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以很快的時間，便侵佔了中國整個東北地區（含熱河，察哈爾等）。國民黨則一邊祈望所謂
‘國際社會’的裁決，主要精力仍然奉守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放在對付共產黨上，激起了社會輿論的極其不滿。反侵略、反新軍閥、反內戰的呼聲響徹中國大地。舒葆初，貴州甕安人。以杭州警官學校任總務科長之職，考入南京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這是一個嚮往紅色的國民黨青年軍官。曾熟讀如《社會科學大綱》、《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等 。冷少農以鄉人結識，在與舒葆初多次接觸後， 多方觀察、瞭解、考驗後將其發展為中共黨員。舒葆初在學習結束後，中共決定由他打入黔軍八十五師進行兵運工作。其組織關係直接交由中共長江局。
中間坐者為舒葆初
時中共中央決定，號召群眾開展反帝鬥爭，組織兵變和游擊戰爭。冷少農等南京中共地下組織領導圍繞這一中心任務，組織“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濟會”，發動社會各界起來聲討日軍侵略行為，要求政府抗日救國，並組織、舉行了10萬餘人的反日救國大遊行。這期間發展一批優秀青年學生加入了中共，如南京大學學生吳越等，
1932年，吳越任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負責人。
南京中共市委決定，要加快策動國民黨軍隊兵變，建立江南地區的中共武裝力量，把隊伍拉上天目山，建立根據地。
中共中央同時還決定，在國民黨軍警中策動一支隊伍直接參加工農紅軍，
1932年初，舒葆初至駐湖北崇陽國民革命軍新編第10師（原黔軍八十五師）報到後，任八十五師軍士教導隊一中隊上尉區隊長。同時被中共長江局任命為鄂南總支部書記，負責領導
通山、通城、崇陽、漢口、白霓橋、揚方林等地的中共地下組織。舒葆初在國民黨軍中發展了周廷賢、李光庭、黃克勤、莫德維、沈樸仲、宋應達等為中共黨員，併成立了中共支部，自己任支部書記。中共中央指示冷少農再度與舒葆初取得聯繫，做好新編第10師（原黔軍八十五師）的兵運工作。舒葆初多次派黃克勤（黃之勖）到崇陽大河與紅八軍聯繫，並暗中做好範揭成團的兵變事宜。通過策反，該團300多人投奔了紅軍，團長範揭成逃跑 。
同年，中共長江局派王覺夫（汪超海）向舒葆初傳達指示：“作好八十五師‘兵變’的周密計劃，活捉師長謝彬帶動全師起義。。。”
舒葆初隨後在位於營地以東，郭家嶺凌雲塔內秘密召開支部會議研究部署兵變行動計劃。會議分析師長謝彬系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的親信，反動立場頑固，難以策反，決定以在師部候差的周庭賢作內應，殺掉謝彬。縣城兵力較少，以教導大隊足可制勝。
兵變計劃正緊密部署時，參與起義策劃的郭紹藩突然叛變，夜晚偷偷跑到旅長劉竹明的公館裡告密（師長謝彬當時不在崇陽），劉竹明囑咐郭紹藩不要聲張，一邊急速派人轉報在漢口的師長謝彬。謝彬即刻回崇陽，立即召集副師長陳洪達、參謀長馬守援等確定對策，隨後便開始大拘捕，株連遭捕者達20餘人。突擊審訊後，舒葆初、宋應達、莫德維、黃克勤、周庭賢、毛毳、張傑等7名共產黨員前後被殺害於崇陽城東老橋邊桑園沙洲上，有的被槍斃，有的被用刺刀捅死，時稱“崇陽慘案”。
在中共南京地下鬥爭的歷史上，1932年前曾遭受到多次大破壞，中共組織一次次被摧毀，然而又迅速重建。
1930年，在經受了第六次大破壞後，中共中央即派曾中生、惲雨棠、李耘生、王善堂等來恢復組織。
1930年8月，中共江蘇省委派曹瑛到南京恢復工作。
1930年9月6日，曾中生（曾鍾聖）任市委書記。9月下旬，曾中生調回上海，市委由曹瑛、楊子莊負責。根據9月下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停止組織武裝暴動，恢復中共及共青團、工會在南京的各級組織及其正常工作。
1930年10月，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改為中共江南省委。11月初，惲雨棠任市委書記。
中共烈士，惲雨棠
1931年1月，惲雨棠在上海被捕，不久犧牲。同月，中共江南省委改組為中共江蘇省委。2月，中共江蘇省委派李耘生（李立章）到南京恢復中共南京市委組織。4月，王善堂（宮成棟）任市委書記，市委機關先後設在遊府西街裁縫鋪、黃家堂1號、水佐崗3號等地。
1931年底，通過冷少農、李耘生、宋月波等人深入工人區、大學及軍隊中，發展黨員近200名，建立10多個支部，積蓄了一支十分可貴的革命力量。在市委之外又建立南京特別委員會，專管外縣工作， 李耘生負責。
中共烈士，原南京地下組織南京特委領導人李耘生（李立章）
1932年2月，市委書記王善堂被捕叛變，供出全市黨員密寫名單。 3月，吳恕和路大奎（路鵬，南京市委軍委書記）叛變。4月，特委書記李耘生等被捕，中共南京組織遭受到第七次大破壞，並波及江蘇省委所屬的徐海蚌、長淮特委，至1933年2月有300多人被捕，100多名中共地下組織各級幹部、黨員，內線犧牲。冷少農也被捲入其中。
國民黨特務機關從叛徒口中得知冷少農竟是是中共中央軍委派駐南京地下黨軍事情報工作的負責人，皆為震驚。何應欽萬沒想到他身邊的學生、同鄉，親信秘書竟然就是一名中共高級特工，惱怒異常，嚴令懲辦到底。中共地下組織多次設法營救都未成功。
獄中，國民黨方以高官厚祿引誘希望他說出派到南京、上海、武漢一帶黨員的活動情況及負責人名單，無果。對他施以大刑，冷少農亦堅貞不屈。同牢難友復旦大學教授
笪移今（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回憶說：他神情泰然自若，毫無消極悲觀的情緒。根據關在冷少農同監房的吳越（1932年任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長）記述：“6月9日凌晨一群荷槍實彈的軍警衝入監區。在獄警打開鐵鎖的時候，冷少農與李耘生領頭唱起了《國際歌》，歌聲越唱越大，和者越來越多。冷少農、李耘生等13位革命同志被押出了監獄，帶到雨花臺刑場。在這生命的最後時刻，冷少農與李耘生等革命同志從容鎮定，舉起帶銬的手，從胸膛迸發一陣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當天全獄的三百餘人靜默無聲吃不下飯，表示哀悼。”
1932年6月9日，冷少農等13位中共地下組織 高級地工， 領導人在雨花臺英勇就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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