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按一定的章術法式予以排列組合，便成了文章。有一種文章體裁為中國所獨有，那就是駢（音：[pián]）文，又稱儷文。
“儷文律詩為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斯體。”（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駢文起源於兩漢，“由西漢而漸進至東漢”，極盛於兩晉南北朝。這種文體以雙句﹙即儷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聲律與藻飾。其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者，又稱四六文，常作為駢文的別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間為句，世稱駢四儷六。劉勰把駢偶的形成歸於自然：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文心雕龍·麗辭》﹚
“八股文實駢儷之支流，對仗之引申。”（錢鍾書《談藝錄》）
“儷”字本義為配偶，引申為成雙成對，或對偶。“儷辭”指對偶的詞句。“對語儷辭，盛行於俗”。“駢”字的含義與“儷”相同，其本義是兩匹馬並駕前軀。
所謂駢儷文乃是以對句為主的文章。所謂對句，即對偶句。
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沙鷗翔集，錦鱗游泳”；“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均見范仲淹《岳陽樓記》）
與對偶句並行的是散行句。先秦古文一篇之中，既有對偶句也有散行句。散行句中也有句散而意偶或句偶而意散的。對偶顯齊整，散行顯活潑。整齊的對偶或許呆板，要用散行句使之生動，散行句欠齊整，要用對偶句凸顯莊重。何處用對偶，何處用散行，都要適應文章內容的需要，構成奇偶錯綜的變化。
構成對偶的句子也要適應這種需要而有所變化。
試看李斯《諫逐客書》：“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這兩句是對偶。下兩句若用同樣的寫法，“東迎蹇叔……東求丕豹……”，
聯用三個“東”字就重複了，故後兩句便不指明方位。如此對偶並不要求字數相等，“由余”、“蹇叔”是兩個字，“百里奚”三個字，“丕豹、公孫支”是兩人五字，這樣對偶較為自然，在對偶中又有參差。這種變化是適應上述需要自然形成的。
對偶句與散行句結合的寫法有時也可以增強文章的氣勢。
如西漢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
文中“席捲天下”與“包舉宇內”對偶，“囊括四海之意”與“併吞八荒之心”對偶，這四句不僅字數相當，意思也相同。這四句對偶句與開頭的散行句“秦孝公……”相配合，使文章顯得很有力量。
對偶是句與句相對，排比則是兩句與兩句相對。
如班固《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用。”
一二兩句和三四兩句構成排比。所謂排比，就是比物連類，即把內容相關，結構類似的句子排比起來。
這種比物連類的例子在散文裡也有，
如“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王禹偁《待漏院記》）
文中“天道……”與“聖人……”構成的排比，就不限於兩句對兩句了。
章回小說的回目則是三句相對，如《三國演義》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與“斬黃巾”相對，“豪傑”與“英雄”相對，“三結義”與“首立功”相對。
又如《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人名對人名，“夢幻”對“風塵”，“識通靈”對“懷閨秀”。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無偶，亦不能有偶而無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則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合合而為十，則偶矣。首奇也，而兩耳兩目，則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則偶矣。且一奇與一偶相對，則有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葉，最為吾人之美觀者，何莫非奇偶之相雜。”“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無偶，亦不能有偶而無奇；不能分其何篇為駢文，何篇為散文也……或奇或偶，均發乎天籟之自然”。﹙陳柱《中國散文史》﹚
駢文是從辭賦發展而來的。
賦是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通過“鋪採摛文”以“體物寫志”。漢代人常把賦與辭連用，稱為辭賦。
甲骨文上的卜辭，只是一些句子，鮮有一章一節的。《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編纂，比卜辭整齊些罷了。王安石指《魯春秋》為“斷爛朝報”，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所謂“斷”便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參見朱自清《經典常談》）
《尚書》就不同了。即使其中大部分是後人追記，但《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總在商周之間。那幾篇不僅有章節，而且成了篇。卜辭是“辭”，《尚書》大部分也是“辭”。兩者都是官方文書。
辭本是“訟”的意思，乃辯解的言語也。這種辭兼有議論與敘述兩重含義。春秋時列國紛爭，彼此交往頻繁。外交言語關乎國家命運，不用說更需要慎之又慎了。這種言語也稱“辭”，又稱“命”，或合稱“辭命”，或“辭令”。所謂外交辭令出處就在這裡。
孔子很注意辭命，覺得它並非易事，故自己謙虛地說幹不了。但教學生卻有辭命一科，他稱讚子貢擅長言語。這裡的“言語”便是辭命。那時“言”與“文”似乎是合為一體的。“辭”多指開口說的言語，“命”多指手寫的言語。不過也可兼指。各國派使臣出國辦外交，有時只有口頭指示對策，有時準備文稿讓他帶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還得隨機應變，臨場發揮。蓋因許多情況是難以預料的。
戰國時期遊說之風大為盛行。遊士有時光憑一張口就能封卿拜相。所以最重說辭。這些遊士們的說辭往往滔滔不絕，說得天花亂墜，只圖打動人主的心。那時候墨家、儒家、道象、法家無不重視辯論的方式方法。
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論語》以記言為主，卻不是孔子自己所記，而是他的弟子所記。諸子書大抵多是弟子及後學者所記，自己寫作的極少。
所謂記言，最初記的是對話，後來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可以《老子》為代表，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
戰國遊士的說辭好用譬喻，譬喻一時蔚為成風。這種風氣開後世辭賦之先河。那時的“論”還只是以篇為單位，還沒有“書”的觀念。《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書。這部書出於秦相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凡30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個月，八是卦數，六是秦國的聖數。上述數目字構成了《呂氏春秋》的框架，並非邏輯的程序。
西漢劉安主編的《淮南子》始按邏輯程序編書，結構也嚴整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也就漸趨平民化了。《論語》是第一部私家著作，以後這種著作越來越多，傳播亦越來越廣。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左傳》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但它的記事順序是按照《春秋》的，故又稱《春秋左氏傳》。
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才稱得上中國第一部有自己系統的史書。這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二是十二個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數，三十取“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以表彰那些“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輔弼股肱之臣”。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敘人物的。《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但這部書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在於描寫人物。左丘明只描寫事，司馬遷則描寫人。寫人比寫事更難些，更需要精細的觀察與得體的剪裁。
賦的創作在漢代盛極一時。據記載，成帝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加上西漢末年和東漢一朝的作品，數量當更為可觀。
“賦似乎是我國特有的體制；雖然有韻，而就它全部的發展看，卻與文近些，不算是詩。”﹙朱自清《經典常談》﹚
“不歌而誦謂之賦。”作為一種文體，賦乃“古詩之流也”。最早以賦名篇的是戰國荀卿的《賦篇》，到漢代形成一種特定的體制，兼具詩歌與散文的特徵。漢以後，賦或向駢文發展，或更加散文化。接近於散文的稱“文賦”，接近於駢文的稱“駢賦”。
從字義看，“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
鋪張是賦的本來面目。但鋪張的作用原在諷諫，所謂“勸百而諷一”就是這個意思。由於漢武帝好辭賦，作者極眾，爭相競勝，故致為鋪張而鋪張的地步。
賦，可分兩類：“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前者是“詩人之賦”，後者則為“辭人之賦”。甚至有詼諧嫚戲，毫無主旨的。難怪辭賦家會被人鄙視為倡優了。﹙參見朱自清《經典常談》﹚
漢賦多模仿楚國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漢人把他們的作品收為一集，名曰《楚辭》。這類作品富於抒情成分與浪漫氣息，篇幅、字句較長，形式也比較自由，多以“兮”字助語勢。漢賦繼承楚辭形式上一些特徵，但較多采用散文的寫法。漢代雖將辭與賦統稱為“辭賦”，但“賦”與“辭”業已有所不同。
初期的漢賦，從形式上看，與《楚辭》幾乎沒有差別。枚乘《七發》開創了一種以鋪張為能事、進一步散體化的新賦體。又經過司馬相如等人的發揚光大，到武帝時新賦體成為漢賦的主流。
新體漢賦一般可分大賦與小賦兩類。大賦多為鋪敘誇耀都城、宮殿、苑囿之盛與帝王大規模行獵的場景，旨在迎合最高統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樂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諷諫之意。主要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楊雄的《長楊賦》、《羽獵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等。上述作品寫得富麗堂皇，很有氣勢，但往往誇張浮飾又堆砌詞藻，喜用冷字僻詞。
小賦的篇幅較短，內容比較廣泛，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風格比較清新，主要流行於東漢，著名作品有：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禰衡的《鸚鵡賦》等。
從形式上看，漢賦的特色是排偶、鋪張、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裡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賦作雖用排偶，尚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從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用典也越來越多。西漢習用的文字句子很短，最短只有兩個字。到東漢句子就長起來了，最短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來表達一個意思。所謂駢文就是這樣從賦體演變而來的。駢體源於辭賦，句讀整齊，對偶工麗，聲調和諧，還夾帶不少抒情成分，既賞心又悅目，因而投人所好，形成了一種經久不衰的文章體裁。
梁昭明太子選編《文選》，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在他看來，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也不能入選；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同樣不能選入。“辭”是子、史的支流，當然不能選。上述種種皆不符合“文”的標準。他所選的只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即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與譬喻。只有典故、譬喻用得合宜的文章，才能選進他的《文選》裡。這種作品彷彿各種樂器，“併為人耳之娛”，又好像各種繡衣，“俱為悅目之玩”。這就是“文”不同於經、史、子及“辭”的地方。兩者作用不同，性質自異。
昭明太子第一次提出了“文”的標準。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就是說，只有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符合“文”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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