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在網上發佈了一張抗戰時日本炮兵部隊在我國南方行進時的照片，沒想到引起了讀者朋友們的熱議，幾百條評論都在盛讚《論持久戰》的遠見卓識。照片如下，一心要稱霸亞洲的日軍，行軍全靠人拉馬拽。
抗戰時，日本的工業實力和部隊的現代化水平都遠高於中國，才會喊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全面抗戰爆發後，日軍確實如豬突一般，迅速佔領了中國東部大片領土。
然而好景不長，開戰還不到兩年時間，日軍就只能龜縮在鐵路沿線的城市之中，作戰半徑也很少超過鐵路補給線200公里。
侵華日軍的現代化水平雖然不及歐美軍隊，但每發動一次戰爭所需彈藥和後勤補給也是驚人的。大戰之前，日本首先要從國內或是東北將作戰物資用輪船和火車運抵距離戰場最近的城市。
中國當時基礎設置幾近於無，日軍也缺少足夠的軍用卡車，物資必須依靠騾馬或人力才能運到前線。一旦這個距離超過200公里，也就是畜力三天的路程，日軍就很難保證後勤的及時供應，稍有不慎就會陷入彈盡糧絕的困境。
日軍只能被迫將有限的兵力集中在鐵路沿線的大城市，城市以外的廣大農村地區雖然名義上還是“淪陷區”，但卻為中國軍隊，尤其是敵後游擊隊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天然的練兵場。
其實不光中國方面很早就判斷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日軍在開戰之初也預料到了這一點。僅僅因為日軍瘋狂地叫囂“速戰論”，以至於很多人並不知道而已。
早在一戰之時，日軍赴歐洲的臨時軍事調查委員永田鐵山就明確指出：大國之爭正逐漸從短期的軍事決戰，轉向整體國力的持久對抗。日本因此制定了以“整體戰”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持久戰。
日本積極構建國家動員體系，將軍部權利無限擴大，以保證國家各項資源能夠用於戰爭。全面抗戰爆發前，關東軍參謀次長，同時也是總體戰論者石原莞爾認為不應該擴大戰爭規模，而是要全力開發東北，將其以工業體系逐步轉向能夠滿足日本戰爭需要的重工業上來。
然而自甲午以來，日軍對華作戰始終未遇到強有力的抵抗，尤其是九一八之後，日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比日本國土面積還大三倍的東北。日軍上下瀰漫著一股驕橫之氣，在他們眼中只有蘇美才是真正的敵人，一拳擊敗中國是百分之百能夠實現的。
1937年7月17日，日軍參謀本部作戰科判斷，用兩到三個月時間即可戰勝中國。如果戰事發展到要持續一年以上的時間，只需在河北、上海和蘇州增派兵力，並用海軍切斷中國對外交通，便可用經濟戰使其屈服。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軍果然在華北節節勝利，又從上海打到首府南京。全軍進入到亢奮地進攻狀態之後，日軍又接連發動了徐州、武漢等多場會戰。可就在武漢、廣州被相繼攻陷後，日本突然發現在短時間內佔領的區域完全超過了日本及其傀儡政權所能控制的上限。
廣大而無法完全控制的“淪陷區”讓日軍每年必須付出“十倍於建設滿洲的努力”。在此期間，一旦蘇日開戰，“勢必讓第三國以逸待勞，最終東亞，特別是皇國走向自我毀滅”。
儘管日軍始終在各地建立傀儡政權，以圖降低侵華成本，但由於無法完全控制佔領區，傀儡政權根本無法脫離日軍存活。與此同時，日軍又寄希望於通過“速決戰”迫使中國屈服，所以遲遲下不了決心收縮戰線、削減兵力。
總得來說，日本對持久戰的研究較早，戰爭動員體系也比中國更為有效。日本對華戰略的失敗並非不知道應對持久戰的辦法，根本的原因在於低估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決心。一次又一次的軍事誤判，讓日軍不得不頻繁修訂作戰方略，最終為日軍的戰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閱讀更多 史料不輯 的文章
