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期）
早在解放戰爭初期，鄒大鵬便預見到解放戰爭的勝利所需時間不會很長，對以美帝國主義為主要目標的國外情報工作必須早做打算。向中央社會部提出有關的工作建議。
1946年1月，經中央社會部同意，鄒大鵬派遣吳誠去大連建立市委社會部（又名大連情報局，後遷至天津，改為天津情報局），派馮鉉去任部長，馬次青、吳誠任副部長，繼而再派柳峰、侯洛等領導骨幹，並集中了精幹的、有對外工作條件的幹部，把開展國外情報工作列為該部主要任務，該部成立後，廣泛物色了一批適合外派的幹部和外國人，進行秘密個別培訓，並抓緊利用當時大量遣僑的機會，陸續派出。並經調查研究，運用迂迴曲折的辦法，繞過第三國，通過各種合法、非法的多種途徑，打破了美蔣海上的嚴密封鎖，開闢了多條海上和陸地交通線，打通了對國外情報關係的交通聯絡，從而在重要目標國家和地區初步建成了有領導、有骨幹、有深入敵人內部的情報員、有通信聯絡、很配套、很完整的情報組織。由於鄒大鵬的政治遠見和得力的組織領導，在東北亞方面的國外工作開展得最早，也取得很好的情報效果。周恩來在有關會議上，曾不止一次地肯定了他們走在了前面，要其他方向的工作也要向他們看齊。
中共海外情報系統傑出領導者，馮鉉
中共全國建政前夕，鄒大鵬調到中央，協助李克農充分利用沿海和邊沿地區的有利條件，建立了各地情報機構，全面推動了國外情報工作的開展。
國外情報工作的開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便凸顯了其重要作用。由各條密線，加之綜合軍隊情報部門的戰場情報，對在朝美軍的番號、駐地、部署基本做到了如指掌。
當年抗美援朝大遊行
1951年，因為在日本本土，日、美對日G進行整肅，日G領袖岡野進和德田球一（病重）的人身安全處於極危險之中。中共中央承擔國際主義神聖義務，決定幫助兩位日共領袖經秘密途徑來華，加以保護。這時中央情報機關已改成了軍委聯絡部，中央便將這一非常重要而艱鉅的任務交給了軍委聯絡部。由於日美的嚴密封鎖、他們又是經常拋頭露面的公開活動的著名人物，使偷渡的難度非常大。但事關重大，為萬無一失，經鄒大鵬主持並策劃，與天津聯絡局領導馬次青、吳誠等同志多次精心研究、周密佈置，克服許多困難，迂迴曲折，經過秘密交通線各個環節的巧妙掩護和對接，終於勝利完成了這項特別重大的任務。中央軍委給具體經辦此事的主要領導馬次青、吳誠兩位局長記了大功，中央軍委聯絡部又為負責具體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純等9人記了大功，中央領導同志周恩來、朱德、聶榮臻還分別寫信祝賀、題詞表揚。鄒大鵬和地方領導專門召開慶功大會，給大家極大的鼓舞。該行動與該條路線後來被稱之為
“‘人民艦隊’行動”。
德田球一後在中國逝世，毛澤東親筆題詞
新中國成立後，陸續和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國外情報工作有了更廣泛的發展，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配合國際鬥爭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但在國內戰爭時期便高瞻遠矚、披荊斬棘，最早著手開展國外情報工作，有所突破，獲得重大成績的領導同志是鄒大鵬。但他有功不居，從來不自我表白。而且不斷提醒有關同志，不要吃老本，要跟上形勢繼續發展，爭取突破制高點，攀登最高峰。
在與國民黨鬥爭，奪取政權的崢嶸年代，鄒大鵬曾被王明的“左傾”路線開除黨籍。
1931年，鄒大鵬任共青團北滿特委書記時期，王明推行的“左傾”路線，批評鄒大鵬右傾，先撤職，後開除黨籍。據在東北長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原中紀委常務書記韓光同志證明：“鄒在東北地下工作時，對立三路線和後來清算立三路線的一些做法有牴觸情緒，但工作一直是積極努力的，勇敢堅決的。鄒1931年清算立三路線鬥爭中被開除黨籍，是王明‘左傾’路線執行宗派主義、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結果，王明左傾路線的作法，早已被認定是錯誤的。鄒與黨失掉關係後仍然積極為黨工作，先後參與鄧鐵梅和馬占山的抗日義勇軍活動，宣傳黨的主張，努力從事抗日鬥爭，做了不少革命工作。縱觀他的全部工作、全部歷史，應考慮恢復他的黨籍，從1926年算起。”
原中紀委常務書記，韓光
1945年5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明確指出：在王明“左傾”路線時，“一切被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況撤消這種處分，得到昭雪，恢復黨籍。”但很遺憾，由於歷史原因，鄒大鵬這個問題在世時一直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到了建國後，在“十年動亂”中，鄒大鵬又被康生打成“大特務”。
1946年，康生離開中央社會部，去了山東。
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農任中央社會部部長。
1949年，中央將鄒大鵬從東北調回中央社會部任秘書長。
當年康生離開中央社會部並非自願，且並不甘心。
中央社會部在建國初期幾經變遷，最後改組為中共中央調查部。
康生
隨著康生在黨內地位的節節攀升，“十年動亂”期間，康又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聲勢顯赫，極力利用職權，重新開始插手調查部裡的事務，一再流露要重新控制這個部的強烈慾望。
“十年動亂”初期，原調查部部長孔原先是作為“走資派”被揪出來後，其他副部長靠邊站，周總理指定鄒大鵬任部業務領導組負責人。康生認為這是一個必須排除的“障礙”，說他是“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組織，所謂“高老莊”（指曾任司法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高崇民，彼時被誣陷為‘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的領導人）的重要成員，多次策劃，組織召開對鄒大鵬的批鬥大會，強加罪名。
中共情報戰線傑出領導人，孔原
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親自打電話給鄒大鵬，一再逼問鄒大鵬的歷史問題，以及和所謂“反革命叛黨集團”關係，長達一個多鐘頭，這個電話具體內容至今已是無從詳考。但由此產生的直接後果卻是，鄒大鵬夫妻雙雙在這個電話後自殺身亡。
原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高崇民
鄒大鵬夫婦成為原中央調查部最悲慘的頭號大冤案，也是並列於中共在戰爭時期情報系統的兩個特大冤案（系列專案）之一（另一個便是解放初著名的‘潘漢年案’）。
1975年8月，動亂後期，中共中央開始決定為前十多年中被迫害的老同志逐步平反前，仍是由康生主持並批准，給鄒大鵬做出了一個所謂‘保留了五條政治尾巴’的‘組織結論’。
1979年2月，在撥亂反正中，中共中央在政協大禮堂為被迫害致死的鄒大鵬、吳溉之等五位老同志補開追悼會，由李先念主持，胡耀邦致悼詞，宣佈給他們平反昭雪，徹底恢復名譽。
斯人已去，惟萬載黃河奔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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