閬中(保寧府)被誤傳了一百六十多年的謊言!

“歷史”也時常被人重新翻檢拿來說亊,並頻頻見之於一些大眾媒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在國內很有影響的科普作家寫下的一段文字:

“在四川,便有這樣一個故事:清朝同治年間,在保寧府大堂,一天突然陷落了一大塊,從地下冒出一座碑,上刻有‘牛鳴地震’四字,據說是諸葛亮留下的預言,大家理解為牛叫起來地就要震,於是禁牛入城,並讓農村養牛的,給所有牛嘴中加上一小段橫木,讓它叫不起來。誰知後來又來了一位知府姓牛,而知縣姓鳴,兩人恰好同時到任,而就在這一天地震了,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牛鳴’在此,如此荒誕不經的(傳說),卻是被一本正經地記在《寄蝸殘贅》這本書中。”(摘自陶世龍:《論中國古代科學:科學在中國的悲哀》,著名地質學家、礦物學家、地質學史專家王嘉蔭教授也曾引用過該例證——筆者注

這裡提到的《寄蝸殘贅》,是出自一位署名“葵愚道人”,刊刻於清同治年間的筆記體小說,原文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保寧府地陷一穴,露出碑有‘牛鳴地震’四字,因禁牛入城,並將鄉村所蓄牛俱橫小木欄口以阻止其鳴。未幾,知府牛樹梅、知縣鳴鐸(謙)同時蒞任,地忽大震,城垣傾坍。是日正值丁祭,兩校官俱祭服死於廟內。縣署坍塌,知縣從窗欞躍出,伏地而免,眷口盡沒。闔城死者二十餘萬。”。

閬中(保寧府)被誤傳了一百六十多年的謊言!

此外,還有另一本清光緒時由深澤(今屬河北)王用臣所著《斯陶說林》也有詳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保寧知府牛樹梅、知縣鳴鐸(謙)同時蒞任,地忽大震,城垣傾坍。是日正值丁祭,兩校官俱祭服死於廟內。縣署坍塌,知縣自窗欞躍出,伏地而免,眷口盡沒。闔城死者二十餘萬。”

閬中(保寧府)被誤傳了一百六十多年的謊言!

二者大同小異,如出一轍。據考證,後人或引錄,或轉述的這則“玄龍門陣”,均出自於這兩本原著。一百六十多年來,居然成了歷史的繆傳和被繆傳的歷史,以訛傳訛,貽誤後學。如《中國地震簡目》(國家地震局編)、《四川地震目錄》(國家地震局成都地震大隊編)、《四川省地震幅》(四川省測繪局出版)等均有引用。

其實,只有查閱一下方誌等文獻史料即可得知:

一、現有保寧府志、閬中縣誌,均無知府牛樹梅、知縣鳴鐸(謙)的任職記載。但在歷史上又確有其人:

據《省齋全集》(牛樹梅撰,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甘肅《通渭縣誌》等載:牛樹梅,字雪樵,號省齋,通渭縣雞川鎮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進士,先後在四川省的雅安、隆昌、彰明(今江油市彰明鎮)、石泉道(今北川)、資州(今資中)、茂州(今茂縣)等地任過職。鳴鐸(謙),當時也在西昌任過知事。但二位均末在保寧府閬中縣履過任。

二、閬中地方誌,總體而言還是基本完整、可信的,歷來修志中又特別注重大事記、天災、異象、考證、軼事各類。僅就地震記載而言,最早可追溯至的東漢“延光三年(124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晉武帝太康元年七月(285年8月),“巴西地震”;下可查尋到民國年間的多次記載,但卻沒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地忽大震”之說(前引陶世龍文中稱“清朝同治年間”應屬有誤)。其它地方也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寧遠府(今四川省西昌市)發生過一次大地震,而在此期間也正是牛知府、鳴知縣在當地任職之時。

三、清嘉慶元年(1796年),當時的閬中人口統計有28354戶計98473人(其中男49047人,女49426人)。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間隔雖才五十年,但一次地震就達到“闔城死者二十餘萬”,顯然太言過其實,更不足信。

現在再回頭看看始作俑者的兩位“文墨騷客”:

《寄蝸殘贅》(共十六卷,八冊),其人真實生平事蹟不詳(亦說為汪堃撰)。據書中自序稱,作者曾作官蜀中,抗擊過太平軍,後可能仕不遂人願,只好“避跡光福山中”,以免“進為逆黨所陷,退為奸孽所讒”。後受《閱微草堂筆記》影響撰寫此書,“時年六十有六,同治壬申孟秋葵道人識於不懼無問齋”。

《斯陶說林》(共十二卷,光緒十八年,1892年刻本)。作者王用臣字念航,河北深澤縣人(今屬石家莊),出身於縉紳仕宦之家,其祖父曾在乾隆朝任過職,家學淵源,藏書頗豐,他利用養病期間,博覽群書,並選其精闢段落(不少書籍今已佚),輯成文言筆記小說。

這兩本著錄的共同特點就是清代盛行的筆記體、綜合類小說。時人喜歡將坊間各類素材——包括箴規、軼事、趣聞、文藝、考證、清談、詼諧、技術、閨秀、詳異、隨筆等方面,涉及生產生活各個領域的東西編纂在一起,儘管可讀性、趣味性很強,均有一定參考價值,但畢竟不是嚴謹的學術史料,道聽途說成分偏多,魚目混珠自然難免。

閬中(保寧府)被誤傳了一百六十多年的謊言!

致使本來就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事,又遇上了快餐式網絡閱讀時代、不加考究和分析的傳播,不僅讓當時的保寧知府和閬中知縣大人都蒙受了“狗攆摩托,不懂科學”的羞辱,還讓這段舛誤荒唐的“史話”繼續訛繆流傳。因此,作為已經沉澱的亊實,歷史有時也會因諸多緣由,或被人為的遮蔽和扭曲,或被集體性遺忘而湮滅,或因動機各異而杜撰和虛構,後人在“以史為鑑”時也當審慎為之,以免出現更多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的悲哀。(文/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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