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很快的时间，便侵占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含热河，察哈尔等）。国民党则一边祈望所谓
‘国际社会’的裁决，主要精力仍然奉守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放在对付共产党上，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其不满。反侵略、反新军阀、反内战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舒葆初，贵州瓮安人。以杭州警官学校任总务科长之职，考入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这是一个向往红色的国民党青年军官。曾熟读如《社会科学大纲》、《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等 。冷少农以乡人结识，在与舒葆初多次接触后， 多方观察、了解、考验后将其发展为中共党员。舒葆初在学习结束后，中共决定由他打入黔军八十五师进行兵运工作。其组织关系直接交由中共长江局。
中间坐者为舒葆初
时中共中央决定，号召群众开展反帝斗争，组织兵变和游击战争。冷少农等南京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组织“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发动社会各界起来声讨日军侵略行为，要求政府抗日救国，并组织、举行了10万余人的反日救国大游行。这期间发展一批优秀青年学生加入了中共，如南京大学学生吴越等，
1932年，吴越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南京中共市委决定，要加快策动国民党军队兵变，建立江南地区的中共武装力量，把队伍拉上天目山，建立根据地。
中共中央同时还决定，在国民党军警中策动一支队伍直接参加工农红军，
1932年初，舒葆初至驻湖北崇阳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0师（原黔军八十五师）报到后，任八十五师军士教导队一中队上尉区队长。同时被中共长江局任命为鄂南总支部书记，负责领导
通山、通城、崇阳、汉口、白霓桥、扬方林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舒葆初在国民党军中发展了周廷贤、李光庭、黄克勤、莫德维、沈朴仲、宋应达等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中共支部，自己任支部书记。中共中央指示冷少农再度与舒葆初取得联系，做好新编第10师（原黔军八十五师）的兵运工作。舒葆初多次派黄克勤（黄之勖）到崇阳大河与红八军联系，并暗中做好范揭成团的兵变事宜。通过策反，该团300多人投奔了红军，团长范揭成逃跑 。
同年，中共长江局派王觉夫（汪超海）向舒葆初传达指示：“作好八十五师‘兵变’的周密计划，活捉师长谢彬带动全师起义。。。”
舒葆初随后在位于营地以东，郭家岭凌云塔内秘密召开支部会议研究部署兵变行动计划。会议分析师长谢彬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亲信，反动立场顽固，难以策反，决定以在师部候差的周庭贤作内应，杀掉谢彬。县城兵力较少，以教导大队足可制胜。
兵变计划正紧密部署时，参与起义策划的郭绍藩突然叛变，夜晚偷偷跑到旅长刘竹明的公馆里告密（师长谢彬当时不在崇阳），刘竹明嘱咐郭绍藩不要声张，一边急速派人转报在汉口的师长谢彬。谢彬即刻回崇阳，立即召集副师长陈洪达、参谋长马守援等确定对策，随后便开始大拘捕，株连遭捕者达20余人。突击审讯后，舒葆初、宋应达、莫德维、黄克勤、周庭贤、毛毳、张杰等7名共产党员前后被杀害于崇阳城东老桥边桑园沙洲上，有的被枪毙，有的被用刺刀捅死，时称“崇阳惨案”。
在中共南京地下斗争的历史上，1932年前曾遭受到多次大破坏，中共组织一次次被摧毁，然而又迅速重建。
1930年，在经受了第六次大破坏后，中共中央即派曾中生、恽雨棠、李耘生、王善堂等来恢复组织。
1930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派曹瑛到南京恢复工作。
1930年9月6日，曾中生（曾钟圣）任市委书记。9月下旬，曾中生调回上海，市委由曹瑛、杨子庄负责。根据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停止组织武装暴动，恢复中共及共青团、工会在南京的各级组织及其正常工作。
1930年10月，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改为中共江南省委。11月初，恽雨棠任市委书记。
中共烈士，恽雨棠
1931年1月，恽雨棠在上海被捕，不久牺牲。同月，中共江南省委改组为中共江苏省委。2月，中共江苏省委派李耘生（李立章）到南京恢复中共南京市委组织。4月，王善堂（宫成栋）任市委书记，市委机关先后设在游府西街裁缝铺、黄家堂1号、水佐岗3号等地。
1931年底，通过冷少农、李耘生、宋月波等人深入工人区、大学及军队中，发展党员近200名，建立10多个支部，积蓄了一支十分可贵的革命力量。在市委之外又建立南京特别委员会，专管外县工作， 李耘生负责。
中共烈士，原南京地下组织南京特委领导人李耘生（李立章）
1932年2月，市委书记王善堂被捕叛变，供出全市党员密写名单。 3月，吴恕和路大奎（路鹏，南京市委军委书记）叛变。4月，特委书记李耘生等被捕，中共南京组织遭受到第七次大破坏，并波及江苏省委所属的徐海蚌、长淮特委，至1933年2月有300多人被捕，100多名中共地下组织各级干部、党员，内线牺牲。冷少农也被卷入其中。
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叛徒口中得知冷少农竟是是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南京地下党军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皆为震惊。何应钦万没想到他身边的学生、同乡，亲信秘书竟然就是一名中共高级特工，恼怒异常，严令惩办到底。中共地下组织多次设法营救都未成功。
狱中，国民党方以高官厚禄引诱希望他说出派到南京、上海、武汉一带党员的活动情况及负责人名单，无果。对他施以大刑，冷少农亦坚贞不屈。同牢难友复旦大学教授
笪移今（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回忆说：他神情泰然自若，毫无消极悲观的情绪。根据关在冷少农同监房的吴越（1932年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记述：“6月9日凌晨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冲入监区。在狱警打开铁锁的时候，冷少农与李耘生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歌声越唱越大，和者越来越多。冷少农、李耘生等13位革命同志被押出了监狱，带到雨花台刑场。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冷少农与李耘生等革命同志从容镇定，举起带铐的手，从胸膛迸发一阵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天全狱的三百余人静默无声吃不下饭，表示哀悼。”
1932年6月9日，冷少农等13位中共地下组织 高级地工， 领导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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