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能实现贞观之治,其实只是把这六个字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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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26年即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元年。当时正值大战乱之后,全国是烟火零落,景象萧条。老天也不帮忙,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二年天下闹蝗虫,三年又发大水,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边境上强敌压境,就在唐太宗登基仅二十天后,突厥前二十万大军就进兵到距长安不远的渭河边上。幸亏太宗亲自率军迎,才使突厥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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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在唐初,一直是严重的外患,经常在边境上骚扰抢掠,使初唐的北部没有安宁的日子。经过几年准备后,贞观三年冬,太宗派著名战略家李靖为统帅,率领李勣等大将,士兵十余万人征讨突厥。李靖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轻骑神速进兵,彻底打败了突厥,几乎将突厥全部人口和牲畜都俘获,并活捉了其首领一一从唐初起就率军入侵的颉利可汗。这个巨大的胜利,使大唐帝国的北部边境安定了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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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刚登基时,由于内外交困,这位二十八岁的皇帝想起隋炀帝灭亡的历史教训,害怕重蹈亡国的覆辙,日夜焦虑不安。他问大臣魏征,怎样才能当一个英明的皇帝。魏征回答是八个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八个字成了唐太宗日后处理国家大事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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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治理国家有两个极重要的具体措施,这就是纳谏与用人。纳谏就是倾听不同意见。

唐太宗曾对大萧瑀说:“我从少年时起就喜爱弓箭,自以为很懂得鉴别弓的好坏,先后得到好弓十几张,认为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给制弓的工匠看,工匠说都不算好弓,因为木纹不直,弓虽然很硬,射出去的箭却不准。我在马上用弓箭取得天下,还没有真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全都能懂呢?”有了这种自知之明,才有可能纳谏。如果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什么都比别人高明,那就没有纳谏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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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刚即位不久,曾经和大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之后,要治理人民恐怕很困难。”魏征说:“不然,民众长期受战乱的痛苦,治理是容易见效的。这好像给饿得要命的人吃饭,给渴人喝水,是不费力的。”

另一个大臣封德彝反对魏征意见,说:“从远古以来,人心越来越坏,所以秦用严峻的刑法,汉朝则弃用霸道来治理。他们不是不想教化治理人民,而是办不到才这样。魏征说的是书生空谈,只能使国家动乱,不可听信。”

魏征当即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坏,坏到今天,人都变成了鬼怪,还要谁来治理干什么。实际上看你治理的方法,行王道,行霸道,所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封德彝无法回答,但是心里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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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赞同魏征意见,努力政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果然,在太宗当皇帝七年之后,天下大治,生产发展,米价贱到一斗只卖三个铜钱。东至海边,南过南岭,夜不闭户。千里行人不用带粮,旅途上皆可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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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少数民族看见唐朝强盛,纷纷要求内附,他们都愿意穿上唐的衣冠,带刀为宫廷守卫。太宗对群臣说:“这都是魏征劝我行仁义的结果啊!可惜封德彝死了,不然真应该让他亲自看看。”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谥号叫文贞。魏征死后,太宗曾对侍臣说:“铜做的镜子,可以照人使衣冠穿得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正确与错误。现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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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年后,元和四年三月,唐宪宗看贞观年间的政治记载,对于魏征的犯言直谏表示很欣赏,下诏书给京兆尹(相当于长安市长),访查魏征的子孙及故居。魏征故居在长安朱雀街东永兴坊,到元和时已变卖多次,换了好几个不同姓的主人,并分为九家居住了。宪宗下令拨出内库钱一百万赎回旧居,赏给魏征的后代魏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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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所谓犯颜是不怕言语直率引起皇帝的震怒。

贞观四年,太宗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谏道:“现在的财力物力远不如隋时,可你要劳民伤财修这种工程,那还不如隋炀帝。”

太宗一听把自己比做隋炀帝,不禁大怒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殷纣又如何?”

张玄素毫不畏惧地回答说:“如果你坚持要修此殿,闹得天下动乱,就会落得和他们同样的下场。”

太宗醒悟了,下令立即停工,并赏赐张玄素绢五百匹,奖励他的“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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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臣中,魏征的犯颜直谏尤为突出,经常在朝堂之上当着众大臣面前指出太宗的过失,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太宗的盛怒,仍旧神色不变,继续讲理。他先后上书建议二百余事,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不愧为贤内助。一次唐太宗下朝回宫,怒气冲神地说:“总有一天杀掉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上当着众人使我下不来台。”皇后听后,退回内室,穿起皇后的礼服,要对太宗行大礼道贺。太宗很奇怪地问:“你这是干甚么?”长孙皇后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英明之主,臣妾怎敢不贺。”这几句巧妙的批评使太宗明白了,气也就消了。

唐太宗的第二个具体措施是任用贤才。他用人不拘一格,而且推心置腹,信任不疑,使得许多人对他忠心耿耿,愿效死力。

魏征投唐后,是唐太宗哥哥李建成的部下,当时兄弟之间因争夺政权已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魏征曾多次劝建成早定计划下手,可建成不听。太宗杀建成后,召魏征来斥责说:“你为甚么要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魏征面不改色从容地说:“太子(指建成)如听我的话,不会今天遭杀身之祸。”太宗非常佩服他的胆识,不仅不生气,反而任命他为重要大臣,特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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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武将、开国功臣尉迟恭,是从刘武周起义军那里来的降将,唐太宗赏识他的武艺才干,对他信任不疑,投降不久即任命为自己的侍卫队长。

在后来的作战中,尉迟恭屡建奇功,并在千军万马中救过太宗的性命。如在河南和王世充作战时,一次太宗和尉迟恭只带了五百骑兵去打听虚实,被敌军万余人包围,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举槊直刺太宗,被尉迟恭从侧面冲来,刺雄信落马,保太宗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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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原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落魄很不得意。他西来长安,住在新丰(今陕西临潼附近)的小客栈中,店主人只顾招待那些商贩而不理他。后在长安中郎将常何家作门客。

贞观五年,太宗下诏叫文武官员上书议论朝政的得失。马周替常何写了二十多条建议奏闻,太宗看后极为赞赏,一想常何是不识字的武将,哪有这种学识,询问后知是门客马周所作。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尚未动身时,太宗派三批使者催促,可见求贤如渴的心情。

马周谒见后,谈了很多当时政治得失,太宗非高兴,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后一直升任到中书令(宰相之一),为贞观之治尽了很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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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才能,只会拍马钻营的佞臣,太宗很注意予以疏远或罢黜。一次太宗站在一棵树下,偶然称赞树长得不错。站在他边上的一位大臣宇文士及接着就对此树赞美个不停,太宗于是斥责他道:“魏征常劝我要疏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今天才知道原米就是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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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开创彪炳千秋的贞观之治,综合起来其实只有六个字:纳谏、任能、养民,这几项措施的实施,使得在贞观年间,唐代的文治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贞观之治”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典范,成为后世历代君臣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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