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期）
早在解放战争初期，邹大鹏便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国外情报工作必须早做打算。向中央社会部提出有关的工作建议。
1946年1月，经中央社会部同意，邹大鹏派遣吴诚去大连建立市委社会部（又名大连情报局，后迁至天津，改为天津情报局），派冯铉去任部长，马次青、吴诚任副部长，继而再派柳峰、侯洛等领导骨干，并集中了精干的、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该部成立后，广泛物色了一批适合外派的干部和外国人，进行秘密个别培训，并抓紧利用当时大量遣侨的机会，陆续派出。并经调查研究，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绕过第三国，通过各种合法、非法的多种途径，打破了美蒋海上的严密封锁，开辟了多条海上和陆地交通线，打通了对国外情报关系的交通联络，从而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有领导、有骨干、有深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有通信联络、很配套、很完整的情报组织。由于邹大鹏的政治远见和得力的组织领导，在东北亚方面的国外工作开展得最早，也取得很好的情报效果。周恩来在有关会议上，曾不止一次地肯定了他们走在了前面，要其他方向的工作也要向他们看齐。
中共海外情报系统杰出领导者，冯铉
中共全国建政前夕，邹大鹏调到中央，协助李克农充分利用沿海和边沿地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各地情报机构，全面推动了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
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便凸显了其重要作用。由各条密线，加之综合军队情报部门的战场情报，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基本做到了如指掌。
当年抗美援朝大游行
1951年，因为在日本本土，日、美对日G进行整肃，日G领袖冈野进和德田球一（病重）的人身安全处于极危险之中。中共中央承担国际主义神圣义务，决定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经秘密途径来华，加以保护。这时中央情报机关已改成了军委联络部，中央便将这一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由于日美的严密封锁、他们又是经常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的著名人物，使偷渡的难度非常大。但事关重大，为万无一失，经邹大鹏主持并策划，与天津联络局领导马次青、吴诚等同志多次精心研究、周密布置，克服许多困难，迂回曲折，经过秘密交通线各个环节的巧妙掩护和对接，终于胜利完成了这项特别重大的任务。中央军委给具体经办此事的主要领导马次青、吴诚两位局长记了大功，中央军委联络部又为负责具体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纯等9人记了大功，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还分别写信祝贺、题词表扬。邹大鹏和地方领导专门召开庆功大会，给大家极大的鼓舞。该行动与该条路线后来被称之为
“‘人民舰队’行动”。
德田球一后在中国逝世，毛泽东亲笔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外情报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发展，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配合国际斗争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在国内战争时期便高瞻远瞩、披荆斩棘，最早着手开展国外情报工作，有所突破，获得重大成绩的领导同志是邹大鹏。但他有功不居，从来不自我表白。而且不断提醒有关同志，不要吃老本，要跟上形势继续发展，争取突破制高点，攀登最高峰。
在与国民党斗争，夺取政权的峥嵘年代，邹大鹏曾被王明的“左倾”路线开除党籍。
1931年，邹大鹏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时期，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批评邹大鹏右倾，先撤职，后开除党籍。据在东北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同志证明：“邹在东北地下工作时，对立三路线和后来清算立三路线的一些做法有抵触情绪，但工作一直是积极努力的，勇敢坚决的。邹1931年清算立三路线斗争中被开除党籍，是王明‘左倾’路线执行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王明左倾路线的作法，早已被认定是错误的。邹与党失掉关系后仍然积极为党工作，先后参与邓铁梅和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努力从事抗日斗争，做了不少革命工作。纵观他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应考虑恢复他的党籍，从1926年算起。”
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
1945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在王明“左倾”路线时，“一切被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况撤消这种处分，得到昭雪，恢复党籍。”但很遗憾，由于历史原因，邹大鹏这个问题在世时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到了建国后，在“十年动乱”中，邹大鹏又被康生打成“大特务”。
1946年，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去了山东。
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1949年，中央将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
当年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并非自愿，且并不甘心。
中央社会部在建国初期几经变迁，最后改组为中共中央调查部。
康生
随着康生在党内地位的节节攀升，“十年动乱”期间，康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声势显赫，极力利用职权，重新开始插手调查部里的事务，一再流露要重新控制这个部的强烈欲望。
“十年动乱”初期，原调查部部长孔原先是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后，其他副部长靠边站，周总理指定邹大鹏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康生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排除的“障碍”，说他是“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组织，所谓“高老庄”（指曾任司法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崇民，彼时被诬陷为‘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的领导人）的重要成员，多次策划，组织召开对邹大鹏的批斗大会，强加罪名。
中共情报战线杰出领导人，孔原
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亲自打电话给邹大鹏，一再逼问邹大鹏的历史问题，以及和所谓“反革命叛党集团”关系，长达一个多钟头，这个电话具体内容至今已是无从详考。但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却是，邹大鹏夫妻双双在这个电话后自杀身亡。
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
邹大鹏夫妇成为原中央调查部最悲惨的头号大冤案，也是并列于中共在战争时期情报系统的两个特大冤案（系列专案）之一（另一个便是解放初著名的‘潘汉年案’）。
1975年8月，动乱后期，中共中央开始决定为前十多年中被迫害的老同志逐步平反前，仍是由康生主持并批准，给邹大鹏做出了一个所谓‘保留了五条政治尾巴’的‘组织结论’。
1979年2月，在拨乱反正中，中共中央在政协大礼堂为被迫害致死的邹大鹏、吴溉之等五位老同志补开追悼会，由李先念主持，胡耀邦致悼词，宣布给他们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
斯人已去，惟万载黄河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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