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上看，中医有岐黄学派和神农学派之分。《黄帝内经》是岐黄医学的代表，其大旨言天地之至理，论生命的缘由根本，讲治身奉生之大道，强调治病之大药就在人身、人心。
《神农本草经》是神农医学的代表，讲得天地所偏之气的药物，性味各有不同，所谓治疗，是以药物性味之偏矫正病人身体阴阳之偏。
仲景天纵奇才，将岐黄医学与神农医学相结合，采《黄帝内经》之理，融《神农本草经》之药物，治验于人身，“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伤寒论》中三阴三阳理论体系源于《黄帝内经》，《伤寒论》中主要方剂则源于神农派的《伊尹汤液》，如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所言： “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黄帝内经》为中医之源、之本。《黄帝内经》分上、下两卷，上卷《素问》，下卷《灵枢》。《内经》言理，罕言方治，《内经》所言之理，乃治身奉生之至理，为生命根本之道。生命本于天，起于天道而终于人道，天道、地道、人道皆备于人之一身。
《内经》前九篇尤详言天人之相应、生气之通天、生理之规律、病理之变化，生命之一切皆依乎天地之理而变动。
生命的特征为功能气化，功能气化有体系、规律和表达即成结构，人诚之以有气化结构理论。人形质与功能兼备，有形质则成解剖结构，有功能气化则成气化结构，二者可分不可离，互为根本，共成一体。气化结构是生命状态下特有的结构，其不离解剖形质而又超越解剖形质，气化结构的复杂性、广泛性、根本性远远超越解剖结构。
只有在生命的框架下，从功能气化的角度出发，才能明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才能觉悟“通天下一气耳”，也只有从功能气化的角度看人体、看生命才是中医。 中医研究的对象是生命，生命根于天，依乎天地模式而变动，一气流转而分阴阳，四象、五行、六节乃阴阳两分三分而成天道、地道、人道不同的体现。医圣张仲景借用三阴三阳以经纬疾病之分类与诊治，然《伤寒论》言方证、言治者多而言理者少，由于仲景在书中未对三阴三阳以及诸方证治法的根据、背景、由来进行解释，以至后世医家迷茫于中医之生理病理，多沦陷为“但见一证便是”的临床工匠。
后世医家喜治而不喜明理久已，更有甚者，提出废《内经》而独尊《伤寒论》，或废医存药，岂知理之不明，用焉能准确与变通。“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
《内经》认识到人生理之机要、病理之变化皆在于人气本天、通天、应天，如《素问·病能论》所言：“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言气之本天、通天、应天者，指天地与人同构，乃一气之周流，人气之升降沉浮随天运而变动；言病之变化者，人妄作，与天地不能同步而失偏。至于治病，乃纠偏之道，复与天地准而精神归于道一是也。
对医者而言，首先要明经络脏腑乃天地之气所化，经络脏腑的根本属性为天地之性，天地立，其后才可定阴阳之性，阴阳之性明，方能知气机升降沉浮之要，然后才有脏气、经气流转模式的不同，在此指导下才可讨论人生理之规律、病理之变化，才可言治而为中医。
《黄帝内经》言理不言治，然其中有大治；《伤寒杂病论》言治不言理，其中藏至理。二者一体一用，互证互信，不可分割。
然从《内经》到《伤寒论》，已从源到流矣，从以天地为本，到以阴阳为统；从以天观人，到以人观天；从详言针术，以人身为大药，到假借药物，以外调身。药物治人似愈确凿，实离道本弥远矣。
閱讀更多 國易堂中醫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