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與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現偉大夢想,必須建設偉大工程。這個偉大工程就是我們黨正在深入推進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長期以來,我們黨堅持把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作為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來抓,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範。我們黨97年的奮鬥歷程充分表明,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黨的優良作風的生成土壤,是黨的旺盛生機的動力源泉,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的重要條件,是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歷史使命的有力保障。總結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成功經驗,對於我們進一步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深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01

堅定理想信念是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

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與啟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用光輝文獻為我們詮釋了堅定的理想信念。大革命失敗後,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許多人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一些人甚至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針對這一現象,毛澤東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經典之作,詮釋了他堅定的理想信念。發動了秋收起義,率領工農紅軍挺進井岡山,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正確道路,為中國革命取得全面勝利指明瞭前進的方向。後來,由於“左”傾錯誤路線佔據了領導到位,毛澤東受到排擠,但他沒有消極,積極爭取為黨工作的機會。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後,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說服他們接受他的意見,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全國抗戰爆發後,國內投降妥協的言論甚囂塵上,毛澤東寫下《論持久戰》這篇光輝文獻,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當解放戰爭進行到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勝階段,毛澤東向全黨全軍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徹底結束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對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始終堅持,中國革命才能夠取得勝利。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無數革命先烈用寶貴的生命為我們詮釋了堅定的理想信念。李大釗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堅信共產主義將來一定會勝利,豪邁宣稱:“試看將來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7年4月,李大釗被捕後堅貞不屈,面對絞刑架,宣揚共產主義必勝的真理,從容就義。夏明翰在就義前寫給妻子的信中說:“拋頭顱,灑熱血,明翰早已視等閒,‘各取所需’終有日,革命事業代代傳,堅持真理繼吾志,誓將真理傳人寰!”方誌敏在獄中寫下了:“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直言自己為信仰而死的堅定決心。


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與啟示


“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紅軍數萬里長徵用“腳步”為我們詮釋了堅定的理想信念。長征途中,紅軍爬雪山,過草地,艱苦卓絕,理想勝天。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無比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廣大紅軍指戰員憑著堅定的革命理想,無堅不摧,一往無前。長征勝利啟示我們:沒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沒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撐,要取得長征勝利是不可能的。

革命理想高於天。堅定的理想信念曾激勵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後繼、頑強奮鬥,我們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始終保持全黨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

02

嚴明黨的紀律是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

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嚴明黨的紀律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

嚴明黨的紀律在我黨歷史上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早在1920年9月,蔡和森致信毛澤東商議建黨,信中指出:“黨的組織為極集權的組織,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必如此才能養成少數極覺悟極有組織的分子,適應戰爭時代及擔負偌大的改造事業”。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在黨處於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次提出了9條紀律。1927年,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明確規定“嚴格黨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及全體黨部最初的最重要的義務”。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這次全會制定並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和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和紀律的決定》。1945年,黨的七大《黨章》第一次把黨的紀律寫進總綱:“中國共產黨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組織起來的,是以自覺的、一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紀律聯結起來的統一的戰鬥組織。”


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與啟示


1948年9月,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勝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由抗戰勝利時的120多萬增加到400多萬,解放區從十幾塊根據地擴展到了長江以北的大半個中國。在此關鍵時刻,如何才能使黨中央下達的戰略任務和工作方針在全黨全軍迅速傳達和堅決貫徹執行這一問題擺在了黨中央面前。為此,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以“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為中心議題,要求全黨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建立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作出 “六條規定”。 “九月會議”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為我們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為正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積累了成功經驗。

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一條是嚴明黨的政治紀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歷史經驗證明,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後,就必須有嚴明的政治紀律來保證其路線的貫徹執行。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提出了“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指出:“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紀律挺在前面,全面從嚴治黨,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淨化黨內政治生態,黨內政治生活出現了新氣象。

03

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是我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有力武器。黨內能夠正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堪稱其中的典範。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首先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主動承擔了責任,並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和紅軍長征初期的損失,雖然有眾多客觀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軍事指揮上、在戰略戰術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批評李德不懂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趕到打仗,這樣哪能打勝仗?這完全是瞎指揮!紅軍總司令朱德在會上嚴厲批評“左”傾錯誤給紅軍造成的損失,他說:“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正是因為老一輩革命家善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真理在誰手就跟誰走”,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


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與啟示


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典範。這次整風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毛澤東在解釋這個方針時指出:‘懲前毖後’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就是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充分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真正作到敞開思想,暢所欲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逐步辨明是非,達到了思想上的統一。

整風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深刻汲取整風運動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運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04

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是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制度保障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建立起來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都反覆強調只有堅持民主集中制,克服黨內分散主義和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才能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論。


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與啟示


中共從六大到七大召開,其間長達17年。在1938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麼是民主生活,什麼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係,並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強調:“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論,強調:“現在必須放手地擴大我們黨內的民主生活,必須實行高度的黨內民主,同時,在實行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黨的領導上的高度集中。” 這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第一次規定了黨員的權利與義務,概括和提煉了黨的三大作風,初步形成了我們黨所特有的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範。毛澤東在七大閉幕會上指出:“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範,是自我批評的模範,又是黨內民主的模範。”

堅持民主集中制,要求我們黨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都是在偉大的鬥爭和實踐中形成的。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35年遵義會議前,由於全黨和中央沒有一個領導核心,導致我們黨的事業幾經挫折。直到遵義會議逐步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我們黨才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由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說:“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嗎?”“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我們這樣一個大黨,要凝聚全黨、團結人民,就必須有一個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眾望所歸、當之無愧的。全黨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05

堅持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是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是一個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根本問題。

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曾經有過慘痛的教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從蘇聯回來的中央領導人照抄照搬蘇聯革命的經驗,致使黨和紅軍遭到了慘重的損失,被迫踏上長征之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成為黨中央的實際領導人,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帶領黨和紅軍從挫折走向勝利。通過延安整風和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全黨進一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克服了長期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傾向,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就要加強調查研究。毛澤東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本人十分注重調查研究,把調查研究看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大革命時期,他通過調查研究,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帶領起義軍走上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當有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悲觀失望之時,毛澤東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戰爆發之初,毛澤東系統分析了中日兩軍兩國的實際情況,寫下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提出了抗日戰爭的三段論,指揮八路軍堅持在敵後開展游擊戰,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發展壯大。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由陝北向河北西柏坡轉移路經山西時,每到一地都要進行調查研究,根據實際瞭解的情況,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第一次完整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土地改革工作的總路線。


黨的歷史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與啟示


毛澤東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調查研究思想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新形勢下,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學習和弘揚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

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一大批惠民措施落地實施,人民群眾的獲得感顯著增強。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就要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從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黨的歷史上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經驗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只要黨內政治生活開展的嚴肅認真,黨就團結,就有力量,就能克服各種困難,抵禦各種風險,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前進和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號召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不忘初心,完成使命,就必須善於從歷史的經驗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堅定理想信念,牢樹“四個意識”,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實現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把黨建設的更加堅強有力,更好擔負起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院(省地方誌研究院)黨史研究四室副主任,本文原載於《前進》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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