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歌《走西口》,在晋、蒙、陕、冀交界处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它所记录的，正是“走西口”这段悲壮的移民史。而内蒙古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模范自治区，皆源于那场“走西口”的历史。
大明嘉靖三年（1524年）农历八月，地处塞北苦寒的山西大同地区，已是寒风瑟瑟。遵循“冰合贼来”的古训，大同镇的军户，每年都要抢在河水冻冰之前，加固防御工事，深挖陷马壕沟。蒙古土默特部已与明朝交战多年，每年秋收以后，他们都要例行抢劫，抢的东西主要是粮食和人口。
这一年的劳动却变得与众不同,大同府巡抚都御使张文锦是个贪官，长期克扣军户的工资，而军户久居边地，民风朴拙剽悍，而且，军中盛传着白莲教。总之，一系列星星之火，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了白莲教组织的兵变。他们在夜间举火为号，杀死贪官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砸开监狱，释放囚犯，占领了大同城。
农历九月，明朝政府派遣御史蔡天佑、桂勇等人，以“谕抚”为名，设计宴请起义领导人。结果，30多名起义领袖受骗被捕，惨遭杀害。剩余的起义军民，集体叛逃到当时的蒙古地区。这次叛逃，是史书里记载最早的走西口行为。
据统计，此后的40多年时间里,迁移到土默特蒙古地区的内地汉人总计有5万余人，其中，白莲教徒就有一万人左右。他们往往以集体叛逃、招引旧部、策动诱惑等方式，来到蒙古土默特地区。
这么多汉族移民进入蒙疆，该如何谋生？难道像蒙古人—样游牧牲口吗？当然不可能，土默特地区的独特地理，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大舞台。
土默特地区所在的河套平原,是中国最大的宜农宜牧的地区。所谓河套，是因“大河（黄河）三面环之，就像绳子套圈”，故谓河套也。历史上整个“河套”地区都是蒙古族鄂尔多斯部的游牧草场，所以这里又称鄂尔多斯高原。这里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是可以农业开发的地区。
公元1571年，土默特万户阿拉坦汗同明朝达成和平互市协议，明朝的戍边士兵和百姓纷纷举家迁居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到16世纪末，仅土默特万户领地内，流入的汉族民就达十余万之多。他们聚居而成的“村庄”大量出现，形成“村连数百”、“开良田千顷”的农业经济繁荣景象。
如果说明代的走西口是涓涓细流,那么，到了清朝，则是白浪滔天。因为满清统治者的思维忽然改变了，不仅不再一味禁止汉民远出塞外，甚至鼓励汉人垦荒内蒙古，这又是为什么呢？
清朝初年，游牧新疆的准噶尔蒙古叛服不定，长期威胁着西北边疆，康雍乾三朝与准噶尔部长期交战，史称“清准百年战争”。清朝为防范准噶尔作乱，也为了抵御沙俄东进，在外蒙古筑有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座要塞，并驻扎重兵防守。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王朝为了传递公文和保持对准噶尔部战争的前后方联系，在蒙古地区设立驿站。其中设在归化城地区的有四站，每个台站两侧40里划做台站地，供台站差役和蒙古士兵使用。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为了供应对准噶尔部战争的军粮，清政府用“跑马圈地”的方法，圈占了土默特平原的大片土地，设立了13个官庄。每庄领地18顷，后增至60顷，称作“庄头地”，招徕汉族农民耕种，所产粮食供军需之用。这是官方最早有组织的农垦。
康熙大军进入蒙古大漠以后,面临着比准噶尔更危险的敌人—大自然。为了提高战场补给能力，康熙下令特许商人随军贸易。于是，十几万人马里，又出现了挑扁担的小贩。有三个来自山西的普通挑夫：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态度热情、服务周到，平时除了卖货，还给士兵们烧火做饭、采买副食。
后来，他们随军到了乌里雅苏台（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西部）。大批清军长期驻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军事基地。这两座要塞的军需物资，康熙帝下令由归化城、张家口两座兵站供应。从此，换防的军人、贩货的商人,往来于归化城通往乌、科二城的商道上。
由于接近政府，那三个山西人最先嗅到了商机，他们在大军驻地之一—山西右玉杀虎口创建了“吉盛堂”小商号。吉盛堂从天津买进茶叶布料，由会说蒙语的伙计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上的蒙古包里兜售。一个汉地伙计,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串包送货。夏天卖了茶，换成羊马；冬天卖了棉布，换成皮张，获利丰厚。
不过，转徙于草原的山西商帮,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早期的走西口者，都是贫苦农民。
据统计，走西口主要发生在以下地区：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3县，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5县；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6县。这些地方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沟壑纵横、植被鲜少、土壤贫瘠，90%以上的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这些地区，不仅土地租价高，赋税也重，一般农民负担不起。相比之下，西口外不仅地价低廉，地力也甚佳。此外，走西口的汉民经济负担也轻，只向蒙旗交租，不向国家纳赋，这样，在移民者眼里，蒙旗草地俨然世外桃源。正因如此，内地汉人不仅在灾年走口外，即使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对口外土地照样趋之若鹜。
虽然清政府鼓励农垦，但是，又担心蒙汉杂处，恐生事端，不利蒙古地方统治。于是，释放出种种限制人口流动的“宏观调控”。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在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同时限制出口人数,“每年由户部颁发印票八万张，逐年换给”。雍正二年（1724年）重申：出口外种地之人，不准带媳妇。
法律严格限制汉人农民在蒙古地的定居，因此，出口务农的人，都是流动的“雁行人”。“雁行人”队伍分别是佃农和雇农两个群体，他们一般每年农历二、三月间离家，远来塞外耕种，秋收后，佃农向蒙旗地主交纳地租，再将余粮带回家。
雁行人其实是文绉绉的叫法,当地人都叫“跑青牛犋”。牛犋本是畜力单位，呼和浩特地区耕地，多用牛来拉犁，所以称“牛犋”。“跑青牛犋”就是当地管打短工的叫法。久而久之，“跑青牛犋”成为了晋陕边民的一种生存习惯。直到解放后，内蒙河套一带还有走西口的雁行人。
移民由“候居”到定居、由散落各处蒙旗到形成汉族村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起初，晋陕农民走西口是迫于生计，一般是青壮劳力只身外出，挣到收成后，带回家置产、娶亲、盖房消费、没有移家之累。但是，随着雁行人对塞外逐步的熟悉和不动产的积累，以及考虑到来回移动的成本，于是,逐渐退出流动的生活，由回家探亲改为移家迁眷，成为永久移民。
蒙汉杂居，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蒙汉生活习俗渐趋一致，反映在文化领域内则是文化的交流与渗透。比如，土默特地区的蒙语就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叫“板升”，专指定居的村落。在走西口人群的影响下，蒙古人走出毡房，用泥土砌墙，屋顶架椽，灶火通炕。而汉人自然也会向蒙人靠拢。
最后一波走西口的人潮，持续最为持久，那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那时，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5月11日，贻谷在归化城始设垦务总局，开放了长城内外的所谓禁区，一改200多年来限制汉人留居口外的禁令，全面鼓励内地汉民出口耕作、安家落户。从此，汉人可以携妻抱子，赶着牲畜，挑着担子，光明正大、放心大胆地奔西口而去。
随着内地汉人逐渐增多，清廷为确保边疆稳定，索性把土默特地区改编为归绥道，隶属于山西省，并陆续在归绥道设置厅、府、州、县，管理架构越来越接近于内地。
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请中央,将归绥道七厅的通判、同知等官职的任免，首先由山西省内官员调补，不再分满汉旗官与旗外官吏。这就相当于汉族职业官僚取代世袭的蒙古王爷，对归绥道进行治理。
而且，张之洞下令对走西口的流民重新编立户籍，清理流动人口，对他们编户齐民，一体纳税。这些改革措施深化了归绥道的汉化程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把原来的归绥道，加上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一起统称绥远省。
历时两三百年的走西口运动,释放了大量华北的“剩余”人口，彻底改变了内蒙古中西部的民族构成，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成分，加速了内蒙古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为近现代内蒙古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内蒙古地区今天之所以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十分稳定的北部边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模范自治区，皆源于那场“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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