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瀋陽發生小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轟動全國，城管職業「骯髒暴力的形象」達到了頂峰。而我，就在這一年入了行。
入行第一天，隊長便提醒我，城管形象再也經不起抹黑，文明執法、柔性執法是重中之重，這就意味著：
但是我沒想到，受氣是從受親朋好友的氣開始的。
剛當上城管那陣子，參加同學朋友聚會，大家總會拿我開涮。敬酒的時候，說的都是語重心長的話，「把身體鍛鍊好，將來解放釣魚島還得仰仗你們吶！」吃火鍋青菜吃完了，不找服務員找我，「林同志，上街口收點蒿子稈來，趕緊的！」去KTV唱歌，必要點一首《違章動物》送給我，「一群高貴氣質的差人在處罰違章動物，緘默的淚沒有人在乎」，或者「大王叫我來巡山，局長要求多罰款」…
實話實說，一開始如坐針氈，但很快我就適應了，運氣好的時候，還能接個梗反擊一二。因為實際執法中遭遇到的各種攻擊謾罵，迅速磨練了我的臉皮：
頭一年，我陸續遇到了哭著哀求別扣車子的水果販子、抱住大腿死不鬆手的燒餅攤主、拿出藥瓶聲稱有心臟病的賣菜老太太、掏出銼刀的違建業主、揮舞利刃的新疆切糕小販、把雞血往我腿上潑的活禽販子、把我衣服揪成麻花的算命老頭、拿自制辣椒水噴我眼睛的酸辣粉大媽，以及最常見的，一言不合滾在地上嚷嚷「城管打人啦」的當事人，和圍成一圈掏出手機拍攝、對我們怒目相向的路人。
圍觀路人主要動嘴，那個難聽話不要太多，有直接開罵的——「不要臉，欺負老百姓！」「土匪，不給窮人活路！」「家門口買賣點便宜東西，你們沒收著錢紅眼了！」有冷嘲熱諷的，比如收走的是蔬菜，「真好，趕緊抱家去，這一星期都不用買菜了！」或是收走煎餃攤，「今天的宵夜算是搞定了，餃子就酒，越喝越有！」
當事人則是肢體衝突的發起者，城管只有被動制止、不存在主動攻擊當事人的情況——有執法記錄儀作證。我被小販撕壞過制服、扯脫過褲子、打破過鼻子，這不算什麼，我的同事煙鬼被違建業主一刀紮在腰上，在醫院裡躺了一禮拜，這幸虧是冬天衣服厚實，沒有捅到腎臟；同事老陳被小販奪過對講機砸頭，導致眼眶骨折；同事小辛被佔道經營的店主扇過連環耳光，腫著臉回家，把他新婚妻子給氣哭了——「想不到你一個月掙三千，還包捱打的吶！」
認真論起來，支隊裡的老同志，哪個沒有傷過腫過，捱過打、掛過彩？隊裡好不容易來個女同志，幹不了多久，就得退出執法一線，原因很簡單，沒有男的扛造。我們一個同事小姑娘只是被違建業主的家人指鼻子罵了半個小時，就崩潰了，哭著求饒，「你們停一下，讓我緩緩！」而且，動起手來，執法對象會當街撕扯衣服褲子，女同志很不方便。
城管的裝備只有對講機和執法記錄儀，沒有武器，赤手空拳。執法對象卻是拿什麼的都有，賣水果的有水果刀，賣熟食的有菜刀，賣燒烤的有竹籤子，哪怕是賣蔬菜的，他急起來拿秤砣子砸你一下也受不了啊！
城管，真是和平年代裡的危險職業。
街頭流動小商販都是什麼人？
有一種說法是他們看似弱勢群體，其實比辦公室白領還掙錢，網絡上常有這樣的「都市傳說」——學校門口賣雞蛋灌餅的攤主，全家去馬爾代夫旅遊了；小區樓下賣涼皮的小老闆，收攤後開著凱迪拉克走了；夫妻倆地鐵口賣饅頭，養活五個小孩讀書上學；露天燒烤攤一個月賺兩三萬屬於正常發揮，賺不到這個數的都是loser…這些傳說也許真的存在，但至少我沒見過，我幹了九年城管，接觸到的街頭小商販，也就是勉強餬口而已。
細想一下，如果這種沒有資金和技術門檻的小本買賣，都能輕鬆發家致富，那麼誰還會吭哧吭哧地苦讀書呢？
從我的接觸來看，街頭小商販相當多的是困難群眾，這個從收錢的微信名字和簽名就能看出來——「放下」「狗尾草」「耶穌愛我」「正確認識自己，保持良好心態」「但求平安走完這一生」等等，透著一種知足認命的氣息。
有一回，我和同事去某區清理遊商，小販們遠遠看見了，颳風似的跑，留下滿地的碎紙皮、塑料袋、菜葉子，和一個小女孩。女孩四五歲，臉蛋黃黃的，衣服上有油漬，臉頰上有鼻涕痕，捧著兩個塑料碗，蹲在地下，張著小嘴巴看著我們。我掏出紙巾給她擦鼻涕。
等了一會兒，一對面色蒼白的男女找過來了，小女孩從地下跳起來，抱住女人，開心地說，「媽媽，碗在這兒，沒有丟！」兩口子面對我們，支支吾吾不知道說什麼好，我的同事小山說了一句，「下次慢點跑，是買賣要緊孩子要緊啊！」當媽的一下子繃不住，垂下頭直流眼淚，離去的時候能聽見她埋怨男的，「自己苦不算，還要帶小人到世上受苦！」
我也有個女兒，和那小女孩差不多年紀，我幹這份工也是為了養家餬口，和他們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我的職責是管理和維護城市環境，這是我們這份工作必須承受的。
還有一回，我和同事在常去的快餐大排檔吃飯，正吃著，同事指給我看一個人，帶個帽子，袖著一隻手，在店裡轉圈兒，看誰起身走了，他就坐下來吃那人的剩飯——挑走肉絲的炒粉、沒有餡兒的包子皮、稀溜溜的蛋花湯……
我認得他，他叫「三指」——他的左手只有三個指頭，在市民廣場擺攤賣水煎豆腐，前一陣被我們收走了三輪車，我過去問他，「三指，你怎麼不來找我們取車？」
「你們罰款一千多，我那車子不值那麼多錢。」他答。
「你聽誰說的罰款一千？你趕緊來我們隊裡接受批評教育，不罰款。屢教屢犯的才罰款，而且也罰不了這麼多。」我給他買了份炒粉。
我們的罰款標準一般都在兩百元以下，情節特別惡劣的才到五百元。
第二天，「三指」來隊裡取車了。問了一下情況，他早年做倉庫管理員，讓雷管炸傷了手，下崗後，雖然申請了低保，但是不夠開支的——他家裡還有個臥床不起的老母親。
後來，由社區居委會出具了情況證明，我們把他安排在步行街的定點小吃區，攤位免費，辦了健康證和經營證照，招牌就叫「三指水煎豆腐」。
「三指」在我們這兒不是特例。家裡有殘疾人病人的、子女多擔子重的、下崗的孤寡的，確實存在困難的小販，由社區出具證明，我們都給安置免費攤位，攤位集中設置在步行街、主幹道區域和菜場周圍小巷口，地段都不錯。
他們要的是一份生計，只罰不幫，只堵不疏，難以解決根本矛盾。結果就是無限循環的「貓鼠遊戲」——你來了他走，你走了他再來。現在依然存在這種情況，每天上班的必選項目，就是跟那些位老油條的執法對象兜圈子，天天見面，都快處成同事了。
有時候下班了，我也買他們的東西。便宜啊，西瓜七毛一斤、拌粉三塊錢一碗、空心菜兩元一把、苦瓜一根五毛…而且短斤缺兩、以次充好的情況不多，因為說是遊商，其實每天都會出現在那幾條街附近，做的是街坊生意，有回頭客效應。
還有一種情況，在大城市遇不著，只有我們這種縣級市會遇到，就是執法時發現對象是熟人——因為地方太小，抬頭不見低頭見，本地人三拐兩拐總能攀上關係，遇上熟人、半熟人的情況並不少見。
一開始多少有點尷尬，還想要不要裝不認識，後來有經驗了，才醒過神來，會主動上前打招呼，甚至希望執法對象是熟人，因為熟人更加配合工作。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遇到姚奶奶，在主幹道清街時，我們勸離幾個擺攤賣手工藝品的老人，其中一個賣鞋墊的老太太叫住我，「是你嗎，林子？」我才認出是姚奶奶，她是我的老鄰居，從小看著我長大，山東人，愛吃麵食，吃餃子的時候，總要裝一碗送過來，後來我們搬家了，她還一直住在老屋裡。現在出來擺攤，是因為老伴死了，兩個兒子都不管她！她這種情況還不符合低保條件，因為她有法定贍養人。
我找居委會了解情況，居委會也頭疼，調解多少回了，兩個兒子根本不聽。沒辦法，我介紹她去一家飯館打工，做些洗洗涮涮的活兒，姚奶奶七十歲了。
今年四月，姚奶奶深夜放工的時候，橫穿馬路，被車撞死了。撞死她的是派出所長的車，賠了七十萬，兩個兒子一人一半！
現在想起姚奶奶，心裡還堵得慌。
我幹了九年城管，月入四千多。我老婆有工作，所以日子還過得去，不然單靠我這收入，想買房養小孩，我也得兼職當小販去。
前些年，我們還發點津貼，電話補助誤餐補助什麼的，一年合兩千多，工會每年再組織大家在國內旅個遊。現在，除了春節中秋發點糧油年貨，什麼都沒有了。
噢，作為一線執法人員，還有四百一個月的餐補。代價是每週只休一天，沒有加班費。
正經收入就這些了，撐死了一年五六萬，至於灰色收入，彆著急，容我一樣一樣數過來：
小販、店主交的罰款？每筆錢有完整發票和收據，統一上交財政。跟我們沒關係。
偷偷收小販的賄賂？都是討口飯吃的小本生意，說句不好聽的，跳蚤身上榨油，能榨出多少油水？再一個，市作風辦也不是吃素的，為了這麼點買擦屁股紙都不夠的碎銀子，冒丟工作的風險，誰幹啊！
私分暫扣的物品？嗯，第一，物品本身不值什麼錢，第二，這麼直接的中飽私囊，被舉報了死路一條。那些沒人領取的瓜果蔬菜，在腐爛變質前會送給福利院或老人院，福利院開收條證明；熟食肉串什麼的，放到快過期了直接扔，沒人會碰的，流動攤販的熟食沒有衛生保障，吃壞了肚子算誰的；三輪車煤爐子桌椅等工具，放庫房裡佔地方，拿出去拍賣沒人買，最後多半銷燬了事。
如今監管嚴明，舉個小例子，商戶店鋪的垃圾以前由屬地社區負責保潔處理，象徵性收取每月十元的垃圾費，後來改由市環衛部門負責，每月收二十元垃圾費，商戶們立刻致電城管服務熱線質疑，問是什麼情況，是否有私人收費的貓膩在裡頭？就這麼點小錢，都敷衍不得。
總之，這個工作沒什麼油水可撈，要說「灰色收入」，只有一樣，就是裝修罰款。商戶店鋪要搞裝修，需要去建設局裝修辦辦許可證，辦證不花錢，但有條件——承攬該裝修業務的必須是正規資質的裝修公司。很多小商戶嫌正規裝修公司報價貴，就不辦許可證，請小工頭來裝，而城管部門對無手續裝修的店鋪有監管和處罰職能，這裡面就有人情操作的空間，比如按最低一檔標準進行處罰，處罰面積也可以徇情少算點。
店主一般會請城管吃個飯，送點菸酒，這事兒就算過去了。沒有直接給錢的。我們這兒地方小，碰來碰去都是熟人，給錢就生分了。我們也不敢收錢，吃飯行，收錢性質就變了，容易讓人逮著把柄。
所以，要說除了捱罵捱打、天天和商販店主打游擊、一週幹足六天節假日還輪班、遇見大整治創文明活動就累得跟搬家小工似的，干城管有點什麼好處，就是這個——隔三差五地有人請吃飯喝酒，嘴上不太虧。
這幾年能感覺到，群眾對我們的態度比原來好了。撒潑打滾、暴力抗法的情況還是有，但圍觀路人沒那麼容易激動，也不會一邊倒地為商販、違建業主說話了，有的人還能比較客觀地評論事情——「小攤小販擺別人家門口都覺得方便，擺自己家門口都不樂意，又吵又髒！」「城管要是拆不了她的雜物間，明天我也撘一個，佔便宜誰不會！」
這些變化，一方面得益於執法記錄儀，我們的「神器」，有了它，不會被斷章取義的街拍視頻冤枉，新聞媒體要給城管人寫負面報道也沒那麼容易了。
一方面是我們強調文明執法的結果，以服務為主，管理為輔，硬執法、硬衝突的情況能免則免。
還有就是隨著城市化發展，佔道、擁堵、停車難、噪音、油煙汙染、垃圾氾濫等「城市病」越來越厲害，老百姓能切身體會到市容環境的重要——平時拿城管不當回事，城管人真要歇一個月不幹活，城市就得亂套了。
這些改變帶給我們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捱罵捱打少了，隊裡的小夥子相親談對象，也不受歧視了，去小孩學校開家長會，也不用掩藏自己的城管身份了。
你家鄉的城管是否還是老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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