。二十七歲,他讀完了《曾文正全集》。二十九歲,蔣流亡日本期間,每日看書習字,讀王陽明、曾文正、胡文忠全集,幾乎手不釋卷。據蔣在日記中講,他的政治學基礎,即是王陽明與曾文正二集。蔣的舊體文水平也不錯。1921年,蔣母去世,蔣所撰之《哭母文》雖不及毛1919年之《祭母文》合轍押韻,但亦詞旨懇切,相當感人。這一年,蔣還讀完了多卷本《通鑑輯覽》。據《蔣年譜長編》記載,蔣在3月28日的日記中寫到:“今日看《通鑑輯覽》至卷八十八完。”據蔣稱,“欲使此心不紛亂,惟有依程序做事,循課表讀書而已”。

蔣的舊學可謂循規蹈矩。他服膺王陽明的心學,想像孫中山先生那樣,修煉出一身“浩然之氣”。然而,他讀的書遠沒有孫先生那麼多,做的事也不如孫先生那麼光明磊落,氣象也就大打折扣。孫先生曾說,自己也是讀書破萬卷,且善養“浩然氣”。有意思的是,毛在恩師楊昌濟的指導下,沒有修煉這種心氣,而是專攻一種豪氣干雲的“奇氣”。這種奇氣,與馬基雅維利所倡之豪氣甚像。毛之古典詩詞造詣之所以遠高於蔣,與此大有關聯。


國際關係學者張善鵬


蔣介石是個嚴於自律愛學習有恆心的人!據文章載:蔣一本《曾文正公家書》隨身帶常看不輟,終生堅持寫日記,管中窺豹由此可見一斑!另看他的諸多題詞口電文與祭其母書,也顯示不同尋常!


落月灣中垂釣客


蔣介石的閱讀史

  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張:委員長人格實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餘覺委員長之思想太古太舊!

  蔣:何謂古?何謂舊?又何謂太古?

  張: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蔣:餘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系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餘,餘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餘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張: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嶽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

  因為看了蔣介石的日記,所以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正在看什麼書。相隔七十年之後,蔣介石日記向學界開放,筆者有幸先睹為快。蔣介石讀過哪些書,愛讀哪些書,自是筆者查閱蔣日記的一個興趣點。查1936年的蔣介石日記,蔣是年所閱讀的書,主要有四種:《中庸》、《韓非子》、《墨子》、《孫子》,確如張學良所言。

  長期以來,學界研究精英思想史,習慣從精英人物所發表的言論著述中去挖掘,卻甚少追尋精英思想的淵源和形成過程。即使追尋,也多從前後世代精英思想的相似處入手,間接推斷其源流傳承關係。其實,精英思想的型塑,與其閱讀吸收的過程密不可分。考察閱讀與思想的互動,閱讀活動與思維觀念的形成,閱讀對人生觀和事功實踐的影響等,比孤立靜態地分析一個人的言論文本,更能拓展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空間和視野。

  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閱讀取向、閱讀偏好以及閱讀反應等,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去探討。

  以豪傑自居:兵略政術

  除了修身進德,蔣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一生不間斷地閱讀修身進德方面的傳統典籍,相對而言,蔣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歎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孫子》十三篇完。《孫子》一部書,惟在專一迅捷,審機察勢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孫子》完,甚覺有益。再以反間之法告各將領慎用之。

  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於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有其能也。” 1939年,蔣介石指定“幹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

  蔣閱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後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餘之心理無一不合也。”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並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自稱“閱《墨子》自遣”。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閱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的思想太古太舊。

  除此之外,蔣也會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如1934年6月12日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可能是《禮記》中的相關論述,使他有感而發。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與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蔣試圖從清朝控制地方藩鎮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如他看《聖武記》後發表瞭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聖武記》第二冊完,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勝於歷朝也。觀此而嘆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可不戒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對王安石和張居正情有獨鍾。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對於張居正,蔣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3年之後,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為國民黨幹部的“應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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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革命領袖自視:讀革命史

  蔣介石愛讀古籍,並不意味著他不讀新書。蔣讀古籍,大多是常年反覆閱讀,沒有明顯的階段性,而看新書則不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興趣,而且很少重複閱讀。

  1919年新文化運動隨五四愛國運動而聲勢日張,已是33歲的蔣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當時中國知識界以辦雜誌、看雜誌為時髦,蔣介石也一邊“閱《新潮》、《新青年》、《東方雜誌》,揣摩風氣”,一邊讀《新村記》、《易卜生記》、《俄國革命記》等書,跟蹤新思潮。五四時期看過這些書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蔣在日記中預定全年的學課,除習俄語、英語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計劃。查1920-1923年間蔣所閱讀的書目,內有《杜威講演集》、《馬克斯經濟學說》、《馬克斯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

  五四時期,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風行中國。在這樣一種時代大潮中,蔣介石對馬克思的學說也產生了閱讀興趣。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俄考察。正是赴蘇俄考察期間,蔣比較集中地閱讀了數本介紹馬克思學說及其生平的書籍。日記中生動地記載了蔣介石在旅俄期間閱讀馬克思書籍的情形:開始覺得深奧難懂,多次閱讀後,興趣漸濃,以至於“樂不掩卷”。這大概是蔣介石一生接觸馬克思學說並對之產生濃厚興趣的唯一一次。此後日記中再也沒有相關閱讀記錄。

  在蔣介石閱讀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時間大約從1925年一直持續到1935年前後。蔣先後看過《俄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國共產黨史》、《俄國共產黨之建設》、《列寧叢書》、《革命心理》、《變亂與革命技術》等書。

  蔣介石為什麼會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

  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閱讀和研究俄法兩國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記寫道:“亟欲研究法國革命史與俾士麥歷史一番,使有以法則也。”1932年4月3日日記又稱:“近日急思求學,而終未得暇,俄法革命史與國際情報學,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覺智能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摘編自《天下得失》

  作者對談

  

讀經影響蔣介石人生?

  汪朝光:大概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蔣介石就一直是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在各大書店,在民國人物傳記這個書架上,最多的就是蔣介石的書。研究20世紀中國史,蔣介石肯定是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不瞭解蔣,你肯定就不瞭解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但是話又說回來,雖然有十幾年的歷史,真正從學術角度出發,比較厚重的研究還是很缺乏的。因為書架上放的那些書,說好聽一點,屬於普及性讀物,說不好聽連普及性都說不上。但是,由此可以看見大家對蔣介石的關注。我們這本書敝帚自珍,可以說是對蔣介石在學術研究上是一個推進,而且用了比較多的蔣介石日記,還有比較多的其他檔案文獻資料。

  王奇生:我們做研究跟面向大眾是兩碼事。實際上,這本書是我們一個研究成果的結集,可以說幾乎每一篇都是創新,跟已有的研究關係都不大。

  金以林:書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寫的,講1932年的蔣介石。1932年,除了“一·二八”,沒什麼事。蔣1932年的日記我讀了三四遍,這一年對他的變化和影響很大。1932年以前的蔣,更多的是在追求軍權跟黨權,他1924年當校長,1927年北伐,1928年北伐,北伐完了就內戰,一直在忙黨內的各種問題,始終沒有提到國家政權建設。1932年以後,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年初總結他下野的時候,有一個觀點,就是覺得他跟知識分子很疏遠,他要調整跟知識分子的關係。

  1932年以後,蔣介石系統地找了一批頂尖的學者給他講座,像王世傑,當年是武漢大學(微博)的校長,像翁文灝,是清華大學的代理校長。從政治、經濟,包括西方國家的政權建設等等。蕭一山給他講清代的政府是怎麼做的,教育他去找胡適談。後來,他把這一批人引入到政府裡了。翁文灝最後做到了行政院長,王世傑抗戰前做教育部長,抗戰中做外交部長。

  汪朝光:蔣介石日記對於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些發現。比如說最後一篇的讀書史,這填補了一個空白。包括龔育之寫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我覺得確實可以做一個整合性的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領袖在讀什麼書。蔣的讀書史,確實要看蔣的日記,否則他讀什麼書別人不知道,回憶錄裡涉及可能也沒那麼完整,但是蔣的日記裡有詳細的記載,今天看了什麼書,看了書之後有什麼感想。這樣就便於我們做研究,我覺得這個是填補空白的。

  王奇生:我原來對蔣讀經很不以為然,我覺得讀經對他的人生有影響的。但一個人的權力到了頂點,沒有制約,這個時候很容易走極端,很容易為所欲為。蔣是在權力沒有制約的情況下,最後沒有走極端,沒有成為希特勒、斯大林。這跟他讀經有很大的關係,他這種修身養性,對他個性和行為有影響。

  金以林:我基本不認同,蔣也想隨心所欲,對權力壟斷,只是說蔣所處的這個環境下,他對國民黨,對方方面面的權力壟斷,遠達不到其他人的時代。就像你說的,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它當然想成為強勢獨裁,但是他達不到。而且蔣也不是說不讀史書,相對來講,他很強調應用性的時候,他也要看史書。

  王奇生:他就是二三十年代讀了一些史書,但是完全不能跟毛澤東相比。

  金以林:他對國外圖書,海外的經驗的藉助,可能比毛澤東多。1932年他非常認真地讀《俾斯麥傳》,鐵血宰相什麼的。他在談到民族獨立的時候,讀《凱末爾傳》,他就覺得無論是俾斯麥也好,凱末爾也好,是他學習的楷模,都面臨著民族的危機,怎麼解決民族危機,然後怎麼國家獨立。

  王奇生:蔣對斯大林感覺不錯,尤其是抗戰時期到40年代,他覺得最瞭解他的是斯大林。

  金以林:蔣對獨裁者印象都很好,不是說他不想獨裁,或者讀了經書以後有了自我約束,是他達不到獨裁的程度。

  對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王奇生: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蔣介石50年每天日記寫上,早上幾點起床,晚上幾點睡覺,基本上不變,你基本上不變,你寫這個幹嗎?這就證明他想說,我就是一個聖人,我能夠這麼忙的時候都堅持穩定作息。

  金以林:他也可能就是為了追求中國傳統這樣知行合一,他要強調這個,什麼東西都給寫得清楚。

  汪朝光:有的問題確實值得討論,現在研究非常不夠。我們一方面說蔣介石比較偏向中國傳統文化,比如他很推崇王陽明,但是他在日記裡大量引用的是《聖經》的語言。包括他那個“天佑中華”——主要是抗戰的時候,他基本上說的都是“天佑中華”、“主佑中華”,我沒有看到過一次“菩薩保佑中國”,所以我覺得這個確實值得去研究,他對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王奇生:他是在抗戰以後,尤其是40年代以後才對基督教信仰虔誠,1937年以前,他基本上就沒有信教,本來,他信教就是丈母孃強制的。

  金以林:楊天石老師寫過文章,蔣介石信基督教不是丈母孃強迫的,他是自主選擇的。

  王奇生:就是丈母孃強迫他,是宋美齡跟他結婚之前約法三章。但是日記出來以後證明,不是宋美齡的約法三章,是他丈母孃——這個我太清楚了,因為這段日記是我抄的。蔣介石的丈母孃讓他信教,他不想信,就找藉口說基督教的理念不熟悉,丈母孃給他一本《聖經》,給他三個月好好讀一讀,三個月到了以後丈母孃就問他,怎麼樣,信教吧。他不想信,就想推,就說我還沒讀好。推到最後,有一次丈母孃病了,蔣介石說丈母孃這個病他可以治,宋美齡說你怎麼治,他說很簡單,你馬上把牧師叫過來給我受洗,之後告訴丈母孃說我已經入教了,第二天他丈母孃的病就好了。

  金以林:但是我看30年代他信教以後真很虔誠。

  王奇生:30年代談不上虔誠,40年代開始有虔誠的跡象,到他1943、1944年不大順利以後,就開始信教比較厲害了。他得意的時候就不把教當回事,不順的時候是一種心理安慰。這就是典型的中國的宗教觀念,信什麼東西就是功利性的,完全保佑,所以他根本就是要求上帝保佑他。

  金以林:從這點上講蔣介石不如毛主席,毛主席就講了人定勝天。

  王奇生:你看的是後面一段,1927、1928、1929年這一段是我抄的。他天天在日記邊上寫上“人定勝天”,持續寫了一兩年,因為我抄的時候不可能把這句話天天抄上去,所以你們看不到。

  這句話非常微妙,這充分反映了五四以後這一代中國人,知識分子或者精英也好,相信人定勝天的觀念。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相通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發現他連續寫了一兩年之後,突然之間這個“人定勝天”不說了,後來我覺得跟他信教有關係,他覺得天是上帝,這個“人定勝天”的觀念不能再說了。

  王奇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代表作有《黨員、黨權與黨爭》、《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等。

  金以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代表作有《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近代中國大學研究》等。


文心觀瀾


就是一個街頭小混混,大流氓,要說學問嗎?真正精通的是“殺人挖祖墳”。這個是曾國藩的祖傳秘方,蔣介石是這方面專家。


弓目


南京保衛戰南京的那個門最先失守?葉肇和鄧光軍兩部粵軍不聽唐生智調遣不給掩護南京的國軍和居民轉移打掩護,是不是導致南京軍民傷亡慘重的主要原因?


全神貫注123


古人總結的好,勝者王候敗者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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