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發生於14-16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通常被看作是歐洲中世紀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重要分水嶺，但是早在這場意義重大的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前，在中世紀矇昧閉塞的精神氛圍中，就已經悄然湧動著一股文化復興的暗流，這股暗流是由基督教會所推動的。在蠻族大入侵所導致的"黑暗時代"以及其後的封建社會中，正是基督教會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強有力的組織體系，堅持不懈地推動了"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和"12世紀文藝復興"，培育了西歐大學和學術思想的幼嫩根苗，開創了獨具特色的文藝風格，從而為後來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基督教與中世紀文藝復興
在蠻族大入侵所造成的"黑暗時代"(公元5-8世紀)，基督教會無可爭議地扮演了一個文化接力手和文明教化者的角色，它一方面用"變異"的方式傳承著古典文明火種，另一方面用基督教信仰來洗滌蠻族的野性。事實上，日耳曼各部族最初的文明教化過程是與其皈依羅馬大公教會的過程相同步的，他們從一開始所接受的文明化世界觀和價值觀就是基督教的。當那些兇悍的日耳曼人衝入羅馬帝國時，他們最初都是聽著基督教的讚美詩和懺悔詞開始擺脫野蠻狀態、走向文明教化的。
公元800年查理帝國的建立標誌著蠻族大入侵的"黑暗時代"的結束，西方文化開始逐漸恢復元氣，並且曾一度出現了所謂的"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雖然這種"文藝復興"的徵象僅僅只是針對蠻族入侵的那幾個矇昧世紀而言的，它的水平完全無法與古典時期的文化相比，但是它畢竟意味著西歐社會在經歷了一場蠻族入侵的浩劫之後，終於開始恢復文明的元氣了。8世紀末葉，為了使法蘭克王國擺脫"黑暗時代"的動亂和矇昧狀態，查理大帝努力發掘修道院所保留的古典文化遺產，積極推動教育事業。他從歐洲各地網羅了一大批有學問的人才(如英國的阿爾昆等人)，讓他們主持法蘭克宮廷和教會學校的學術復興工作，而法蘭克教會則為他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史家對此評論道："加羅林王朝時期，法蘭克教會以復興學術著稱。查理大帝的宮廷羅致了各地的學者文人……主教和隱修院長負責主持主教大堂和隱修院的學校；宮廷學校則在阿爾昆主持下，培養大批青年貴族。這種文化復興取得了成果，因此，在第九世紀，法蘭克教會的學術和文化活動，在所有教會中居於首位。"
當然，"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的歷史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不過是把在"黑暗時代"飽遭蹂躪的早期教會文獻、古代經典著作以及文明優雅的拉丁語從瀕於湮滅的狀態中部分地保存下來而已，卻談不上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創造活動。霍萊斯特強調："'加洛林文藝復興'一詞很容易引起誤解，查理曼時代沒有產生純正深奧的思潮，缺少創新的哲學或神學體系，也沒有托馬斯·阿奎那或利奧納爾多·達·芬奇，如果我們按照通常字義上的概念，探求'文藝復興'，必將感到失望。加洛林時代，學術水平提高極少而退化甚多：應從無知的深淵中挽救歐洲大陸文化以免湮沒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然而，儘管"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只是把人們從普遍的文盲狀態提高到小學生的水平，這種初級的啟蒙卻為基督教對西歐社會的進一步教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由於拉丁語是羅馬教會的官方語言，中世紀西歐流行的聖經文本、教會文獻以及教堂禮儀都是使用拉丁文，而查理大帝推動的這場文化復興運動則使得拉丁語在法蘭克宮廷和上流社會中受到重視，這樣就使基督教對於西歐封建貴族的教化工作能夠更加順利地進行。據歷史資料記載，查理大帝一直在努力學習拉丁語，他的拉丁語說得幾乎與本族語言一樣好，但是他卻始終未能學會用這種複雜的語言來進行寫作。
在日耳曼蠻族依照叢林原則確立統治地位的"黑暗時代"，以拉丁語為標誌的古典文化幾乎被摧殘殆盡，文明與野蠻的關係直接表現為衰落的拉丁民族與暴戾的日耳曼民族之間的衝突。但是"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卻使拉丁語在日耳曼人的世界--尤其是法蘭克上流社會中受到了重視，查理大帝本人努力學習拉丁語和各種知識的做法也為手下那些粗野的貴族們作出了表率，這樣就使文明的因子在日耳曼社會的機體中緩慢地生長起來。從此以後，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關係不再簡單地表現為拉丁世界遭受日耳曼蠻族蹂躪的悲慘故事，而是表現為用拉丁語來發布上帝旨意的基督教會對缺乏教養的普羅大眾的教化歷程。文明對野蠻的這種最初的教化工作，除了依靠那些不辭辛勞地深入到蠻族民眾中間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之外，就是藉助於教會的幫助在查理大帝的宮廷裡進行的。現在保存文明火種的地方已經不再像"黑暗時代"那樣僅限於與世隔絕的修道院，而是逐漸擴展到法蘭克的上流社會中。
隨著查理帝國的分裂瓦解，"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很快就成為過眼煙雲。雖然西歐社會已經不可能再度退回到"黑暗時代"的矇昧之中，但是隨之而來的公元10世紀卻被著名中世紀研究專家哈斯金斯稱為"一個混亂和'拳頭法'的時代"。一些新的蠻族如諾曼人、馬扎爾人等開始湧入西歐，對剛剛安定下來的社會秩序進行了破壞，但是不久以後他們也像其蠻族前輩一樣皈依了基督教。"在英格蘭、諾曼第和愛爾蘭的基督教的地域上，海盜征服者通常在他們定居的時候就成為基督徒。"在這個蠻族入侵和宗教皈依的雙重變奏中，歐洲文化復興的步伐並沒有停滯不前，而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和教會的推動下緩慢地向前發展。英國的阿爾弗萊德國王(Alferd，公元849-899年)在頑強抵抗北方海盜入侵的同時，一直胸懷著將《聖經》等基督教文獻翻譯為英語的抱負，並在他生活的最後幾年裡將此計劃付諸實施。雖然由於受到英國知識匱乏、資料不足等現實條件的限制，阿爾弗萊德的文化復興理想並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但是這項活動無疑構成了從查理大帝發軔以來西歐一系列文藝復興活動的重要環節。
公元962年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建立之後，薩克森王朝的奧托諸帝(從奧托一世到奧托三世)趁著法國和意大利遭受新的蠻族入侵而文化衰落之際，模仿法國的做法，以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作為傳承知識的中心，招徠意大利的文法學家和神學家，努力提高德國人的智性水平。但是這場"奧托文藝復興"與阿爾弗萊德國王所推動的英國文化復興活動一樣，不過是曇花一現，並沒有產生持久的歷史效應。到了11世紀，逐漸恢復元氣的意大利和法國的風頭又明顯地超過了德國和英國，成為歐洲文藝復興的主角。在意大利，南方的薩萊諾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北方的博洛尼亞則成為羅馬法研究的重鎮。"如果說意大利是法律和醫學的搖籃，這一時期的法國則在自由七藝方面佔有優勢，並在哲學、神學、拉丁詩歌方面取得了傑出成就，不用說方言韻文了。"而所有這些文化復興運動，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旗幟下進行的，並且得到了各地教會的大力支持。
11世紀下半葉開始的主教敘任權之爭和十字軍東征標誌著羅馬教會在西歐社會中的領導權力日益加強，在這種情況下，教會對於歐洲文化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隨著大一統的基督王國(羅馬教會)對分散閉塞的封建社會的凌越和控制，一個新興的基督教文化也逐漸形成。教會權力的膨脹雖然導致了教會內部的腐敗墮落，但是這種不斷加強的權力同樣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基督教文化的繁榮。從加洛林王朝時期就已經出現萌芽的文化復興運動，經過一波三折的坎坷歷程之後，終於釀成了12世紀的文藝復興。哈斯金斯指出，12世紀文藝復興完全不同於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它並非一個宮廷或王朝的成果，而是在西歐許多國家共同發生的一場運動。在這一時期，意大利的功勞主要在於法學建設和希臘文獻翻譯，法國以新出現的巴黎大學為中心，在經院哲學、方言詩歌以及哥特式藝術等方面都具有核心地位，英國和德國主要是傳播法國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伊斯蘭教化的西班牙則充當了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進行學術溝通的重要樞紐。這場在西歐各國同時出現的文藝復興運動顯然與一個統一而有力的教會組織的領導有關。在12世紀，西歐範圍內已經出現了一種明顯的文化復興跡象，它一方面表現為知識中心從地處僻壤的修道院向人口相對密集的主教座堂、宮廷、市鎮的轉移，尤其是大學教育的興起；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東方異教文化對西歐社會的影響，其結果就是拉丁古典文化和希臘學術(科學和哲學)在西歐知識界的回潮和升溫。
在中世紀早期，與世隔絕的修道院成為在矇昧野蠻的海洋裡保留殘存知識的"挪亞方舟"。這些遠離凡塵的修道院是虔誠的修道士們與上帝進行靈性交流的場所，但是在戰火紛飛的動盪年代裡它們也無意中成為保留古典文化遺產的一片淨土。修道院往往都擁有一個小規模的圖書館，裡面除了拉丁文本的《聖經》和早期教父的神學手稿之外，還藏有拉丁古典作家西塞羅、維吉爾、奧維德、塔西佗等人的著作抄本。有些修道院為了傳授神學還建立了培養修士或修女的學校，鼓勵他們閱讀和抄寫這些文本。在這方面最傑出的修道院要數意大利本尼狄克派的蒙特·卡西諾修道院、貝克修道院，以及英國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到12世紀初期，蒙特·卡西諾修道院的藏書已經有70多種，而貝克修道院更是達到了164冊，這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但是這些與世隔絕的修道院從12世紀開始就走向了沒落，它的知識中心地位逐漸被地處城區的主教座堂所取代。這些新崛起的主教座堂擁有自己的圖書館、學校、檔案館，收藏有古代作家的著作抄本和當時神職人員的記事檔案，其中最活躍的主教座堂包括法國的沙特爾、奧爾良、蘭斯和巴黎，英國的坎特伯雷以及西班牙的托萊多等。城區主教座堂取代鄉村修道院而成為西歐知識中心，這種現象與同期或稍後產生的大學以及托缽僧團一樣，都表明了歐洲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開始從鄉村向城市轉移，而所有這些變化都與羅馬教會的權力增長密切相關。
總之，12世紀的西歐社會已經從一次次蠻族入侵所造成的野蠻矇昧狀態中復甦過來。拉丁語作為一種文明的語言，由於教會的大力推動而在西歐上流社會中逐漸普及，法學也由於教會法規建設和權力強化的需要而得以振興。另一方面，由於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的中介作用，被阿拉伯人保存完好的希臘學術開始流入西歐，其規模雖然不能與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後的情況相比，但是至少也有力地刺激了正處於知識復興過程中的基督教社會，推動了經院哲學以及幾何學、天文學、醫學的發展。"在1100年和1200年之間，新的知識開始大量傳入歐洲，這些知識是由意大利和西西里傳入，但主要是通過西班牙的阿拉伯學者。這些知識包括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臘醫生的著作，新算術，以及在黑暗時代(Dark Ages)一直處於湮滅無聞狀態的羅馬法文本。"除了這些學術方面的恩澤之外，那種發軔於伊斯蘭教文化的羅曼蒂克情調，也給西歐方興未艾的騎士文學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使它成為中世紀基督教社會中堪與哥特式建築相媲美的一朵文藝奇葩。
二、大學的興起與教會的扶持
在西歐，大學的出現是12世紀文藝復興的結果，它同時也反過來極大地加速了歐洲文化的復興與更新。在古希臘城邦，雖然曾經有過一些傳授學問的教育機構，如柏拉圖學園、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克呂昂等，但是這些機構都是私人性質的，所講授的也只是某一個學派的思想觀點。到了羅馬帝國時期，已經出現了一些專科性質的法律學校和醫科學校，但是尚未形成現代大學(university)的多學科體系和學院制度，也缺乏固定的課程規範和學位設置。到了蠻族大入侵以後的"黑暗時代"，羅馬帝國的教育機構也如同它的行政管理體系一樣，徹底遭到了破壞。基督教會雖然保存了古典文化的火種，但是在公元5-8世紀期間，教會對蠻族進行文明教化的工作僅僅侷限於傳播基督教信仰，並未將世俗知識納入到它的教育範圍之內。到了"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時期，查理大帝開始鼓勵教會擴大教育內容的範圍，從此以後，修道院和主教座堂所設立的附屬學校才逐漸承擔起傳授世俗知識的職責。
11世紀末葉，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亞產生了第一個由專科學校合併而成的多學科綜合學校(studium generale)，這種學校被稱為"大學"(Universitas)。"大學"最初是指一個可以僱請教師的學生法人團體，它的職責就是聘用專業人士或教師來傳授相關知識，以及更加有效地與所在城鎮居民就房屋租金、書本價格等問題進行討價還價。與"大學"相對應的則是由教師們組成的法人團體，它通常被稱為"學院"(college)，它的職責當然就是通過傳授專業知識而獲取相應的經濟報酬。加入教師社團是需要具備某種學術資格的，這種從教資格證書(licentia docendi)後來就成為學位證書的雛形。從這兩類團體中發展出了歐洲的大學教育機構，"大學"一詞的內涵以後逐漸演變為"教師團體向學生團體傳授知識"的學術機構，而"學院"則成為按照教師的專業領域而設置的基本教學單位，並且與教會、王室以及各種社會團體損資修建的校舍等固定建築物聯繫在一起。例如巴黎大學最初就是由四個學院組成，它們分別是人文學院、教會法學院、醫學院和神學院。在中世紀，"大學"通常只是一個舉行入學考試和授予學位的機構，而"學院"才是真正實施教育的實體，課程設置、教師編制以及校舍建築都屬於學院的權限範圍。受巴黎大學四大學院設置的影響--巴黎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分別構成了歐洲北部和南部的"大學之母"--中世紀北部歐洲的大學基本上都採取了學院制度，這種制度對於英國牛津和劍橋的影響尤其深遠。
12世紀在歐洲已經出現了博洛尼亞、薩萊諾、巴黎、蒙彼利埃、牛津等最初的大學，它們成為歐洲智性因素迅速生長的溫床。大學的產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受教育的方式，它使高等教育變得規範化和制度化，將保存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中的知識火種發揚光大，並且為後來歐洲社會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文化變革活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培養了人才。但是在最初產生的那幾個世紀裡，大學卻是在基督教會的精心呵護下成長起來的。教會對早期大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許多大學都是從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學校發展而來的，以作為歐洲"大學之母"的巴黎大學為例，它的前身就是巴黎聖母院的主教座堂學校和聖維克托的教規學校。第二，早期的大學沒有固定的教學場所，通常都是在教師宿舍或學生租住處流動性地上課，而教會和修道院則慷慨地提供了廳堂作為固定性的教學場所，因此許多學院最初都是圍繞著一座教堂或修道院而形成的。第三，早期大學的管理者一般都是教堂或修道院的神職人員，教師通常是地位較低的教士。大學教育奉行"有教無類"原則，學生成分複雜，既有教會的助祭、司鐸等低級神職人員，也有平頭百姓，但是貴族子弟一般卻很少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只對戰爭和狩獵的技巧感興趣。當初教會扶持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造就一批既有虔誠信仰、又有深厚學問的神職人員，以便加強教會力量，與世俗王權相抗衡。因此教會扶持大學最初也具有一種慈善性質，它大力資助貧苦學生進入大學讀書。第三次拉特蘭宗教會議(1179年)明文規定："為了使窮孩子不被剝奪讀書與進修的機會，應該在每一座教會教堂撥出一筆足夠的聖俸給專業教師，讓他免費教授同一教堂的辦事員和窮苦的學生。"如果說在中世紀早期，修道院只是被動地保存了殘缺不全的知識，那麼到了大學出現之後，教會則開始主動地把大學作為弘揚學術和培育接班人的重要堡壘。
12世紀以後，大學的發展和學術的復興就成為兩種新興的普遍性力量，與以封建采邑為代表的地方主義勢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由於大學的迅速擴展(到15世紀時西歐幾乎所有較大的城鎮都建立了大學)，以及教師與學生的自由流動，知識的傳播和學術的發展完全打破了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壁壘，使得整個西歐--無論是拉丁語世界還是日耳曼語世界--在智性因素方面聯結成為一個整體。這種情況就像中世紀後期隨著商業的興起，很快就打破了莊園農業所造成的閉塞狀態，使整個歐洲在經濟上聯結為一個整體一樣。就此而言，大學的興起實際上完成了羅馬教會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只不過它實現的是一個知識上的統一王國，而不是政治上的統一王國罷了。在精神氣質方面，大學是與羅馬教會相一致的，它們在中世紀都代表了一種普遍性的理想，都試圖超越封建社會所造成的分散閉塞狀態。正因為如此，大學在產生之初得到了教會的大力扶持。為了保護來自異國他鄉的學生不受當地勢力的欺壓，教會和世俗統治者都頒發了一些特許狀，賦予大學師生免受世俗司法審判的特權。1200年法國國王腓力·奧古斯特為了處理大學師生與當地居民的衝突而對巴黎大學頒佈了首個王室特許狀(這件事通常被看作是巴黎大學正式成立的標誌)，1231年教皇明確認可大學具有自我管理的權力，並授予大學更多的特許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學生的司法豁免權，教師和學生有權"制定章程和條例，規範講座和研討的方式與時間、著裝"等等。
雖然大學在精神氣質方面與羅馬教會有著某種默契之處，但是就權利方面而言，大學卻更加接近於世俗王權。大學與世俗國家一樣，要求對於教會的獨立性，尤其是學術方面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主要表現為知識探索方面的自由權利。這種獨立性要求使得大學一旦羽毛豐滿，就開始尋求擺脫教會的控制。另一方面，從13世紀開始，世俗國家也極力扶持大學，利用大學的知識來加強王權。於是，大學就成為教會與國王相互爭奪的一個"香餑餑"。由於大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知識和自由，而這二者不僅都要求獨立性，而且加在一起很容易導致思想上的"異端"。這樣一來，大學就逐漸成長為獨立於教會和王權之外的第三種勢力，教皇和國王在某種程度上都奈何不得它了。"到了十三世紀，學者的事業已被公認為是中古社會組織中的重要一環。中古社會對政府的職務、教士的職務與學者的職務有各種不同的名稱，政府的職務稱作'政務'(imperium)，教士的職務稱作'教務'(sacerdotium)，學者的職務稱作'學務'(studium)。學者的地位與官吏、教士鼎足而三了。"當時在歐洲流行著這樣一句話："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帝國，法蘭西人有學問。"自從公元843年的《凡爾登條約》把查理帝國一分為三以後，在東法蘭克王國(德意志的雛形)產生了神聖羅馬帝國，中法蘭克王國(意大利的雛形)長期成為羅馬天主教廷的藩籬附庸，而西法蘭克王國(法蘭西的雛形)則滋生了歐洲"大學之母"和"中世紀世界最早的教師之城"(巴黎)。當教廷與帝國在長期較量中鬥得兩敗俱傷時，大學卻迅速地崛起，並且很快就超越前兩者而成為歐洲社會生活中的主角。
在中世紀的全盛時期(12、13世紀)，在意大利、法國、英國的一些中心城市都建立了大學，其中法國的巴黎大學和英國的牛津大學成為全歐洲最著名的大學。大學的興起推動了經院哲學的蓬勃發展，所謂"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就是由一批專業的"經院學者"(scholastics)在大學的高頭講臺上建立起來的。中世紀最著名的經院哲學家，如阿伯拉爾、托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羅吉爾·培根、鄧斯·司各特等人，都曾在巴黎大學的課堂上講學；而牛津大學則為歐洲培養了中世紀最傑出的實驗科學家羅吉爾·培根、著名唯名論者鄧斯·司各特、威廉·奧卡姆以及宗教改革運動的偉大先驅威克里夫等人。
13世紀托缽僧團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歐洲大學的發展，雖然方濟各修會和多明我修會構成了羅馬教廷鎮壓異端運動和組建宗教裁判所的中堅力量，但是它們也為促進歐洲的大學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上述那些著名的經院哲學家們都分屬於這兩個托缽僧團，他們既是教會中最具有權威性的神學巨擘，也是活躍在歐洲各大學講壇上的優秀教師。這些多明我修會和方濟各修會的經院哲學家們被羅馬教會派往巴黎大學、博洛尼亞大學、牛津大學等重要學校，並且參與了一些新興大學的創建工作，極大地傳播和擴展了知識。1225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在支持托缽僧團的通諭《好像樹木的生命》一文中明確表示："巴黎各學校的科學在教會中，好像生命樹在地上樂園那樣，是靈魂之殿堂中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燈……正是在巴黎，因原罪而殘廢、因無知而盲瞎的人類，才通過神聖科學發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識，恢復了自己的視力和美貌。"由於羅馬教廷對大學教育的重視，直接推動了歐洲文化的全面復興，使其最終擺脫了蠻族入侵造成的矇昧陰影，並且非常弔詭地為歐洲近代的文化變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三、基督教理想與中世紀文學藝術
在中世紀，基督教成為歐洲文化舞臺上的唯一提琴手，它所演奏的那種交織著深重罪孽和聖潔希望的微妙旋律，既反映了現實社會中人們巨大的精神苦惱，也表達了人們對於理想世界的狂熱嚮往。基督教唯靈主義理想與苦難現實生活之間的強烈反差，營造了一種被海涅稱為"痛苦的極樂"的詭異的浪漫主義精神氛圍，這種精神氛圍典型地表現在中世紀的騎士文學和哥特式建築中。
蠻族大入侵使得建立在法律和政治權威(皇帝)基礎之上的帝國不復存在，"黑暗時代"出現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蠻族王國都是以武士與首領之間的忠誠和互助作為社會紐帶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之後，粗野的蠻族武士逐漸演變成為封建騎士階層，並且由於基督教的教化作用而變得文明化。從11世紀開始，受基督教信仰的薰陶，在古老的北方英雄傳奇(如《貝奧武甫》、《芬尼斯堡的戰鬥》等)的基礎上，在法國北部產生了新型的封建史詩，即所謂的"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武功歌"所歌頌的不再是北方的蠻族英雄，而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查理大帝及其麾下騎士英勇抗擊西班牙穆斯林的傳說故事。它所謳歌的騎士形象，已經融合了兩種不同的角色--忠誠於封建領主的武士和具有虔誠信仰的基督徒，它"向武士文化的野蠻風尚注入了一種新的精神因素……因此，為信仰而戰死的騎士就不只是一位英雄，他還是一位殉道者"。這樣就用基督教信仰塑造了一種新興的騎士精神(chivalry)，從而開啟了歐洲中古騎士文學之源端。
十字軍東征運動進一步加強了騎士作為世俗社會與教會之間的紐帶作用。為了更好地統治被征服的東方土地，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出現了一些獨立的騎士團，其中最著名的有聖殿騎士團、條頓騎士團、聖約翰騎士團等。這些騎士團制定了嚴格的騎士制度，奉守修道院一般的禁慾生活，發誓效忠於羅馬天主教會，並且用武力來保護那些去耶路撒冷朝覲的西方朝聖者。他們把武士的忠誠與信徒的虔誠融為一體，而且還由於受基督教理想的感化而表現出一種扶助弱者的俠義精神。
當聖殿騎士團把蠻族的武士風尚置於聖潔的宗教光環之下時，在法國南部的封建社會中，又出現了一種世俗的騎士理想。這種新興的騎士理想專注於浪漫的愛情和優雅的言行，它的最初根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穆斯林社會。這種充滿了浪漫情調的南國騎士風度雖然與條頓騎士團刻板嚴苛的聖潔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它卻以另一種方式表現了基督教的唯靈主義理想。由於這種浪漫風格的影響，騎士文學開始表現出越來越高雅的格調，騎士的形象也從動輒訴諸武力的蠻橫之徒演變為擅長吟詩詠歌的文人雅士。馬克·布洛赫指出，在12世紀一些浪漫傳奇的主人公嘴裡，就已經可以聽到"我們還將在夫人們的臥室裡談論這一天"這樣有教養的話語了。他寫道："優雅行為從本質上是一種等級性的事情。名媛貴婦的閨房、特別是宮廷成為騎士尋強競勝的場所，在這裡他不僅以聞名遐邇的赫赫武功使對手相形見絀，而且以優雅舉止和文學才賦使對手黯然失色。"
這種最初源於蠻族武士的粗魯野性、後來卻在基督教信仰和西班牙浪漫風情的薰陶之下變得文明高雅的騎士精神，成為中世紀盛期文學作品謳歌的主要對象，其結果就產生了具有濃郁的基督教理想色彩的騎士文學。騎士文學的題材大多取自日耳曼人、凱爾特人和諾曼人的民間英雄傳說，如日耳曼英雄史詩《貝奧武甫》、《羅蘭之歌》、《尼伯龍根之歌》，反映北歐神話與英雄傳說的"埃達"和"薩迦"敘事系列，以及在英國廣泛流傳的亞瑟王和圓桌騎士的傳奇故事，此外也還摻雜著一些源於古代異教世界的英雄傳說(如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但是這些古代或中世紀的傳奇故事在騎士文學中已經按照基督教的基本精神進行了很大的修改，騎士文學把民間傳說中的種種離奇古怪的經歷(其中特別是關於英雄與毒龍或惡魔戰鬥的故事)與基督教的虔誠精神以及對理想女性的"羅曼諦克的愛情"聯繫在一起，從而培養了一種富於幻想和怪誕色彩的浪漫情調，即羅曼諦克(Romantic)情調。這種激發起後世人們無窮想象的羅曼諦克情調，最初正是在基督教唯靈主義理想的薰陶下氤氳化生的。由於基督教聖潔理想的濡染，騎士們雖然仍然保留著為榮譽而獻身的英雄氣概，但是在其他方面卻變得越來越文質彬彬了。優美典雅的禮儀逐漸掩飾了豪放不羈的舉止，對理想女性的愛戀--這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愛情"--成為對君主的忠誠和對上帝的虔敬之外的第三個主題。武士的忠誠勇敢、基督徒的聖潔信仰，以及對理想女性的純潔愛情，這就是騎士文學所表現的一位標準騎士的三大美德。
由於基督教信仰的教化作用，騎士風度從日耳曼蠻荒的曠野來到了法蘭西富麗堂皇的宮廷中，成為一種象徵著高貴身份的行為規範。在中世紀後期，隨著十字軍理想的喪失和宮廷奢靡的增長，騎士也從仗劍行俠的教會衛士蛻化為吟詩作賦的御用文人，但是騎士文學所大力渲染的騎士精神卻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傳承，最終演化成以法蘭西宮廷文化為代表的矯揉造作而又優美典雅的貴族風度。個人英雄主義和熱忱的獻身精神、強烈的榮譽感(它導致了貴族階層中盛行的決鬥風氣)和俠義精神、對婦女的尊重和羅曼蒂克的愛情，以及瀟灑的儀表和優雅的言辭，這一切高尚的風氣都是中世紀騎士精神在近代法國上流社會中的再現，並且從法國擴展到了整個歐洲。
騎士文學固然表現了基督教空靈聖潔的精神氣質，但是最為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基督教唯靈主義理想的還不是騎士文學，而是哥特式建築。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藝術傑作能夠一下子把人的靈魂帶入到徹心透骨的痛苦與光輝澄明的極樂之間的強烈反差中，從而使人體驗到基督教唯靈主義理想的巨大魅力。即使在世俗化的今天，當人們站立在那些氣勢恢弘的大教堂面前時，也會從內心深處升騰起一種自慚形穢的謙卑之情，從而對中世紀西歐人的宗教熱忱和藝術天才感到由衷的敬佩。
"哥特式"(Gothic)一詞因哥特人而得名，它的原意是指那些野蠻、陳舊和醜惡的東西。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文主義者們就開始用"哥特式"一詞來指稱12、13世紀風行於歐洲的教堂建築風格，當時這個詞明顯帶有嘲諷意味。因為在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眼裡，希臘羅馬時代充滿崇高典雅氣息的建築物遠比中世紀那些野蠻的哥特人所修建的纖巧怪誕的大教堂更加優美和具有文明品位。但是到了19世紀，隨著西方建築學的興盛，人們開始改變對哥特式建築的傳統看法。研究者們驚奇地發現，這種充滿怪誕色彩的"哥特式"建築充分展現了一種現代人難以理解的博大精深的靈性世界，那些大教堂就是一本本"用石頭和玻璃寫成的《聖經》"，而中世紀的人們正是在這個世界中傾注了自己全部的苦難與希望、生存與死亡。
哥特式建築作為一種熔鑄了基督教唯靈主義意韻的新穎建築形式，在12世紀以後逐漸取代了羅馬式建築而成為風靡西歐的藝術風格。與羅馬式建築強調凝重厚實的古典風格形成鮮明對照，哥特式建築更加註重於營造一種輕盈飄逸的精神氛圍。如果說羅馬式建築的特點是緊緊地擁抱著大地，那麼哥特式建築的特點則是極力地升騰到天空。"羅馬式建築儘管有其多樣化的特徵，而主要是表達早期基督教信念的莊嚴性及武功歌的粗獷力量；相反地，哥特款式卻富於戲劇性，高聳雲端，引人入勝，它含有人們所向往的高度浪漫色彩的意境。"
最早的哥特式建築當數1144年建成的聖丹尼斯大教堂(St. Denis Cathedral)，它的創建者是具有天才藝術創造力和非凡組織能力的法國本尼狄克修道院長蘇榭(Suger，1081-1151年)。他在法國國王路易七世和一些宮廷貴族的資助之下，徵集了歐洲各地的優秀藝術家和工匠，並親自帶人選取建築材料，從1133年開始在巴黎郊外修建他心目中的"上帝之屋"。1144年聖丹尼斯大教堂建成時，法國國王、王后和許多貴族、主教都參加了獻堂儀式，他們被大教堂氣勢磅礴的外觀和精美無比的雕塑驚呆了。一些主教和封建領主紛紛效法，試圖在自己的地盤上建造類似的恢弘建築。在此後的數百年間，這種以高聳入雲的尖塔和精美絕倫的雕刻為基本特徵，並配有令人目眩神迷的彩色玻璃。教堂雕刻和玻璃彩繪均取材於《聖經》中的人物和故事，哥特式建築就開始在歐洲大地上流行開來。
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的典範無疑當數位於巴黎近郊的沙特爾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這幢具有兩座沖霄尖塔、三座巨大拱門、主樓正面嵌有炫目的玫瑰花窗和彩繪玻璃的大教堂始建於1194年，只花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就建成了，其間還經歷了一次火災的插曲。除沙特爾大教堂之外，歐洲另一些氣勢恢弘的大教堂，如法國的巴黎聖母院、亞眠大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蘭斯大教堂(法國是哥特式建築的發源地和麇集地)，德國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的米蘭大教堂，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維也納的聖斯蒂芬大教堂，布拉格的迪恩聖母大教堂，布達佩斯的馬加什大教堂等等，都是哥特式藝術的傑作。這些教堂都採取了基本相似的建築風格，有著高聳入雲的尖塔和鐘樓、巨大的尖形拱門，取材《聖經》故事的柱廊雕刻和玻璃花窗，並運用尖肋拱頂、修長束柱和飛扶壁等建築手法來營造輕盈飄逸的靈性特點和加強教堂的堅固性。哥特式教堂不僅外觀大氣磅礴、巍峨矗立，而且每個細部的佈局和雕刻也獨具匠心，那些精美的人物雕像和絢麗的玻璃彩繪，每一處都在用心良苦地宣揚著基督教的靈性理想。整個教堂內部宛如一個縷空了的巨大十字架，狹窄而幽暗的主堂通道象徵著現世深重的苦難和罪孽，而修長高遠的內空和透過彩色玻璃而射入的眩目陽光則呈現出五彩繽紛的天國景象。哥特式建築不愧為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傑作，它最為典型地體現了靈魂對肉體、天國對塵世的超越歷程，充分反映了中世紀西歐人內心深處洶湧激盪的宗教感受。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宗教史詩，它以一種凝固化的方式記載著中世紀基督徒們交織著絕望與希望、罪感與救恩的心路歷程。質言之，一座哥特式教堂就是一個威力巨大的"靈肉分離器"，它的基本宗旨就是為了渲染罪孽現世與聖潔天國之間的強烈反差。因此，當一個懷著懺悔之心的基督徒走進這座按照十字架模式而設計的"靈肉分離器"時，他的靈魂就會通過那些絢麗奪目的玻璃花窗飛昇到天國，肉體則會像一堆沉滓一般被遺棄，這樣他的靈性生命就會在這座哥特式的"煉獄"中經歷一次脫胎換骨式的淨化。
哥特式教堂中隨處可見的那些反映宗教題材的精美塑像、浮雕和玻璃彩繪，成為貧窮而目不識丁的平信徒們學習《聖經》的最便捷的門徑。在中世紀，對於日耳曼世界中的那些矇昧的平信徒來說，拉丁文本的《聖經》就如同天書一般可望而不可即。在這種情況下，平信徒們就只能通過教堂裡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宗教雕刻和彩繪故事來了解《聖經》的內容了。就此而言，哥特式教堂不僅是一座弘揚基督教理想的神聖豐碑，而且也成為一部普及基督教知識的百科全書。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大量精美絕倫的繪畫也出現在教堂的拱頂和牆壁之上，教堂因此而成為珍藏西方藝術瑰寶的博物館。
除了雕刻、繪畫等視覺藝術之外，音樂也在哥特式教堂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13世紀在巴黎聖母院等教堂中出現了無伴奏聖歌，"無伴奏聖歌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復調音樂，由唱詩班演唱並構成了教會敬拜的大部分內容。"另外一些音樂形式如教堂歌劇、小曲、宗教劇等也是在教堂崇拜活動中相繼產生出來的，到了近代又衍生出交響樂、奏鳴曲、協奏曲等多種新形式。與教堂雕刻和繪畫大多反映了上帝創世、聖靈感孕、基督受難、最後審判等聖經故事一樣，教堂音樂的內容也基本取材於《詩篇》等宗教經典，表現了虔誠的基督徒對天國景象的讚美和對基督救恩的感戴。與哥特式教堂的神秘幽深、莊嚴肅穆的氣氛相一致，讚美詩、聖歌等教堂音樂也具有崇高典雅、一塵不染的聖潔情調。在教堂崇拜的時候，唱詩班用清純稚真的童聲唱起《榮歸主頌》、《聖母馬利亞頌》等讚美曲，宛如天國飄來的聖樂，令人不禁潸然淚下，心馳神往……當中世紀那些充滿信仰的基督徒們走進幽深詭秘的哥特式教堂，凝視著聖壇上的耶穌受難像，聆聽著清純聖潔的讚美頌歌，一股神聖的情感就會油然從心底升起。這時候，他們才會真切地感受到基督教的靈性理想具有多麼強大的魅力！
在由於蠻族入侵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黑暗矇昧的中世紀，基督教會以其堅定的信仰和日益強大的組織(雖然它也成為導致教會腐敗和各種社會弊病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頑強地保存和傳承著古典文明的火種，另一方面在與封建王權爭權奪利的同時創造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基督教文化。正是由於教會堅持不懈的努力，推動了中世紀的文化復興運動，促進了大學的興起和學術的發展，開創了具有基督教唯靈主義色彩的中世紀文學藝術。這一系列文化復興和文化創新工作，都極力推動歐洲社會擺脫矇昧，重建文明，併為西方近代的文化變革活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中世紀基督教會不僅成為傳承古典文化的唯一接力手，而且也成為培育中世紀文化的辛勤園藝師和開啟西方近代文化的無心插柳者。
本文轉自：歷史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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