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矛盾論》的諸多研究之中，爭論激烈且褒貶不一的一個問題在於《矛盾論》的來源問題。其中，國外有學者惡意抹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把《矛盾論》貶低為對蘇聯教科書的生搬硬套。這種觀點以“抄襲說”著稱。如美國學者施拉姆就曾以“非常拙劣”和“簡單抄襲”來評價《矛盾論》，他在《毛澤東的思想》一書中，認為《矛盾論》有相當大的部分,尤其是開篇那幾章,幾乎是不加掩飾地照搬蘇聯的教材,而毛澤東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的地方，結果常常不甚理想。波蘭的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則宣稱：“毛的哲學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一些平平常常的觀點的簡單重複。”這些觀點顯然都有失偏頗。毋庸置疑，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不僅立足於中國具體革命實踐，還創造性地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而《矛盾論》的問世，也恰恰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突出貢獻的體現。
一、《矛盾論》與蘇聯教科書的文本對照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矛盾論》形成之前，由於較少能夠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毛澤東就曾對蘇聯的哲學教科書進行過細緻的研究。其參考書主要是在蘇聯盛行的三本哲學著作：西洛可夫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著述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以及米定、拉里察維基等著的《新哲學大綱》。毛澤東從中整理出大量的理論資源，這在其哲學批註集中可見一斑。因此，蘇聯教科書是《矛盾論》直接的理論來源這一說法表面上看是有其根據的。
毛澤東在《矛盾論》開篇就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並補充道：“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可見，把矛盾法則視為辯證法本質的這個命題並非毛澤東的原創。對照《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可以發現，這個命題實則是轉述了該書中第三章第四節的標題“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統一及鬥爭。”在《矛盾論》中，毛澤東轉述或是概括蘇聯教科書的內容還有以下幾個部分：《矛盾論》的第一節關於“兩種宇宙觀”的論述，主要概括了米丁所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的第二章唯心論與唯物論中的內容，並且文中關於“形而上學的見解”和“辯證法的見解”的解釋則是轉述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的表達：“依照第一種見解，所謂發展，是存在物之單純的增減”和“第二種見解以為一切事物都由於對立的鬥爭、由於統一物的對立而發展”；第二節“矛盾的普遍性”的內容則是提煉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三章第八節“自始至終的過程之矛盾的運動”中分析《資本論》研究方法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內容；在第五節的“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與鬥爭性”中，毛澤東指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雙方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原理以及矛盾對立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特徵，這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第三章第六節“對立的相互滲透”和第九節“對立之統一，同一性是相對的，雙方的鬥爭是絕對的”這兩節中也能找到相關的論述，例如“對立的相互滲透，一個對立向他一對立的轉變，存在於一切過程中”“同一性，帶有相對的、一時的、有條件的性質。兩者之間的鬥爭是絕對的，把同一性作為其動因而包含著”；《矛盾論》的第六節“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也借鑑了教科書的內容，《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對“以對立的和解為基礎”的修正主義的批判詳盡闡釋了對抗鬥爭在矛盾中的重要地位，米丁版教科書也通過抨擊孟什維克主義論證了這一點。
通過文本對照，不難發現毛澤東所撰寫的《矛盾論》確實深受蘇聯教科書體系的影響。在一些特定的概念和內容上的確是轉述或是概括了蘇聯教科書中的相應內容。但如果僅從這一點就把《矛盾論》歸於是對蘇聯教科書的抄襲，難免有失偏頗。恩格斯曾指出：“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且不說毛澤東借鑑蘇聯教科書的做法本身就符合理論建設的一般規律，即吸收前人優秀的理論成果，更重要的是在《矛盾論》一文中，毛澤東表達了很多同蘇聯教科書體系不同的、甚至是超越它的獨到見解。
首先，從整個文本論述的結構上看，相較於蘇聯教科書，毛澤東對於矛盾法則的論述更具系統化和科學化。蘇聯教科書是在論述質量互變規律中穿插著對矛盾法則的論述，而《矛盾論》則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採取總分結構，對矛盾法則中的各原理的論述更加清晰和集中。例如在蘇聯教科書中對矛盾特殊性的論述基本是零散的，而毛澤東則集中闡釋了矛盾特殊性——“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並且毛澤東還以共性和個性的關係詳細闡釋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這也是他對蘇聯教科書的創新和超越所在。
其次，從論述的重點來看，蘇聯教科書更加側重於強調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根本矛盾，尤其突出了生產力在諸多矛盾之中所起到的主導性作用。相比之下，毛澤東更多地關注矛盾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所呈現出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各方面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展現出的相互影響、相互決定的交互作用。例如，在分析資本主義從自由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這一歷史過程時，蘇聯教科書著重突出始終貫穿於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一根本矛盾。而毛澤東則指出，雖然根本矛盾不變，但是由於矛盾的其他方面發生了變化，所以帝國主義相較於自由主義則展現出不一樣的階段性特徵。不僅如此，在分析諸多矛盾中誰起主導性作用的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超越了蘇聯教科書中只侷限於生產力占主導地位的觀點，他不僅詳盡地論述了在教科書中隻言片語提到的主次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他還強調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原理。對此，他認為如果始終把生產力、社會實踐和經濟基礎視作諸多矛盾中的占主導地位的矛盾，必然會陷入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之中，“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毛澤東對矛盾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的關注，使他不僅避開了蘇聯教科書中“經濟決定論”的片面性，還獨創性地豐富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學說，這正是《矛盾論》超越蘇聯教科書的價值所在。
通過上述的對照分析，不難看出“抄襲說”這一論斷的片面性，那麼毛澤東之所以能夠超越蘇聯教科書體系的原因何在呢？根本在於毛澤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矛盾論》絕不僅是對蘇聯教材的簡單摘抄，而是在取其精華的改寫基礎上，立足於中國實際的加工與昇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蘇聯教科書體系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同蘇聯的實踐背景和理論發展背景緊密相連，明顯帶有“蘇聯化”的色彩。其中關注根本矛盾和生產力因素占主導地位的這一傾向，正是受到第二國際時期的“經濟決定論”的影響，並且也是蘇聯理論工作者在批判德波林學派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實踐中得出的結論。與蘇聯理論工作者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是立足於中國複雜且多變的矛盾環境中，將具體且深刻的中國革命實踐經歷融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中，並且毛澤東還利用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積澱，創造性地將中華民族的傳統智慧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起來，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中國化見解。
二、《矛盾論》與中國革命實踐
哲學家羅素在撰寫《西方哲學史》的過程中指出：“哲學乃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並不是卓越的個人所做出的獨立的思考，而是曾經各種體系盛興過各種社會性格的產物和成因。”可見，對於哲學或是某思想家的觀點與著作的探究，不應只關注哲學家的哲學思想本身，更應從其所處的歷史和時代的影響中去評價其哲學成就。那麼，將《矛盾論》置於中國革命進程來看，就不難發現，毛澤東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既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指導革命實踐，又對實踐得來的經驗教訓進行加工、總結和昇華，使其上升為系統化的哲學理論。因此，《矛盾論》不僅是中國長期以來革命經驗總結和昇華的產物，更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強大理論武器。
更加不可否認的是，《矛盾論》深深根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土壤，這與毛澤東豐富的革命經歷有關。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親自參與和領導中國革命實踐使他對中國社會現實矛盾和中國革命鬥爭情況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會和認識。他在《矛盾論》中對唯物辯證法的理解，並非單純源自蘇聯教科書的啟發，他對唯物辯證法的理解與運用始終貫穿於整個革命實踐過程中。《矛盾論》以批判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為出發點，提出了真正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而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就針對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和“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的頗具辯證法思想的論斷，並且毛澤東還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此而言，毛澤東從來就不是隻侷限於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轉述和解釋，而是更加註重將基本原理同具體實踐的融合創造。早在前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就已經初具輪廓。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就曾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特點進行過深入細緻的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他之所以能夠論證中國紅色政權必然存在的客觀依據，是因為他深刻領會了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特殊的矛盾現實。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與深入，豐富的革命經歷成為《矛盾論》更加深層的理論來源。《矛盾論》中毛澤東所結合的中國革命實例一共有14處，例如利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諸多矛盾來論證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又如利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呈現的階段性特徵來論證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反“圍剿”等革命實例,都是毛澤東以中國化的視角解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鑰匙。正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毛澤東所得出的結論：“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將《矛盾論》置於毛澤東先前的理論和實踐中來看，就不難發現《矛盾論》的誕生不僅是毛澤東對以往哲學思想的總結和昇華，更是深深根植於中國革命實踐之中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矛盾論》的基石，那麼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就是《矛盾論》的靈魂。
馬克思曾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矛盾論》不僅是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產生的，更是進一步推進中國革命進程所需要的理論指南。在前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熟，最突出的表現在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創新和實踐指導上的短板。這就給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以滋生和傳播的空間。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留蘇派”常常以馬克思主義專家自居，他們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只侷限於教條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照搬蘇聯模式經驗而忽略了具體的中國實際。除此之外，他們還經常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中尋章摘句，通過引經據典的方式攻擊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將其貶低為“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這種將中國革命引向歧路的做法，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進程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其中以瞿秋白為首的“盲動主義”錯誤，以李立三為首的“冒險主義”錯誤和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錯誤，就是最好的例證。相較之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則紮根於中國革命實踐中發展理論、建設理論,並不斷總結經驗,發展和昇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縱觀黨的歷史，遵義會議雖然嚴厲批評了以王明為首的“左”的錯誤，並在黨內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上恢復了毛澤東的指導地位，但不足之處在於其並沒有從根本上肅清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已經證明:教條主義照搬蘇聯經驗的做法,既有礙於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對中國革命造成巨大危害，更難以在理論上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果實。因此，在抗日戰爭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從理論高度上批判黨內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從思想根源上全面肅清教條主義，奠定黨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矛盾論》應運而生。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矛盾論》既不是書齋中的產物，也不是對任何書本的生搬硬套。它的誕生凝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更滿足了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需要。
三、《矛盾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
從文化的傳播史上看，外來文化要在本土生根發芽，不僅要滿足本土的現實需要，還必須吸納本土文化的優秀成果。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有效地指導中國實踐，真正被中國人民所接受、認同、內化，不僅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還要繼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誠然，蘇聯教科書中的辯證法思想是毛澤東撰寫《矛盾論》的直接理論來源，但是毛澤東並非生搬硬套其中的原理，除了立足於中國的革命實踐之外還以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去加以歸納和解讀，這也正是《矛盾論》相較於其他言語晦澀的哲學著作而更具有較強可讀性的關鍵所在。
毛澤東深刻把握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法思想，這在《矛盾論》中大量引用中國傳統文化的例子可見一斑。《矛盾論》全文中引證中國傳統哲學、典籍、傳說的地方一共有9處。例如引用孫子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和魏徵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兩句中國古代箴言，來闡釋辯證法中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在強調了全面客觀地認識事物不僅要深入把握事物的內部規律和相互聯繫，還應當瞭解矛盾的各方特點。對此，毛澤東還指出“《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並引用“三打祝家莊”的故事充分論證了辯證法原理在軍事戰術中運用的優越性所在；除此之外，在論述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中，毛澤東也引用了“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等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來加以解讀和論證，特別是在論證矛盾同一性和鬥爭性的相互轉化和相互滲透的原理時，毛澤東充分結合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矛盾同一性和鬥爭性原理說的是，處在對立面的矛盾雙方相互依存、相互依賴並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滲透、互相轉化。其實，中國古代哲學先賢們早就洞見了相互依存關係的矛盾雙方，例如在中國典籍中常常出現的這些字眼：天地、陰陽、否泰、剛柔、進退、是非、曲直、攻守、禍福、生死等，都指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雙方，並且中國哲學更側重於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原理，即矛盾的同一性。陰陽作為簡樸而博大的中國道家哲學思想，其中所展現的陰陽互體、陰陽化育、陰陽對立、陰陽同根這四對關係正是矛盾同一性在中國哲學中的最好詮釋，北宋歐陽修撰寫的《易問童子》中提到的：“乾坤一元，陰陽相依”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同樣中國典籍《老子·五十八章》中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個典故說的也是“禍福”這對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道理。
正是因為有著深厚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使得毛澤東在解讀矛盾的同一性時不僅沒有停留在蘇聯教科書的概念和定義當中，而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充分融合進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使其更接地氣。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先是列舉了生與死、上與下、禍與福、順利與困難等一些通俗易懂的概念來詮釋相互依存的矛盾雙方，而後以中國人常說的“相反相成”來解讀矛盾的同一性與鬥爭性，他指出“‘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毛澤東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相反相成”的思想來說明矛盾同一性原理時，並不僅僅是把中華民族的智慧當作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註解，而是將其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將中華民族的智慧融入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之中，豐富併發揮了矛盾雙方相互對立又相互轉化的思想。並且，在此後的實踐當中，毛澤東也充分運用了這一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矛盾轉化思想，這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分析中日雙方優勢與劣勢相互轉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以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出場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的應有之義，毛澤東撰寫的《矛盾論》做到了這一點，這不僅僅使得《矛盾論》超越了蘇聯教科書體系，同時也啟示著之後的理論工作者，在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要注重同中國傳統優秀理論成果相結合。
顧海良教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主要是理論運用於實踐的過程”，另一方面是“實踐上升到理論的過程”。毛澤東所撰寫的《矛盾論》確實做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創造性地將中國革命實踐經驗、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結合起來，以精煉準確、通俗易懂的語言闡發出中國化的矛盾學說。
（選自《決策與信息》2019年第3期，湖北新型智庫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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