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上秋陽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它說明湖南人對中國的貢獻很大。

一、普魯士軍團頑強不屈，數百年自強不息，拯救德意志

普魯士是誰？普魯士原本是波羅的海沿岸的小王國，與德意志並不搭界。17世紀，勃蘭登堡選帝候(在今天德國的柏林地區)，獲得了普魯士的統治權，建立了普魯士王國，這樣普魯士才與德意志聯繫起來。從此，在歷代普王的勵精圖治下，普魯士頑強地發展自己的軍事，一點點發展自已的經濟與財政，建設自己的文化與教育，通過二百多年的努力，終於統一了德意志，它的軍隊，經濟與文化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深刻地影響了當今德國發展。

特別是普魯士，當它剛剛誕生時，它的祖國正經受三十年戰爭，本國的封建割據努力與外國侵略者在德意志土地上大打出手，戰火摧毀了德意志的城市與鄉村，摧殘德意志民族的生存能力，並打出了一千多個大小軍閥與割據勢力。這與中國近代歷史有相似之處。普魯士就是在這種殘破的環境下誕生的。

戰爭告訴普魯士國王，沒有強大武力的保護，便沒有普魯士的一切。三十年戰後，普魯士首先建立了常備軍，並不斷加強軍事訓練。有一個國王經常穿著軍裝，活躍在訓練場上，用皮鞭訓練他的士兵，他獲得了【士兵王】的稱號。對德意志復興至關重要的【普魯士軍團】就這樣誕生了。普魯士人以工作嚴謹，恪守紀律著稱。

二、中國也有一個【湖南軍團】，它勇敢地承擔起救國救亡的歷史責任

近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不斷侵入我國，中國很快陷入水深火熱的半殖民地深淵之中。與德意志的普魯士一樣，湖南人勇敢地承擔起救國救亡的歷史責任。

湖南有一句話叫：要讓天下真滅亡，除非湖南人全死光。

1913年，長沙第一師範迎來了一批特殊的老師與學生。它的校長孔昭綬，教授楊昌濟與學生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極大地改變了湖南長沙第一師範的教育面貌。5年後，在這個學校誕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團體一一新民學會。這個團體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很快就爆發了驚人的能量。

1918年，在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這個團體組織湖南學生出國人數最多，並在法國建立第一個支會。1924年，國共合作創辦黃埔軍校時，由這個組織發展而成的中共湖南省委組織學生入學人數最多，著名的【黃埔三傑】中的兩傑蔣先雲，陳賡都曾經是湖南省委動員去的。在共和國蔚為壯觀的將帥陣營中，湖南省藉將帥人數最多。連建國初期的中央五大書記，就有三人與當初的新民學會以及中共湖南早期組織有關。

新民學會的戰鬥力也是相當驚人的。還在五四運動期間，這個團體即領導了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並獲得了成功，影響全國。

1922年，中共湖南省委(在新民學會基礎上建立)發動安源大罷工，獲得成功，並罕見地堅持了五年(安源礦工後來參加秋收起義)。1926年，再次領導湖南農民運動，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1927年秋收起義時，湖南農民又成為毛澤東最初依靠的對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進行三灣改編，加強黨的領導，建立根據地，一支新的【湘軍】脫胎換骨，變成了人民軍隊。隨後，全國各地的共產黨軍隊均以它為楷模，進行改造，發展壯大，最後奪取全國政權。

三、【知行合一】的湖湘文化深深影響著中國革命與未來

普魯士在德國之所以能成功，除了強大的武力以外，還與歷代普王重視哲學文化建設與教育有很大關係。

遠在18世紀後期，普王就與法國的啟蒙運動領導人伏爾泰有著密切的交往與思想溝通，深受啟蒙運動影響。19世紀，普王建立了歐洲第一個集學術研究與科學教育為一體的洪堡大學，重視理論研究與科學試驗，奠定了德國科技強國的文化基礎。

毛澤東就深受知行合一，砥礪品行的湖湘文化影響，除了注重人格修練外，格外重視知行合一，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致使毛澤東在其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不但學習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而且能夠根據知行合一原理，重視理論運用，發展出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

隨後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創新了軍事理論，創新了黨建理論，創新了革命鬥爭實踐方式，寫出了【實踐論】與【矛盾論】，出神入化地指揮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政權，無不打上湖湘文化的烙印。

陽城導航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從曾國藩的湘軍、毛澤東的工農紅軍來看是可以這麼說。但是就我個人的感覺來看湖南人確實有它很獨特的地方！首先湖南人並不排外，甚至有一種包容開放的情懷！在長沙的嶽麓山腳下的三個重點大學內外溜達，你會感受到長沙人民火一般的熱情！我幾乎見不到湖南學生聯合起來欺負排斥外來的學生！另外我還感受到一種和別處不一樣文化氛圍！從佇立橘子洲頭、風華正茂的、年輕的毛澤東巨大的花崗岩雕像到嶽麓山腳下那揮著巨手的、彷彿農民伯伯式的慈祥的毛澤東雕像裡，你會有不同的解讀！深邃的眼睛一直射到湘江北去的遙遠地方！愛晚亭前那揮著慈祥的手的巨人，彷彿象徵性的閱盡了人間的滄桑！還有那神秘的千年書院！裡面到底藏著什麼秘密？我還想知道:曾經鐵血的湖南為什麼會走入現在的文明？難道湖南人的集體主義、包容開放的精神來自普魯士主義？

煉丹爐2

近現代的湖南人才呈現井噴之勢，而之前的湖南相當低調，是什麼原因？這個問題很多人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清初以前，沒有一個獨立的湖南，也沒有湖北，而是湖廣，首府設武昌，科舉制的省試在武昌進行，科舉的路途過於遙遠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現在的湖南版圖上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才較少，而後因湖廣太大分湖南湖北，這之後的湖南人才就開始顯現，魏源、王船山、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相繼出現，譚嗣同、黃興、蔡鍔等也緊緊跟隨，然後就是開國領袖們！所以，人才是教育決定的，如今，湖南的高考壓力在全國排名靠前，能否繼續湖南的人才井噴？就看湖南的高考壓力能否降點溫！

湄江公社123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這一說法流行於民國時期，大體是要表達：如果把中國比作德意志，那麼湖南就是復興德意志的普魯士。

毛澤東主席就是湖南人，而他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或許，當代中國人對“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理解，第一時間會想到這件事。

這是事實，也是佐證。然而“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說法，絕沒有這麼簡單，還有更深層的歷史原因。

遠的不扯，就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歷史開始審視，你會發覺湖南人對中國歷史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裡不得不提曾國藩和他的湘軍，當年有“無湘不成軍”的說法，清朝政府正是靠著湘軍撲滅太平天國起義。

戰爭很殘酷，但也讓湖南人看到西式“火槍火炮”的威力，曾國藩、左宗棠等湖南高官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

19世紀的湖南，很快成為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熱土，隨著相伴而來的是現代教育、婦女解放運動等新理念。

列強壓迫愈甚，亡國危機愈烈，湖南人沒有麻木不仁，而是奮起救國……湘陰人郭嵩燾成為早期維新派代表，瀏陽人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殉國，而黃興、宋教仁、蔡鍔直接參與中華民國的建立。

抗日戰爭時期，湖南成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戰場，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造成日軍20餘萬人傷亡，湖南人為之付出慘重代價。

湖南人也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出一份巨大的力量，看看數據就能感覺到。比如十大元帥有3個湖南人（彭德懷、賀龍、羅榮恆），開國十大將有6個湖南人（粟裕、陳賡、許光達、蕭勁光、黃克誠、譚政）。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的吹捧，而是湖南人擔當得起！你覺得呢？

子屠龍

除了中國的普魯士，還有一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說這話的是北洋政府擔任教育總長的湖南人楊度。這話充滿霸氣，卻也是事實，近代的幾次歷史轉折，民族存亡的關頭，確實是湖南人先站起來，挺起民族的脊樑。辛亥革命孫中山主文，黃興主武，黃興是湖南人；袁世凱稱帝第一個通電全囯，打響護國討袁戰爭第一槍的雲南總督蔡鍔也是湖南人。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湖南人都留下了鮮明的形象，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改革開放後的胡耀邦，朱鎔基等那一個都敢於擔當、個性沖天。還可上朔至晚清曾國藩，左宗棠生活的時代，如果沒有曾國藩創立的湘軍，清朝在咸豐年間就亡在洪秀全手上了；曾國藩的哲學思想有毛澤東的那句"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足以說明其份量。我在讀人物傳記中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近代中國的一些風雲人物都把《曾國藩家書》看的比較重，如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後，毛澤東給毛岸英列的必讀書中，就有《曾國藩家書》;而同樣是從蘇聯回國的蔣經國，回國後在溪口讀書，蔣介石給蔣經國開的應讀書的目錄中，《曾國藩家書》也赫然在列。

左宗棠從俄國人手裡收復新疆伊梨時，己經69歲高齡，抬棺西征，那股視死如歸的精神，大軍未到己令老毛子膽寒，收復土地面積相當於四個法國，八個湖南，"中國不能沒有湖南，湖南不能沒有左宗棠“(慈禧語)，實際上左宗棠一死，風雨搖曳的清王朝己迴天無力了。！

從晚清上推，湖南確實比較冷清，這是一種很奇異的現象，用風水學顯然沒辦法解釋了。也許那句"風水輪流轉"更符合辨證法。

王洪濤6807

湖南在清中期並不突顯，只是一個農業大省。

在歷朝歷代官場，湖南也不是科舉大省。

那為什麼湖南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厚的一頁，出了無數人材？

很簡單，湘軍

在與太平天國攻伐的那些年，雙方把富庶的江浙省殺的赤地千里。據史載，平亂後，從南京到安徽那是十室九空，歷年財富蕩然無存。

錢去那兒了？

曾國荃攻克南京後屠城，上報朝庭無繳獲天國之國庫。卻有言官彈劾：湘軍撤回湖南，長江上揚帆百里……

這些錢極大改變了湖南的傳統結構，湘軍是當過兵的，也知道讀書是改變階層最直接的方式，中國封建傳統社會有錢階級除了對土地的信仰外，還有官的信仰，培養下一代讀書除了富起來的第一目標。

於是——血腥的銀子變成了革新的動力，以千千萬同胞的頭積累了原始資本與文化。

成一人之功而毀億萬人之福成了湖南籍的功勳，偉大

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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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近代德國以普魯士為中心完成了統一，實現了德國的快速崛起。我國的湖南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的普魯士”，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湖南地處中國中南部，資源豐富，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湖南盛產稻米（湘米），從明朝開始就成為中國重要的產糧區（古語：“湖廣熟，天下足”），而且資源豐富，尤其是礦藏豐富，素有“有色金屬之鄉”之稱。同時在地理上處於中國一二級階梯的交匯處，進可攻，退可守，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抗戰中以其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和獨特的地理優勢為中國的持久抗戰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湖南民風剽悍，近代中國歷史上曾流傳“無湘不成軍”的說法。這從曾國藩所創辦的湘軍足以說明這一點。歷史上的曾國藩仿明代戚繼光之營制，招募湖南鄉民，編練成一支新型地方武裝。人稱“湘勇”或“湘軍”。由於湘兵吃苦耐勞，驍勇善戰，再加上書生加山農的獨特體制，因此戰鬥力相當強悍。從此湘軍取代綠營成為清軍主力。民國時期，軍閥混戰，湘軍的戰鬥力在各地軍閥部隊中也是數一數二的。

最後，湖南人文薈萃，能人輩出。尤其從19世紀中期以來湖南政治軍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國之首。從洋務運動中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維新變法運動中的譚嗣同、唐才常、沈藎、林圭，到辛亥革命中的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再到護國運動的中的蔡鍔，這些聲振寰宇的人物都是湖南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大批湖南有志青年踴躍報考黃埔軍校。據統計，黃埔軍校1至5期共有學員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佔1/4強，居全國之冠。我軍高級將領中湖南人比比皆是，十大元帥中湖南人有三位，分別是彭德懷、賀龍、羅榮恆，開國十大將中湖南人有六位，分別是粟裕、陳賡、許光達、蕭勁光、黃克誠、譚政。57位開國上將中湖南人有19位，分別是蕭克、王震、鄧華、彭紹輝、李濤、傅秋濤、甘泗淇、宋任窮、蘇振華、鍾期光、宋時輪、朱良才、唐亮、楊得志、陳明仁、陶峙嶽、楊勇、李志民、李聚奎，佔比1/3，177位開國中將中湖南人有73位（佔 41．20％）。在中共七大中選出的領導解放戰爭，推翻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五大書記中有三位是湖南人，他們分別是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湖南人為中國的近代化，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淮上秋陽

1903年10月，梁啟超所創辦的《新民叢報》刊登了一首長詩：《湖南少年歌》。

詩中將中國湖南，與古希臘的斯巴達，德意志的普魯士並稱：

1903年的中國

經歷太平天國戰爭、甲午戰爭、庚子國變等一系列的戰爭後，清朝已經國勢大墜。對外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自此成為列強爭強鯨吞的對象；對內則有知識分子紛紛提出救國方針，主要分成立憲派與革命派兩種改革路線。

1901年，立憲派康有為、梁啟超等推動立憲運動，梁啟超發表《立憲法議》，希望讓光緒帝成為立憲君主。而慈禧太后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彷歐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憲、建立清朝新軍、廢除科舉、整頓財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對清廷的改革失望，他們鼓勵推翻清朝，建立中華共和。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各地方的進步人士都主張立足家鄉，保全中國，救國從愛鄉開始。

作者及創作背景簡介

楊度（1875年1月15日－1931年9月17日），生於湖南湘潭縣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瓚，字皙子，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

楊度的祖輩世代務農，祖父楊禮堂是湘軍李續賓部的哨長，大伯楊瑞生亦隨父參軍，三河之戰*中楊禮堂陣亡，楊瑞生死裡逃生，後被升為總兵。

楊度十歲喪父，被過繼給伯父楊瑞生，十六歲時改名為“度”。光緒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得中順天府鄉試舉人。

會試期間楊度參與公車上書事件，由此認識了梁啟超等人。還鄉以後，師從衡陽東洲、船山書院名儒王闓運，同門還有夏壽田、八指頭陀、楊銳、劉光第、劉揆一、齊白石等。

後來因為時局的變化，楊度對新學也開始感興趣。光緒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梁啟超在長沙辦時務學堂，蔡艮寅、劉揆一、楊度同在一起聽課、討論國事。

（注：三河之戰是1858年11月，太平軍與湘軍在安徽三河鎮（今屬肥西縣）的一場激戰。此役湘軍戰敗，名將李續賓陣亡。）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十九年，楊度先後兩次赴日求學；10月，感於“國事傷心不可知”，和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作《湖南少年歌》，並發表於《新民叢報》。

萬里長空夜未央

這種說法應該是為了體現湖南省在新中國建設中發揮的重要領導作用，就像普魯士在德國統一進程中的地位，湧現了包括毛主席，彭德懷等人在內的大量革命領袖。

普魯士作為一個邦國，憑藉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引導了德國的統一。

湖南也是如此，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湧現過曾國藩的湘軍，領導黃花崗起義，組織成立了中國同盟會的黃興，有程潛，唐生智這樣的國民黨將領，也有彭德懷，賀龍，羅榮恆，慄裕，這樣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所以說，近代湖南的歷史貫穿了從清末到建國以來中華民族覺醒的進程，因此才有“無湘不成軍”，“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說法。

但湖南人和普魯士人的性格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說是相反的，這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槽點。

普魯士人的精神是嚴謹，秩序，服從，而湖南人則更加熱情，冒險主義，敢於打破舊規則，在寒冷陰沉的波羅的海之濱成長起來的普魯士人和在潮溼炎熱的山湖之間成長起來的湖南人性格不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士兵國王腓特烈曾經不止一次鄙夷過音樂，認為那是讓他的士兵們喪失鬥志沉溺享樂的洪水猛獸。

普魯士之魂

偉人毛澤東便說過：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這便是鬥爭哲學。這種不怕死，霸得蠻的性格，在動亂年代，尤其是為新中國建立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經濟社會，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40年裡，素有“魚米之鄉”“湖廣熟、天下足”美譽的湖南的確落伍了，正如民間人士調侃：湖南不東不西，不是東西。一年千餘萬青壯年打工仔南下廣東，湖南人臉上無光，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將帥及為之付出生命湖湘先烈，情何以堪？！

湘人當自強，湘人要富強。埋頭苦幹，不搞內鬥，大放開促大融合，大開發促大發展。再鑄湖湘輝煌，再續湘人雄風！

作為湖湘子，才無愧於先烈，無愧這遍紅色土地。

關鍵字: 文化 歷史 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