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11月1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西班牙妻子瑪麗-特蕾莎王后臨產。王后的宮縮一開始，她那安靜的宮室裡就擠滿了公主、公爵和伯爵夫人。
皇室寶寶的誕生被認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它需要“目擊者”:女王經常在大量觀眾面前辛苦生產，這一因素只會增加他們在分娩時的恐懼和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朝臣們蜂擁而來是為了確保一個活著的嬰兒不會代替一個死去的孩子，一個王室女嬰不會被替換成一個心儀的男孩。
宮殿外瀰漫著狂歡節般的氣氛。安東尼婭·弗雷澤在《愛與路易十四》一書中寫道:“西班牙演員和音樂家們在王室的窗戶下跳芭蕾，用豎琴、吉他和響板，讓瑪麗·特蕾莎想起她的祖國。”人們希望這些西班牙語的聲音能轉移可憐的王后的注意力，她一直用自己的母語哭喊著:“我不想生孩子，我想死。”
她的擔心並非毫無根據。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分娩對婦女和她們的孩子來說是一種可怕而致命的折磨。感染是常見的;在法國，三分之一的嬰兒在一歲之前夭折。瑪麗-特蕾莎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給國王一個在世的男性繼承人，從而確保波旁王朝的繼承權。
經過12個小時的痛苦，王后終於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他的名字叫路易·德·法蘭西。內室的侍臣們把帽子拋向空中，以此向外室的人表示胎兒的性別(如果胎兒是女孩，則雙臂交叉)。華麗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國王向窗外擠滿院子的臣民們喊道:“王后生了一個男孩!”
對許多王室女性來說，婚禮一結束就面臨著生孩子的壓力。《讓我出去:從伊甸園到精子庫的分娩史》一書的作者蘭迪·赫特·愛潑斯坦說，16世紀的法國王后凱瑟琳·德·美第奇非常渴望懷孕，她找來民間醫生，醫生告訴她“喝母馬的尿，把她的‘生命之源’浸泡在一袋混合著牡鹿鹿角的牛糞裡”。
一旦懷孕，就即將成為王室成員的母親，會受到持續的密切關注。也許沒有人比1778年瑪麗·安託瓦內特王后第一個孩子出生更讓人期待。儘管她的母親瑪麗-特蕾莎皇后(queen Marie- therese)已經廢除了奧地利的公共生育制度，但瑪麗·安託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卻無法改變凡爾賽宮根深蒂固的傳統。12月19日清晨，王后按響了一個鈴，表示她的分娩開始了。
弗雷澤在《瑪麗·安託瓦內特:旅程》(Marie Antoinette: the Journey)一書中寫道，凡爾賽宮很快陷入混亂，“狂熱的觀光客”匆匆向女王的公寓走去。人群“主要侷限於外部的房間，如畫廊，但在普遍的混亂中，有幾個進入了內部的房間。一些王室旁觀者甚至“被發現棲息在高處，以便獲得真正的好視野。”
所有這些激動人心的事，女王本人幾乎都是事後想出來的。12小時後，瑪麗·安託瓦內特接生了一個小女孩，名字叫瑪麗·特蕾莎，和她的祖母同名。儘管這個孩子不是她想要的男孩，但王后的房間在她出生後變得非常嘈雜，以至於瑪麗·安託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癲癇發作，昏厥過去。
弗雷澤說:“在經過12個小時的分娩後，她實在受不了人潮擁擠、悶熱和房間裡缺乏新鮮空氣的壓力。過了幾分鐘，才有人注意到王后失去了知覺。最後，密封的窗戶上的木板被扯下來，帶來了一陣新鮮的空氣，使昏昏沉沉的女王甦醒過來。
在接下來的18天裡，瑪麗·安託瓦內特一直躺在床上。由於她的孩子是女性，瑪麗·安託瓦內特有更多的時間和她在一起。她溫柔地對女兒解釋說:“如果是兒子，他會更屬於國家。”“你將屬於我;你會得到我的關心，你會分享我的快樂，減輕我的悲傷。”
未來的俄國偉大的凱瑟琳不會得到她的孩子的安慰來彌補她可怕的分娩。1754年，凱瑟琳發現自己被俄國女皇伊麗莎白關在皇宮的兩個小房間裡長達數週，“與世隔絕，沒有同伴”。凱瑟琳把兒子保羅抱到一個又小又硬的床墊上後，伊麗莎白女皇立刻把這個新繼承人抱走了。丈夫彼得，一個殘忍的，精神疾病纏身的羅曼諾夫王位繼承人，也緊隨其後。
乾渴的凱瑟琳在沒有水的情況下在地板上顫抖了三個多小時，直到助產士回來。羅伯特·k·馬西(Robert K. Massie)在《凱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中寫道，她最終被放置在她的床上，然後連續在房間裡停留了幾個月。凱瑟琳看不見她的孩子，反而密謀報復。
偶爾也會有一些新的嘗試——儘管被誤導了——是為了給準王室母親們一個更舒適的分娩體驗。瑪格麗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是英國亨利七世(Henry VII)堅強不屈的母親，令人敬畏。13歲那年，她在玫瑰戰爭(War of the Roses)期間逃亡，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分娩。對《血族姐妹》(Blood Sisters)一書的作者莎拉•格雷斯伍德(Sarah Gristwood)來說，這種創傷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給她留下了不可理解的創傷(她再也沒有孩子了)。
當她的兒子成為國王后，瑪格麗特制定了一套謹慎的禮儀，在她所有的孫子出生時都要遵守:
公主殿下很高興知道她可以被送到哪個房間去，同樣的房間也可以用華麗的布或阿拉斯布、邊沿、屋頂、窗戶和所有的東西掛起來，只有一扇窗戶必須掛起來，這樣她高興的時候就有光亮了。
在預產期前幾周，這位皇室母親將和她的男僕們舉行最後的告別派對。她將接受聖餐，然後進入格雷斯伍德所說的“女人的世界”，在那裡“女人要成為各種各樣的軍官、管家、裁縫和侍僕，在房間門口接受一切必要的東西。”如果她在分娩中倖存下來，這位新媽媽將被隔離在她的房間裡40天。在第40天，她將被“教堂”，或淨化和恢復王室。
儘管所有階層的嬰兒和產婦死亡率都很高，但王室成員能夠獲得普通人通常無法獲得的醫療創新。專業助產士出現在17世紀的法國，皇室女性僱傭了當時最熟練的助產士。精英們也有機會獲得一種很有前途的新工具:產科鉗，這是17世紀由法國胡格諾派的錢伯倫斯(Chamberlens)發明的。錢伯倫斯是一群男性助產士，以成功解救在產道中被困的嬰兒而聞名。
愛普斯坦說，張伯倫家族的休在17世紀最受爭議的王室分娩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1688年，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徒妻子瑪麗·比阿特麗斯(Mary Beatrice)懷孕僅6個月就分娩了。英格蘭的新教徒——尤其是詹姆斯的第一任妻子瑪麗和安妮的兩個繼承人——對這段婚姻並不滿意，甚至更擔心會有一個男性繼承人篡奪王位。
為了確保孩子的出生得到充分的記錄，詹姆斯二世在產房裡擠滿了目擊者，留下他說:“天意特別眷顧，沒有哪個王子是在這麼多人在場的地方出生的。”休被叫來接生孩子，但來得太晚了。一個名叫詹姆斯的男嬰已經出生了。雖然他錯過了分娩，但休還是被要求為孩子的真實性作擔保。“我敢肯定，在我沒有看到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把一個陌生的嬰兒放在溫暖的平底鍋裡的，”他宣稱。
所有這些預防措施最終都無濟於事:包括安妮和瑪麗在內的許多新教徒拒絕相信這個早產的孩子不是一個換生靈。這一廣為流傳的謠言是當年詹姆斯二世在光榮革命中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
隨著19世紀的到來，醫學的進步慢慢地讓分娩變得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存活。1853年，維多利亞女王在利奧波德王子出生時，用氯仿緩解疼痛，這讓很多人震驚。儘管古老的傳統在一些皇室家族中仍然存在，分娩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一件更加私人的事情。
2019年，蘇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馬克爾(Meghan Markle)決定把孩子留在家中，遠離公眾視線，這讓人想起了早些時候的王室傳統，當時君主們總是在宮內分娩。然而，對隱私的期待卻是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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