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起义军在崇祯一朝席卷整个北中国，到了南明时代又成为抗清的主力军。
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不容小视。关于这支军队战斗力这一点上却众说纷纭，即出现在前期数千明军击溃数万数十万起义军的情况。又常出现起义军敢于和明军精锐甚至清军主力堂堂而阵甚至不落下风的情况。所以对于农民军的战斗力也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
提到明末农民起义军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军的机动能力。明史左良玉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我步兵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
这段文字的记载是在崇祯末年的情况。但是在早期起义军的机动能力依旧令人瞩目，在关乎起义军生死存亡的崇祯六年的黄河突围之战中，起义军主力在一夜之间突过黄河天险，这样的行动效率虽然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危急反应。但是也证明起义军在机动能力上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要知道当时起义军连同自己的家属有十万之众，能在一夜之间组织这样众多的人马渡过刚刚结冰的黄河无疑是很考验一支军队的组织能力的。
起义军的机动能力，明军中围剿起义军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三边总督洪承畴有切身体会，洪承畴在奏折中说：
“ 先时贼避兵逃窜，今则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贼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也。 ”
可见起义军维持机动能力的主要方法是大批量装备战马。根据明军的战报也可以一探究竟，崇祯十一年三水之战，孙传庭大破起义军战场上的缴获物资主要为马骡727匹，铠甲185副，武器1652件。而事后招降起义军 有3050人，献出马骡3021匹。从这两个数据来看，起义军马骡的配备极高。
而根据《平寇志》也能看出起义军战马数量之多。流寇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二三十骑。但起义军却有严格的骑乘纪律，平时所乘止骡，其马不轻骑，留为战用。可以看出起义军时很重视休养马力的。
起义军在转移时同样很有策略规定：
“唯以妻子牵之，衣服妇女器械等项，各载以驴，团聚同行曰老营”
这样的方式进行转移，速度极快，能很迅速的摆脱官兵的追击。而当时明军官兵却是什么情况呢？ 官兵马三步七，首先战马数量就不及起义军。即便是骑兵也就只有一人一骑，至贼营不过五六十里，亦二三十里，人马不饥则倦。这样的状态，自然是很难与起义军作战的。
而起义军更重要的是内部团结。《平寇志》上说百万之众，唯闯马首是瞻。农民军的内部结构是，首领被称为老掌家，每个管辖二三十个老管队，一个老管队管辖六，七十或四，五十个小管队。每个小管队又管辖一，二百或者三，四百个管队。而最小的被称为管队，一个管队有二十人。掌盘子作为全军的总头目自己手上有八、九十家丁，还有三五十个负责巡逻侦查的夜不收。农民军极其重视侦查，所以每个队中都有自己的夜不收。起义军的继承规则是掌盘子牺牲了就重新由营中的人推举一人作为新的掌盘子。下面的各队都是这样。在财产分配上，如果丈夫战死，他的妻子就分配给其他人，子女也由大家一起养育，马匹这些财产留给牺牲者的儿子。没有后代的就重新分配。起义军无疑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的，里面的掌盘子大多都是延安人。
而起义军在行军上也是有自己的规则。每天下午时各队各营，派一人到掌盘子（首领）处议话。全军的行动都听首领一人的意见，首领命令再次驻扎就驻扎，命令转移就转移。权利高度集中。行军也是听到鸡鸣时就要准备起行，在起行时掌盘子会大吹大擂，以鼓舞士气。行军时掌盘子的旗纛在前，各队依次在后。在行军顺序上也有安排，有时是头两队当前，四五队催后（负责掩护）六七队两边迅押，其余的居中。这样做无疑会大大提高行军中的安全系数。在中午休息吃饭时也是有条不紊，派一人在路口高声大喊“某队在此”则此队人马往该路去。在第二天又会调整顺序，这样周而复始。所以起义军在行军过程中往往是极为谨慎，当然这也是经过血的教训获得的。起义军在早期作战中经常遭到明军的伏击。所以到了后来起义军极其重视行军的防护。
但是即便如此起义军依旧存在一个很大的隐患。那就是起义军的首领过于靠前，在起义军作战中经常出现首领被明军和后来的清军伏击的情况。比如崇祯六年，邓玘所率领的川军就在首阳山射杀农民军首领紫金梁。紫金梁是当时农民军的盟主，而这样的关键人物居然被明军轻易射杀足以说明农民军在指挥上的漏洞了。崇祯九年，明军在盩厔俘虏高迎祥。到了后来的南明时期，
李自成被乡兵伏击殒命于九宫山。张献忠查看被清军射杀于阵前都是由于首领过于前突所致。 在扎营时农民军同样很注意。扎营以火为号，晚宿床前，各置一大火，总门前亦置一大火。这样做都是为了防范官兵夜袭。不但在各处设置灯火。起义军还想到了设置假营地的方法来误导官兵。很多时候，真的营地都在假营地的十多里外。一旦要长时间驻扎，农民军会预先设立警戒哨，哨探为每队选一人，登高而望。一旦看到有动静就通知塘马，告诉后面的主力。往往在明军突袭时，起义军却已经有了准备。所以经常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起义军对于民众也是有区分的。并不是简单的杀掠。
遇到富户，就将其财产全部榨取之后斩杀。但遇到医生或有技术的工匠，起义军不会予以斩杀。有技术的工匠如裁缝就编入裁缝队，银匠入银匠队。无业游民则编入打粮队。粗蠢有力者被编入打马草队。强壮有战斗力的人就给弓马刀枪。而那些不能作战的也不轻易杀掠，就将其裹挟，但不允许私自离开。一旦发现有人私自离开被抓捕者就会立刻遭到斩杀。这样的结果往往使农民军的数量变得极为庞大，经常达到数万数十万甚至百万之众。
但是起义军中真正有战斗力的却不是那些裹挟的民众。而是那些数量有限但战斗经验丰富的逃兵，逃卒，降兵组成。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高迎祥部就是这样。明朝官吏称高迎祥军多降丁、甲仗精整，部伍不乱。所以明军一直把高迎祥军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到了崇祯末年，进入起义军中的溃军，降兵格外多。随着明朝国势日衰，进入起义军中就不仅仅是普通的逃兵，饥兵。更有来自陕西的将门子弟。在 《怀陵流寇始终录》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固相率立诨名”。
所以到了李自成在与明军作战时能堂堂而战是采用的战术是“三堵墙”。三堵墙战术要求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起义军中更重要的是平均主义盛行，官兵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隔阂。当时作为农民军首领的李自成与士卒同甘共苦， 在饮食上“粗粝与众共之” 。 在作战上起义军首领大都身先士卒。这样的战斗状态是处于衰败中的明朝军队所不能比的。所以到了最后，农民军无论是在人员素质，组织结构还是战术修养上都全面胜过明军。但农民军在应对清军时却惊奇的发现自己已有的战术在新的敌人面前似乎完全失效了！
閱讀更多 歷史達人VIP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