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纵览》，作者：祝彦。
核心提示：1938年5月 5日，我……接重庆《时事新报》汉口办事处转该报总主笔薛农山函。内附30元钞票。要我马上转陈独秀先生……我不吃午饭，按址前往，问成衣店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是安徽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由这些答话，显然他不知那老头儿是中共创立者和曾连任总书记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楼，那个人又说：“小心啊，当心跌下来！”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楼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内。那是大约8个榻榻米的前楼，在左方靠窗的墙边放一张木板床，上挂蚊帐，中有单被。床前一张方桌，三四张木凳，两三只红皮箱放在床边。看见我，室内3个人有些惊讶，因为才下课的我，穿黄布军装（我是上校教官）。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受中共指使来杀“托匪汉奸”的暴徒！那3个人中有一位妇人，我认得是在武昌住宅拒绝我和李素麦兄会见陈先生的陈夫人。另两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头发，有胡子。我问他：“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谁？”我忙把名片递给他。他看后微笑道：“啊！我们是‘汉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先生。他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的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陈独秀
所谓“政治上软禁”，是指尽管陈独秀在政治上已声明无党无派，身体也是疾病缠身，但是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国民党当局仍不放心，时时派特务监视着他。据时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一两个月要来问问。”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南京局势越来越危险，陈独秀于1937年9月9日匆匆离开南京，14 日抵达武汉，租住在华中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陈独秀虽然不能亲自操戈上战场，但他对抗日满腔热情，积极鼓动宣传民众抗战救国。期间，除了遇上王明、康生制造的 “汉奸”冤案干扰外，陈独秀的生活基本是平静的。在武汉期间，从延安叛逃来汉的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驻汉口特派员、萍乡老乡蔡孟坚的安排下，与陈独秀见了面。对此，蔡孟坚回忆道：
因戴（即戴笠）悉国焘与我同系萍乡小同乡，即亲带他来我家会晤，嘱我对他力加保护，一如保护彼时已被释放也住在武昌粮道街的陈独秀一样，恰好陈、张二人同是北大中共建党发起人，他们原属鱼水相得，又是同病相怜，我让他们见面，因而他们密切往返，我与国焘为小同乡又中学先后同学，从乡谊成为友谊，同时我对他与陈独秀均有保护责任，有时招待他二人便餐。
但这种老友相谈的日子并不长久，由于两人所做的选择迥异，心境也不相同，逐渐越走越远，正如有人分析指出：“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同是共产党的元老，同是被共产党宣布开除的人，但两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又迥然各异。陈独秀是从爱护共产党的角度出发批评共产党，虽被共产党开除却始终保持晚节，不当国民党走狗；张国焘是从痛恨共产党的角度出发反对共产党，心甘情愿地效忠于国民党。”
只有应邀到大学演讲，面对众多热情的青年学生时，人们才能看到革命家陈独秀的独特风采。据当年曾亲自去陈独秀家里邀请他到华中大学做抗日演讲的许俊千回忆，陈独秀的演讲，场面十分热烈。对于邀请经过，他作了详细的叙述：
其时，我正在华中大学学生联合会参与宣传工作，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陈独秀先生的文章，也偶尔见过他的书法。其学识渊博，翰墨清香，素为人所仰慕。我与几位同学计议，应趁时请他到校园做一次演讲，几经打听，才问明他就住在华大校园后侧候补街5号，离校园后门不过几百步远。
一天，我和同学焦传统去敲门求见，一位容颜端秀，穿浅兰色旗袍女士（应是潘兰珍），轻轻启开门缝问我们找谁，我说要见陈独秀先生，并将学生会的邀请信送上，她忙说，呵！你们大学生。她进去告知，随即拉开大门请我们在天井旁另一间简陋的书房等候。一会儿，陈先生进来，我们起身鞠躬致敬，他一见我们都是年轻学生，喜形于色，热情地伸手让座。他的身材不高，鬓发灰白，显得有点驼背，一口安徽乡音，声音不大洪亮，但话语清楚好懂，启口就问我们个人的学习和家乡情况，接着就谈他对武汉三镇的了解，我们都做了简单的回话，他的态度谦和，使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拘束，我即提出来同学们都想请他到华大校园作一次抗日演讲，他低头想了想就答应了。好在距离很近，约定了一天由我们学生出面接送。我们高高兴兴地告辞出门时，对潘女士也表示了谢意，只知她是由南京陪伴同来，而不知她是何许人，以及与陈先生的关系。
演讲之日，早饭后，我们两人再到他家，陈先生穿上新的深色长袍、布鞋，显得非常雅洁，我们扶着他出门，请潘女士放心，她替陈先生理理衣领，对我叫一声，同学慢走。我们为回避路人围观，一进校门就从女生宿舍后侧转上根书林楼上大礼堂。陈先生刚上讲台，掌声不绝，听众越来越多，连讲台地下、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演讲开始，陈老问了一声大家好，就对抗日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做了一番思想深刻、逻辑性很强的讲演，看来事先做了很好的准备，不是即兴敷衍。……讲了一个多钟头，听众多作笔记。结束时，我们挡住不让人上台请他签名，呼吁让他休息。又从后门陪送回家，陈先生在校园流连忘返，精神很好。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将这次演讲的内容与陈独秀的其他几篇抗战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我对于抗战的意见》。除了这样偶尔的热闹之外，更多的时候陈独秀则是“闭门不出”。由于经济上没有固定来源，因此生活也很清贫。陈独秀的学生陈中凡“拟推荐先生至武大教书，或转托人向参政会设法，暂维目前生活”。但对于这些学生与旧友的好意，陈独秀都婉言予以谢绝，他主要考虑的是不给人添麻烦。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王星拱与陈独秀是好友，但陈独秀说：“抚五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校园后面的独院住不起了，便又搬到更为拥挤简陋的地方。对于陈独秀当时的窘迫生活，曾资助过陈独秀的郑学稼非常真实和生动地做了描述：
1938年5月 5日，我……接重庆《时事新报》汉口办事处转该报总主笔薛农山函。内附30元钞票。要我马上转陈独秀先生……我不吃午饭，按址前往，问成衣店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是安徽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由这些答话，显然他不知那老头儿是中共创立者和曾连任总书记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楼，那个人又说：“小心啊，当心跌下来！”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楼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内。那是大约8个榻榻米的前楼，在左方靠窗的墙边放一张木板床，上挂蚊帐，中有单被。床前一张方桌，三四张木凳，两三只红皮箱放在床边。看见我，室内3个人有些惊讶，因为才下课的我，穿黄布军装（我是上校教官）。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受中共指使来杀“托匪汉奸”的暴徒！那3个人中有一位妇人，我认得是在武昌住宅拒绝我和李素麦兄会见陈先生的陈夫人。另两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头发，有胡子。我问他：“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谁？”我忙把名片递给他。他看后微笑道：“啊！我们是‘汉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先生。他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的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武汉期间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但是没多久，即使这样清贫的日子也不能平静地过下去。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始对武汉进行轰炸，武汉也面临沦陷的危险。滞留在这里的逃难者于是又开始向上游地区逃去。陈独秀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开始做逃离武汉的准备。
其实，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就有离开武汉的打算。只是由于碰上王明、康生栽赃陷害他是“汉奸”，为了辩诬，便耽误了下来。6月16日，陈独秀正准备乘坐好友包惠僧为他安排的船离开之时，分别30余年的大姐一家从安庆逃难来到武汉。姐弟两人难中相见，既悲又喜。于是，陈独秀抱歉地对热心的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这样一来，陈独秀就在武汉又呆了十几天，于月底和姐姐一家一起动身。7月初，陈独秀一行抵达重庆。在渝逗留了一个月，便感到留在重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江津在重庆上游90公里处，陈独秀于8月3日到达江津。谁知在江津也住不安稳，于是又于1939年5月份迁居到离江津县城10余公里的小镇鹤山坪。陈独秀哀叹道：“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由于落魄逃难，陈独秀在江津的住所很不固定，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对于一个垂暮之人，这样频繁搬家，且不说体力难支，而且心理和精神上会产生强烈凄凉的感觉。
当地士绅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想出版祖父的遗著，很希望有一位名家代为校正并作序。有一次，陈独秀偶尔在街上的旧书摊上看到了杨鲁承读《皇清经典》的手稿，颇感兴趣，便买了这本手稿。此事传到杨家，杨家便邀请陈独秀住进了颇为气派的石墙院，帮助整理其祖父遗稿。这样，陈独秀才算稍微安顿下来，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近4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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