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潜伏于国民党军政高层中几位著名的“红色特工”，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即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任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中将军长，最后享受中共副兵团级待遇的郭汝瑰。 郭老的情况并不是现在有些传说，是长期埋下的“冷子”。他虽曾是1928年的老党员（介绍人，袁镜铭），但入党当年即与组织失去了关系（定性为脱党），后在1945年春夏期间，重新恢复联系（由中共情工人员任廉儒对其进行争取和考察，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审查通过）。在抗战结束后，传出过重要情报，如抗战胜利，国民党军针对中共及沦陷区接受的《国军战斗序列》（此本只印刷13册，由其主编。但至今为止，其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未有确切定论）等。但重新入党时间则为1983年，当然，前面也有很多历史因素的阻碍。
郭汝瑰
回到1948年，中共的野战大军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后，国民党军精锐嫡系几乎丧失殆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完全得以解放。身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接到了中共最新指示：
党组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到特别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你应争取带部队到西南，到时设法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
按照组织命令，郭汝瑰辞去厅长职务，并通过活动，被委为七十二军军长。（注明一下，这里有个前后问题，有的材料说是淮海以后，郭老担忧查其责任，先是申辞作战厅厅长，并同时要求组织让其前往根据地，组织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佐证，组织命令在前）
随着国民党国防部由南京迁往上海，七十二军军部也搬到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座小学校里，郭汝瑰和以华山路川盐银行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的任廉儒联系更为密切。
而他们交接情报的地点，则放在了保密局上海秘密联络点，即在上海美琪戏院的对面，曾有家较有名气的川菜馆“凯歌归”。这就是俗称的“灯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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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凯歌归”的老板和经理都是四川人，黄埔一期生李岳阳和原上海新城区警察局长何培荣。上海国民党军政委要员宴请很多都在此。郭汝瑰和他的参谋长许亚英（保密局人员）也是这个保密局情报站的常客。李岳阳每次见到郭汝瑰 ，总是显得很熟络和亲热。
军统李岳阳
郭汝瑰就在这里将重要军情交给任廉儒。一次，也是在“凯歌归”，任廉儒收到一份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里面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武汉、陕甘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兵力配备的详细资料，计约九份国民党国防部绝密文件。
离开“凯歌归”，任廉儒立即驱车前往徐汇区斜土路上一座小洋楼，那里等待他的是工矿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梁佐华。工矿银行的大老板是陈立夫，其任董事长兼第一常务理事。常务理事鲁自诚既是梁佐华银行上级，也是中共情报小组中其的领导。
任廉儒和梁佐华的共同使命，就是把郭汝瑰提供的绝密情报，以最迅速最稳妥的方式交给中共负责人。
原先，任廉儒不必通过梁佐华线路。但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已经调离上海，专心全国和国际青联的工作。不巧的是，梁佐华的领导鲁自诚也被中央调去了西南，准备负责西南地区的财政工作。但现在手上这份如此绝密的文件，必须尽快交出 ，但安全又极其重要，不得冒险传递。因为万一又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任、梁经过再三郑重考虑，决定交给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由他直接交由中共负责人（任廉儒、梁佐华均为中共、民革隐蔽战线人员双重身份）。
第一排左起：李锡九、何香凝（女)李济深、柳亚子、王葆真
王葆真，字卓山，1880年生人，河北省深泽县人，医药世家。少时曾由直隶省选公费保送日本东京经纬学堂，后入早稻田大学深造。
1905年，在东京成为第一批同盟会员，中国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是滦州起义领导人。袁世凯称帝时，是倒袁护法、维护共和的中坚；北洋政府时期，又成为曹锟贿选的揭批者；大革命时期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中共关系甚密。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王葆真被选为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和中共上海情报组织联系密切。
发出了邀约，王葆真老人应约来到上海华山路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楼上任廉儒居所中。王老欣然答应担任“传送人”，对于情报安全，三人商量决定：当前情况特殊，危机四伏，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采取“毁件保人“的断然措施，以切断敌人追查线索；要绝对保证郭汝瑰的生命安全，即使文件毁了，他们三人都牺牲了，只要郭汝瑰还在，就能保住一个特殊的情报来源，而且保证了他能率领七十二军在西南起义，打破蒋介石“凭剑阁之险，天府之富，立足西南，再图中原 ”的战略意图。
今天华山路老建筑
商量毕，情报转移到了王葆真手上，王老则让民革秘书组长吴荣利用他担任上海财政局秘书的身份，先是将文件锁进了财政局的保险柜，随即又将情报转移到新闸路民革和中共之间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发出信号，等待中共派人来取。但！就是这个环节上，意外发生了。
南京大光新村2号，住着既是民革成员又是中共地工的宪兵少尉吴士文。某天，南京地下民革负责人孟士衡到吴士文家中开会。被其邻居、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员秦范五（保密局特务）监视到。
而会后，孟士衡丝毫未察觉自己已被跟踪。孟士衡曾拟订了“京沪暴动方案”到上海请示王葆真批准。随后，南京民革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主要负责人孟士衡等多人被捕。上海的王葆真被监控了起来，情报网的漏洞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任廉儒、梁佐华、郭汝瑰及这批绝密材料均处在极度危险之中。
保密局开始了收网，上海民革临时工会委员张克强、许志远、万行浩等人又遭逮捕。
1949年2月22日，为商量紧急应变办法，五个常委委员定于该日中午12时在上海湖南路261号，即王葆真寓所，开紧急会议。王葆真、许卜五、林涤非、粱佐华四人准时到会，唯独缺少历来守时的吴荣。
根据形势与经验，重要约会不到，必出问题。王葆真立即做出了全部撤离的决定。在一番乔装措施下，四人安全离开（其实，根据事后，此为保密局放长线钓鱼）。此时，四人还不知道吴荣前一天晚上已经被捕，遭受酷刑，但吴荣则严守秘密，直至上海解放，未吐露过一字机密。
王葆真和许卜五（为其助手）第一时间赶到新闸路秘密联络点，紧急焚烧那份绝密情报。就在刚刚处理完情报，老人舒气的时候，保密局的追捕人员已经到达，王、许捕。同时在上海被抓捕的还有林涤非、王履和、沈士荣等十多人，仅民革上海临时工委的16个委员中有8人被捕。
1949年3月3日，《中央日报》以及其他大小报刊均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爆炸性新闻：“京沪阴谋暴动主犯王葆真在沪就逮，同案犯吴荣捕获，余党正在追缉中。”
王葆真的被捕，让反对国民党独裁，等待解放，坚持战斗的隐蔽战线产生过很大的忧虑。他这里如果有突破口，这个重大损失是谁也负不齐的，使很多情工人员的生命受到威胁，同时也很可能给解放大西南的胜利进军带来严重的阻碍。
然而，老人凭着强烈的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硬是用瘦弱的躯体，挡住了地狱之门。他被当作死囚监禁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牢之中，受过酷刑，曾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从未吐露过郭汝瑰任何只字，切断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继续深查线索，最大的保障了郭汝瑰的安全。
老人曾在狱中书下诗三首：其一，临难不苟免，舍身贵取义。闻道夕可死，横刀何足惧。其二，精神早破生死关，黑牢何能镇卓山（王葆真字卓山）。心似日月明皎皎，清风流照满人间。其三，愿为人民受苦难，愿为众生入地狱。无名英雄塚上树，护风护雨护忠骨。蒋介石读到这些诗后，气得暴跳如雷，曾判处王葆真死刑。但因他是同盟会元老、辛亥老人，国民党元老皆为他讲情，李济深亲笔给李宗仁（时任代总统）写信为其说项，经多方营救得到了免予立即执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老才由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从死囚牢中接出，送上海永川医院治疗。
而孟士衡、吴士文、肖俭奎等却在黎明之前，1949年5月9日被害于上海闸北公园。其中，孟士衡是民革高级成员，吴士文、肖俭奎是则参加民革工作的中共党员。而梁佐华和任廉儒则在国民党追捕中，通过安全渠道，搭上了英国怡和洋行由上海开往香港的 “湖南号 ”客轮。
还是经民革中央联系，中共情报系统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派出当年刺杀汪精卫的张建良，向任廉儒和梁佐华传达了中央指示：“国民党政权正在土崩瓦解，但现在仍盘踞着大半个中国，当前我们应加强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以配合解放军的正面作战。西南是蒋介石负隅顽抗的基地，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帮助郭汝瑰将军率七十二军起义成功，意义重大，必须尽力。”
任廉儒 、梁佐华奉命继续在重庆（国统区），上海（已被解放）两地为郭汝瑰起义工作奔忙。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在四川宜宾通令起义，其所管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四个专区、一个市的共33个县同时起义，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 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意图。
40年后，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中有一段关于郭汝瑰起义的记述：“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别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民党的最后本钱-七十二军阵前‘归队’，瓦解了国军的最后布置和士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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